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作为一条精神脉络贯穿《庄子》的始终。庄子用自己独到的自由观诠释了自己的人生哲学，沉淀出个体对自由追寻的精神济粮。这无疑对中国古代自由精神的传播产生了质的影响。庄子在诠释自由哲学的同时，构建起自己对自由之境的追寻路径。笔者尝试对庄子对自由之境的追寻路径进行分析，一方面尝试探寻庄子自由观的体系，另一方面尝试寻找个体自我传播机制也即内向传播的价值所在。
一、传播者与受传者的同一性
庄子自由观根于“道”体，归于“一”境。是一种传播者与受传者同一的自我精神传播过程。庄子对“道”的发挥，是源于其对老子宇宙观的承继。老子将“道”作为世界的本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第二十五章）庄子在继承老子“道”的本原性的基础上，更发挥出了“道”的实存性、技术性和境界性。“道”作为庄子哲学思想的出发点、着落点和终点贯穿始终。庄子的自由观是在对“道”的体认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庄子的个体自由精神的传播机制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庄子以“道”为本和根，认为“道”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本体所在，“……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豪为小，待之成体；天下莫不沈浮，终身不故；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惽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庄子·知北游》）道的这种作为本体的存在是不依赖他物的，是自足的，“夫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庄子大宗师》）“道”虽是无待的、绝对的“道”，但“道”却不是孤立的存在。“道”在自足的基础上，又实存于万事万物之中，也即实存意义上的“道”。《庄子知北游》中庄子与东郭子有关于“道”的存在方式的对话正能体现“道”在万物中的实存性：“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由此可见，“道”既是绝对无待的自足之“道”，又是融于万物的实存之“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级之下而不为深”。（《庄子大宗师》）“道”是万物的本原，是高于对象性现实世界的存在；“道”是超越对象性世界的存在却又是万物得以生成变化的本质因素。庄子对“道”的体认并没有止步于对其理论性的超拔，而是回归现实并从精神层面对道体悟。这是一种传播者与受传者同一的自我精神传播过程。庄子的“道”在本体性和实存性外，还有技术性和境界性。“道”的技术性是人们把握“道”的途径，“人相忘乎道术”（《庄子大宗师》），方能得“道”。由此，个体与宇宙相连，人和天相通。但对“道”的最终把握需要通过个人的修养达到自然无我的自由之境界，所以在庄子思想中，“道”的境界性才是“道”的归宿。
庄子“道”论的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将个体生命与天融合为一，为人的生存和自由提供了终极价值关怀和人文关怀。
根于“道”体，是庄子自由观的基础所在；归于“一”境，是庄子自由观的价值所在。由“道”体基础到归“一”境界的融合就构建起了一个个体自由精神的传播机制，体现了个体自由传播的传播者与受传者的同一性。
二、“主我”与“客我”的互动
虽然个体自由精神的传播机制是“一”，个体自由传播的传播者与受传者是同一的，但是在面对现实与精神双重世界时，又体现为“主我”与“客我”的互动关系。自由一词并未在《庄子》中出现，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与自由之意义相同并最能代表自由的词是“逍遥”。庄子在《逍遥游》一篇中对自由之境进行了划分：一是有待之自由，一是无待之自由（逍遥）。庄子通过对有待之自由（受“客我”影响）的考察，寻找到达无待之自由（受“主我”影响）的路径。
首先，自由的有待，是因为现象界是存在对象的，所有事物的存在对他物都有依赖性，即便是自由也是有条件的，所以说是有待之自由。庄子在《逍遥游》一篇中用大量文学性的手笔描绘了一个个有关有待之自由的寓言故事。无论是对水积之厚有所待的大舟，还是对风积之厚有所待的大鹏，亦或是超拔于俗世但仍旧有所待的宋荣子和列子，他（它）们都是处在现象界之中的，虽然在相对关系中他们已经算对自由有所追求，有所获得，但并没有超拔出现象界，也没有与道为一达到自足无待的境地。
其次，无待之自由，是指绝对的、无条件的自由，也即个体的逍遥。庄子在对有待之自由进行了大量描述后，言简意赅的总结了自己心中真正的自由之境，也即至人、神人、圣人才能达到的逍遥之境：“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可见，“至人”、“神人”、“圣人”是因为达到了“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的状态即无所待的状态，才达到了最高的自由境地。因为符合了自然之“道”，符合“道”体的特性，所以这种自由是自足的、绝对的、无待的自由，也因其自足性，彰显了个体的自由精神的最高境界，这也正是庄子自由观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当个体与道为一，顺其自然，个人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个体的精神才能从现象界中超拔出来，达到天人合一的逍遥境地。
庄子在其《逍遥游》中通过对有待的自由进行一步步的论证，最终证得绝对无待之自由。从而表达了庄子对绝对无待的自由之“道”境的向往和追求。但有待之自由与无待之自由之间绝不是横着无法跨越的沟渠，而是有着追求自由方向的一致性。也即“客我”与“主我”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客我”与“主我”的互动过程体现了内向传播的双向性。
