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尽心下》末章“由尧舜至于汤”有这样一段话:“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馀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馀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孟子把历史人物分为“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两类,但何为见知,何为闻知?此说在《孟子》中仅此三见,可谓语焉不详。帛书与竹简《五行》篇的出土,让我们有机会试着探讨它们原本的含义。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有经文、说文两部分,经文与战国早期的郭店竹简《五行》基本相同。关于它们的作者,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本文综合庞朴先生、李存山先生以及梁涛先生等的看法,认为帛书《五行》经文与竹简《五行》同出,为子思或子思弟子的作品,说文为孟子后学的作品,其中受到《孟子》一定程度的影响。以下分析在此前提下展开。帛书《五行》篇经文、说文在第六章、十三章、十七至十九章、二十八章集中谈到了见知与闻知说。与孟子相比,经、说文作者对见知与闻知有清楚的区分,提出“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说。那么《五行》经、说文的作者赋予了这一提法怎样的内涵呢?
一、“知之”的“之”的内涵
汉以后的人多把“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的“之”统称为道,或称圣人之道、前圣之道、尧舜之道,即后世儒家谨守的道统。《五行》经文则各有所指:第十七章:“未尝闻君子道,谓之不聪;未尝见。贤人,谓之不明。闻君子道而不知其君子道也,谓之不圣;见贤人而不知其有德也,谓之不智。”第十八章:“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也)……(见贤人,明也)。见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安而敬之,礼也。”
经文里“闻而知之”的“之”指“君子道”,“见而知之”的“之”指“贤人”及贤人之德。由闻、见入手,两者的发展路径各有三个层次:闻-聪-圣(知天道),见-明-智(知人道)。能听到君子道为聪,进而可以为圣,知天道;能见到贤人为明,进而可以达到智,知人道,实现仁义礼。经文除引用的《诗经》有四个“见”字外,其余共有八次用“见”字,所见者皆为“贤人”。“闻”字共有十一次,所“闻”者皆为“君子道”或“道”。在“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结构中,“而”字是一个表递进关系的连词,“之”是前面两个动词的宾语。因此两句话应理解为见进而知贤人,闻进而知君子道。
《五行》说文的解读与经文相比,侧重有所不同。说文第六章云:“‘聪则闻君子道。’道者,天道也。”说文第十七章云:“‘闻而知之,圣也。’‘闻之而遂知其天之道也,圣也’。见而知之,智也。‘见之而遂知其所以为之,智也’。”说文第十八章也有此说。说文把“闻而知之”的“之”解释为“天之道”,把“见而知之”的“之”解释为“其所以为之”,即贤人所以为贤人的原因,二者各侧重于经文第三个层次的含义。
二、“知之”的“知”的内涵
“知”在《孟子》中一般被解为知道,但在“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中,它有更为丰富的内涵。赵岐释为“佐行”,朱熹强调它在学和心悟上的特点,他们都在不同层面上契合了“知”在思孟学派早期的内涵。从帛书《五行》经文及其相应的说文看,“知”除了有一般的知道、了解意义外,至少还应有两个核心层面,即心知与践行,它们是个体达到圣、智的关键途径。
心知就是朱熹所说的“神会而心得之”,重在理性的思考和心对道的领悟。从上引《五行》经文第十七章可知,闻与聪相关,未闻则不聪;见与明相关,未见则不明。但闻、见在《五行》篇里还只是修德求道的起点和基础,能否达到“圣”、“智”,还要看是否能“知”,故曰:“闻君子道而不知其君子道也,谓之不圣;见贤人而不知其有德也,谓之不智。”只有闻进而“知”君子道方为“圣”,见进而“知”贤人之德方为“智”。就是说,闻、见与“知”还隔着一层,“知”与心紧密相关。虽然闻、见本身就有心的参与,但“知”更强调心的内在体验与积极思考,在帛书《五行》中即为“思”。用“思”来把握德行发生的内在机制,这是《五行》篇的一大思想特色。
“思”的论述集中在经文第四至六章,有十二次言及。经文第四章云:“善弗为无近,德弗志不成,智弗思不得。思(不)精不察,思不长不得,思不轻不形。不形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庞朴先生注曰:“善,仁义礼智四行之和。德,仁义礼智圣五行之和。善在为,德须志(即心向往之);为与志,必先知之;知则赖于思。”
何为“思”呢?郭沂先生说:“‘思’,有省察、追思之意。”梁涛先生认为:“思乃是一种反思,是一种内在的体验性思维,是思其在己者而不是在外者,是以内在道德禀赋为对象的。”这种“内在的体验性思维”正是心知的要求。经文还提出了“思”的三个特点:“思(不)精不察,思不长不得,思不轻不形”,即“精”、“长”、“轻”。“精”是指用心的精一,“长”是指用心的持久,“轻”是指用心高远,三者都属于积极的心理体验。以三者为基础进一步展开“思”,则可以发明、扩充潜存状态的仁、智、圣三德,从而实现个体成德的追求。所以经文第六章说:
