研究学术史,离不开梳理相关研究的学术传统.据专家解释,传统"乃是一种'有效应的历史',它不是固定的'过去',而是每一代人根据'现在'的内在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指向'未来'的进程"(江湄:《创造"传统":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与中国学术思想史典范的确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先秦子学研究的学统的梳理可以说是学术史总结的一个典型案例.从班固到章太炎、胡适,再到当代学人,不断热议先秦诸子起源问题.这些研究深化了对于诸子学的认识,提出了许多卓见.我们梳理这个过程,会得到关于学术史研究的方法论与认识论方面的启迪.
一
先秦诸子的时代是古代中国学术与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段.在这个时段里面,学术大师不断涌现,像孟子那样,"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孟子注疏》,阮元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11页)者,在所多有.战国后期,已经开始对于林林总总的诸子学说予以缕析分类.
但这些缕析分类,皆无称"家"之例.《庄子·天下》将天下的道术分为六类,荀子作《非十二子》篇,剖析诸子学术,《吕氏春秋·不二》篇也用极简短的文字抉发诸子特点.至汉初,对于先秦诸子亦只称某子,如《淮南子·要略》述孔子、墨子学术,而不称儒家、墨家.称家之例始自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然亦只称法家、道家、名家,其他三家则称为阴阳、儒者、墨者.至《汉书·艺文志》始有诸子十家之说.
诸子蜂起,虽然云蒸霞蔚,空前活跃,但诸子学说相反相成,歧乱杂异.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需要的是思想理念的融通,而不是针锋纷争,正如《风俗通义》所谓"诸子百家之言,纷乱殽乱,莫知所从"(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所以,诸子之学于汉代进行全面总结,有着政治需要的因素.从汉初的司马谈到东汉时期的班固,汉儒对于诸子学术的总结,主要有二.一是将诸子分为"家".刘向着《别录》、刘歆着《七略·诸子略》,皆将诸子分为各"家"进行梳理,班固着《汉书·艺文志》在此基础上划分诸子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并且总结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6页)李振宏先生指出,"先秦诸子的划分形成于汉代;汉人根据他的时代需要,对先秦诸子学进行新阐释或改造",并且用"'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的说法加以总括(李振宏:《论"先秦学术体系"的汉代生成》,《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是很精到的.二是汉儒对于诸子学术进行溯源,谓其出于"王官".《汉书·艺文志》将诸子各家与王官一一对应.如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等.将诸子系连于王官,其深层的意蕴是表示统一的政治权力对于学术的重要,非有政统而不能有学派.这显然适应了汉代大一统政治局面的需要.
诸子出于王官之说,影响很大.后代学者多依照这个思路进行论析.清儒章学诚谓:"古未尝有着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叶瑛:《文史通义校注·诗教》,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页)这里强调学在官府,诸子学未能列于其外.直到近代,亦多有学术大师每每论之.龚自珍强调周代史官的重要,谓"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认为经学和诸子皆出于史官,"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龚自珍:《古史钩沈论》二,《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页).刘师培曾经从而论之,谓"六艺"、"诸子"、"术数方技之学",《汉书·艺文志》所谓的十家"九流"尽皆出于史官(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刘师培幸亥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6页).龚自珍、刘师培之说实是诸子出于王官说的扩大化,他们认为不仅诸子之学,而且古代社会的一切学术皆出自史官.单从诸子起源这个问题的角度看,就是从另外一个高度对于诸子出于王官说的证实.
诸子出于王官说肯定了诸子与官学的渊源联系,但春秋战国诸子多非王官,这种系连的可靠性便令人有怀疑的理由.近代以来,学问家提出的诸子出于职业说,即是回应这一疑虑而提出的新解释.
梁启超说:《汉书·艺文志》的划分"虽其分类未能尽当,其推原所出亦非尽有依据.要之古代世官之制行,学术之业专归于国民中一部一族,非其族能与闻.非在官者不获从事"(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页).傅斯年说:"百家之说皆由于才智之士在一个特殊的地域当一个特殊的时代凭藉一种特殊的职业而生."(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民族与古代中国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钱穆亦指出,诸子因"尚文"而兴起,兴起的时候,"必各有一番学术思想,而成为一集团.此集团必是一私集团,故称之曰家"(钱穆:《释侠》,《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版,第372页).按,《汉书·艺文志》以"家"称诸子,盖因先秦时期"家"为卿大夫专用所致.《左传·桓公二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是为其义.家虽然是诸侯所建立的,但根源却在于行分封之制的周天子,称诸子为"家",与其诸子出于王官说是完全一致的.学者们所言的诸子出于职业说则与此并不完全相同.