三、“齐物”、“忘道”的内省式思考
庄子的自由思想根之于“道”体，其目标就在于实现绝对无待之精神自由，也即达之于“逍遥”之道境。绝对的自由精神往往是无待的、超拔出现实的，那处于现实生活中的个体如何实现游于逍遥之中，游至逍遥之境的自由呢？这就需要忘于“齐物”之道法。忘于“齐物”之道法有两层意蕴：一是以“齐物”来实现“道”体；一是“忘”乎于“道”境。“齐物”与“忘道”是个体自由精神机制内省式思考的方法。这种内省式思考是庄子面对自由路径的困境时所做的自然选择，也是个体实现精神自由传播的途径。
“齐物”是实现“道”体的方法，是个体认识世界、把握自由的途径。在《齐物论》一篇中，庄子用消除事物的对立面，超越现象界，超拔出道体的方式来阐释“齐物”之法：“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这里的“道枢”就是“齐物”之法，是消除对立面以求达到道的关键所在。庄子用“齐物”之法消除了世间万物之差别，将生死、是非都归之于“一”。归之于“一”，才能达到“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的效果，才能真正到达“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凭着“齐物”之法可实现“道”体，但在庄子的思想体系中，能真正到达自然无我的绝对精神自由之境的方法是“忘”。“忘”是实现自由道境的方法，更是个体修养的重要途径。庄子在《大宗师》一篇中借孔子之口说：“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人要得道的方式不是去追寻道，而是“忘道”。鱼儿“相濡以沫”并不能得到自由，“相忘于江湖”才是真正的自由。在江湖中不用追求水，自然的得到水的滋润。同理，人处于“道”中，刻意追寻“道”并不能得“道”，“相忘乎道术”反而更能得到“道”的生养，更能体会到自由之“道”境。同时，庄子在《大宗师》一篇中借颜回之口提出了“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坐忘”是人生修养的至高阶段，脱离了外界牵绊，摆脱了形体和意志的束缚，达到与道通为一的无上的自由境界。庄子在此所讲的“坐忘”不是消极的避世之举，而是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的方法。“坐忘”是个体自由精神传播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
在庄子的思想中，无论是“道忘”还是“坐忘”，最终所要实现的都是是“忘我”之道境，也即庄子所追寻的精神绝对自由之境。庄子在《齐物论》中用庄周梦蝶的故事形象的展示了这种“忘我”之道境，也充分表达了庄子对精神绝对自由的追寻“：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通过“物化”得到的自由是超越现实的绝对的精神的自由，但是又真实的在现实中展开物我合一：“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避，顺人而不失己”。（《庄子外物》）由此可见，庄子的自由一定是处于现实世界而又超越现实世界的精神自由；是绝对的、无待的、忘我的自由；是合于“道”、齐于“一”的自由。庄子在追寻自由路径的同时，为个体自由精神传播的实现提供了“齐物”“、忘道”的内省式思考。
四、天人合一的强大精神助力
庄子对自由的追求是符合道的，是归于天人合一的“自然”之道。这里的“自然”之道是一种天人合一、自然而然的精神状态。这为个体自由精神的传播形成了强大的精神助力。
庄子在《逍遥游》中塑造的神人形象便是得“自然”之道的绝佳状态：“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这就是庄子所追求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的神人、圣人、至人的理想状态，“自然”的与万物融为一体，“自然”的与道为一，如此的自然而然的天人合一是庄子对自由之境的最高期待。虽然这样的自由之境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但可以在精神世界里存在，当这样的自由之境在精神世界得到充分展开时，又可以转而对现实生活有所指导。所以庄子才可以在现实中坦然平等的面对穷达、贫富、美丑和生死等一系列困扰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因素。在他看来：“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大宗师》）“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德充符》）“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世间》）他最终用“德”实现了现实与精神层面的往来，实现了有待向无待的转变，这对个体修养具有重要的价值。这种超越性的自由是个体自由精神内在传播以及与外在和谐相处的强大精神助力。
庄子对绝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把个体生命的价值取向收摄到高于现实的精神价值层面，为个体生存于浩瀚宇宙提供了更高的精神追求，为中国古代的人们构建个体自我传播机制做出了巨大贡献，庄子自由观的最高价值便在于此。这不仅滋润了庄子自己的生命，更影响了后世各阶层对待生命和自由的态度及价值取向，其中更是直接影响了魏晋玄学和隋唐自由之风的展开。可见，庄子对中国古代自由精神的传播产生了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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