对于诸子出于王官说做根本性否定的是胡适.胡适1917年4月16日日记载"作《论九流出于王官说之谬》成,凡四千字",其梗概是:"(一)刘歆以前无此说也.(二)九流无出于王官之理也.(三)《七略》所立九流之目皆无征,不足依据.(四)章太炎之说不能成立.(1)其所称证据皆不能成立.(2)古者学在官府之说,不足证诸子之出于王官."(《胡适留学日记》,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1126页)胡适的说法很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的思路迥异于前人,其论据亦多辨而令人赞赏,其所言"刘歆以前无此说",也无懈可击.专家指出:"胡适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的立心是善良的,他希望政府不要干预思想,思想是自由的."(邓国光:《学术史的转捩:"王官之学"与"德性自觉"》,《西北大学学报》2102年第5期)这是很有见地的说法,只有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才能认识胡适提出其说的真正原因.
二
关于诸子起源的问题,可以说从班固到章太炎,一直都在肯定诸子出于王官.后来虽然有诸子出于职业说予以补充,但并没有影响诸子出于王官之说在论析诸子起源这一问题时的主流地位.班固之说自不待多言,我们现在应当提到的是章太炎的说法.章太炎力主《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说的正确,谓"此诸子出于王官之证",并补充说:"惟其各为一官,守法奉职,故彼此不必相通."又说:
"古之学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时."(章太炎:《诸子学略说》,《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81~482页)太炎先生作为清末民初的学术大师,他从诸子出身谱系详论诸子出于王官说之正确,其影响是很大的.
就诸子起源而言,谓其出于王官也好,出于职业也罢,都是从诸子其人的社会身份的角度进行的考量,而不是从诸子学术角度的考察.当然,"诸子身份"与"诸子学术"二者有着密切关系,但这两个概念的范围并不完全重合.《汉书·艺文志》所云诸子出于王官,似乎兼顾了二者,如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但其言诸子学术,乃是现实中的诸子学术,而不是此种学术的渊源所在.所以说班固的说法,是以诸子的社会身份为基础而提出的."诸子出于王官"这种侧重于诸子身份的说法,遭受诟病的关键所在也正在于此,诸子本人的社会身份除了老聃以外,恐怕都很难说是"王官".胡适正是从这里找到了抨击诸子出于王官说的缺口.例如,王官说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胡适指出:"《周官》司徒掌邦教,儒家以六经设教,而论者遂谓儒家出于司徒之官,不知儒家之六籍,多非司徒之所能梦见."又如王官说谓墨家出于"清庙之守",胡适则谓:"墨者之学仪态万方,岂清庙小官所能产生?""纵横术出于行人之官,不知行人自是行人,纵横自是纵横,一是官守,一为政术,岂为渊源耶?"(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民国丛书》第一编第93册《胡适文存》卷二,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25~26页)单从诸子社会身份并不能真正说明诸子学术起源的问题.胡适有一个反问,很有道理.他说:"其称老聃为柱下史,为征藏史,以为道家固出于史官;然则孔丘尝为乘田矣,尝为委吏矣,岂可遂谓孔氏之学固出于此耶?"(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胡适文存》卷二,第28页)应当说,胡适的这些看法言之有理,甚为雄辩.
三
如果我们不从诸子的社会身份这个角度来看诸子起源,而是分析其学术统绪问题的话,也许会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诸子起源问题.从诸子学说的内容和特质看,可以说子学皆滥觞于经学.这个"经学",非是诸子之经学,而是西周春秋时期所形成的六经之学.纵观作为诸子中之巨擘者儒、墨、道、法几家思想的萌生,或可说明此点不谬.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游文于六经之中",这些内容皆不出六经范围.再说墨子,其论点皆以"先王之书"的说法为终极证据,据统计,在《墨子》书中称引《尚书》之处多达三十(陈梦家:《尚书通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25页).墨子本人并不只是一位"茅屋采椽"的工匠,而且还是一位饱读诗书之士.他对于六经的熟稔不亚于其他学术大师.再说道家,其所持的阴阳变化之道、相反相成之理皆可于《易经》中寻绎出其端绪,班固讲道家时就曾指出"《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汉书·艺文志》,第1732页).再说法家,其基本理念皆源起于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理论,它所讲求的教化、刑赏、治术都可以从六经中发现其遥远的影子.经学犹如雄峙的巍巍昆仑,诸子学则是从它那里发源的众多河流.诸子起源的这种情况,用《庄子·天下》篇的话来说,就是"道术将为天下裂".这个学统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学术基本格局.诸子学是对于经学的突破,它对于社会与历史有了更大范围、更新层次的认识,这个前进是经学在新形势下的必然发展,此正所谓"反者道之动"(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5页).诸子学到了汉代,由杂乱无序初步梳理出统绪,可以说这又是一个"反者道之动".其所建立的范式影响长达两千多年,至胡适提出新说,才对于这一范式有了突破性的新认识.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对于旧说的抨击正中肯綮,直有摧枯拉朽之势,并且其分析诸子学的真正起因的时候也还提出了卓见.他说:
吾意以为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与王官无涉……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其一家之兴无非应时而起.及时变事异,则向之应世之学翻成无用之文,于是后起之哲人乃张新帜而起(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胡适文存》卷二,第32页).
应时而生之说,是很正确的.班固梳理诸子统绪时似已涉及此一问题.他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汉书·艺文志》,第1746页)所谓"取合诸侯",意即在列国争锋称雄时为富国强兵而出谋划策,这正是诸子学说适应社会需要的表现.
诸子讲学授徒、干禄奔走于列国间,除了有维持生计和实现救世之志的远大抱负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重要因素,那就是续承学统,使其不至于断绝.所谓学统,简言之,就是学术的统绪.历来把统治权力的延续称为治统,把统治思想的延续称为道统.王船山说:"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王船山:《读通鉴论》卷十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8页)而思想与学术的延续则可谓学统.它与道统有关系,但还不是一回事.为传承学统而兴起诸子之学,其荦荦大端者可有如下三项.
其一,诸子视学术为生命的家园.孔子讲学途中遇困于匡,他曾大义凛然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78~579页)孔子以文武之道的承继者自命,浩然之气充盈天地.汉儒曾经概括孔子承继六经的情况,《汉书·儒林传》谓:"叙《书》则断《尧典》,称《乐》则法《韶舞》,论《诗》则首《周南》,缀周之礼,因鲁《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至获麟而止.
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孔子一生孜孜不倦地为传承作为古代学术经典的"六艺"(即《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经)而研读、授徒和奔走,其精神支柱就是"斯文在兹",必须由我而得延续,不能因我而断绝.《庄子·天下》篇说古之道术"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67页).汉儒亦谓"孔丘、墨翟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口道其言,身行其志"(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3页).诸子,如孔门弟子、墨门师徒者,固然算不上有官位的"搢绅先生",但作为"邹鲁之士",他们所矻矻坚守的就是以《诗》、《书》等为代表的古代学术.
其二,安贫乐道,固守学术之域.诸子弟子固然有不少人为生计而干禄入仕,但亦有不少人为治学而甘于穷困,如闵子骞"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189页).再如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注疏》,阮元十三经注疏本,第3116页).仲尼弟子"隐而不见",而不显于世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史记·儒林列传》,第3116页),他们孜孜以求的正是于天地间无所逃避的"道".再如恪守"神农之言"的农家学者许行"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孟子注疏》,阮元十三经注疏本,第2705页),他们的目的不在于谋食,而是要守卫传统的神农学说.
其三,诸子衷心热爱古代学术,甚至达到痴迷的地步.《吕氏春秋·博志》篇谓: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虑于天下,以为无若先王之术者,故日夜学之……盖闻孔丘、墨翟,昼日讽诵习业,夜亲见文王、周公旦而问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达?何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将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6~1628页).
传承昼思夜想的"先王之术",正是孔墨等诸子之学的重要内容.诸子多以饱学诗书、胸怀先王之术而自恃,虽贫穷而不自卑,例如:"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郭庆藩:《庄子集释》,第687~688页)这种自乐自足,是诸子固守学术的精神支柱.儒家弟子子路"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论语注疏》,阮元十三经注疏本,第2491页),也是这种气概的表现.
综上所述,愚以为对于诸子起源问题可以有以下的基本认识.作为社会身份的诸子与作为学术的诸子之学是两个有一定区别的概念.诸子的社会身份绝大多数不是王官,说诸子出于王官,显然不确.然诸子之学与西周春秋时代形成的作为官府之学的六经有着源与流的关系,若说诸子之学源于王官之学,也不能算错.诸子的社会身份绝大多数为"士",这些"士"是那个时代最初走出宗族藩篱的一部分人,他们以自己的知识技能为生计.固守学术不仅是其立身之本,而且是其精神支柱.他们研读古代经典文献,传道授业,以传续学统为己任.这是诸子起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