“仁之思也精,精则察,察则安,安则温,温则(悦,悦则戚,戚则亲,亲则)爱,爱则玉色,玉色则形,形则仁。智之思也长,长则得,得则不忘,不忘则明,明则(见贤人,见贤人则玉色,玉色)形,形则智。圣之思也轻,轻则形,形则不忘,不忘则聪,聪则闻君子道,闻君子道则玉音,玉音则(形,形则)圣。”
“精”经过察、安、温、悦、戚、亲、爱可以达到仁;“长”经过得、不忘、明、见可以达到智;“轻”经过形、不忘、聪、闻可以达到圣。“思”的三个层面经过心的省察之后,对应着仁、智、圣三种境界,并流露于人的容貌、声音,即玉色、玉音。魏启鹏先生说:“色,颜面之色。……‘色然于君子道’,谓闻道则面有齐庄温润之色也。”玉色、玉音实质就是个体在通过“思”而闻知、见知大道后所表现出的一种道德气象。《孟子·尽心上》云:“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荀子·大略》也云:“德至者色泽洽。”
仁义礼智能否根于心,德能否至,关键在于“思”。《五行》“思”的观点实际源于孔子、曾子。孔子云:“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以下《论语》只标注章名)又云:“视思明,听思聪。”(《论语·季氏》)“思”即为“内自省”,见并且内自省则可以明,闻并且内自省则可以聪。曾子也云:“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省也即内自省。反映曾子思想的《大学》有格物、致知说。孟子继续发挥“思”
在个体成德中的作用。他说,“圣人……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孟子·离娄上》)“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同上)“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同上)孟子认为人只要反求诸己,充分扩充自己固有的四端,就可保有“本心”(同上)。保有“本心”,修身则“人皆可以为尧舜”;从政则可以行仁政,修德养民。而这一过程能否实现,关键就在于个人能否时时内省而作出正确选择。
《五行》中“知”的另一层含义是践行,因为只有心知是不够的,还应该把内心体验到的善以及圣、智化为实践。梁涛先生说:“‘闻君子道’即是发明、扩充内在‘德之行’的过程。因此,圣、智的功能和作用是不同的,前者向内体认,后者向外求索,前者是‘聪’,后者是‘明’。”
其实,《五行》中圣、智的特征并非单一的向内或向外,向内体认与向外求索是两者实现过程中都必经的两个阶段。闻君子道进而发明、扩充君子道,之后也需要向外求索;见贤人进而向内体认其德行,然后才能向外求索、践行。《五行》经文第十八云:“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也)。
知而行之,义也。行(之而时,德也)。”后两句是对前两句的补充解释:具有“闻而知之”能力的实践主体为圣,但要实现德的境界,除了内心能主动追思外,还要有体认君子道、天道之后的实践能力---“行”,实践并且适时才为德。所以经文第三章云:“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谓之君子。”即必须通过思,把仁义礼智圣转化为身心自觉的一部分,然后适时自觉践行,方可成为君子。智也是如此,经文第十九章云:“见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安而行之,义也。行而敬之,(礼)也。”要把由见贤人而心知到的贤人之德化为自身的仁义礼,也必须践行。
知行合一也本是儒家一贯的传统。孔子重学与思,也把行作为衡量君子的一条标准,“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他还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在他看来,言而不行必非君子。《大学》提出格物、致知等八条目,其实质不外乎知和行两方面: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落脚点在修身,五者属于内在的知;实现了修身,方可以追求外在的事功,即齐家、治国、平天下,三者属于对内心所知的践行。其中,修身既是知、思的结果,又是践行的基础。孟子同样重视思与行的结合,他说:“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离娄下》)夜以继日地思考,有所得则坐以待旦,立即施行。荀子更是把行作为学、知的终极目标,他说:“知之不若行之,学至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他倒焉,已乎行之矣。……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行是圣人为圣人的关键。
如果说荀子推崇外王,故重学与行,那么孟子则推崇内圣,重知与思。可见,《五行》的知与思都“不是单纯的思考,而包括内心的种种活动状态和活动趋向。而每一种思,用《中庸》未发到已发的说法,都经历了一个包含许多阶段的发作的过程,经历了一个从德到行的心理展开和外化的过程。”进一步讲,五行中任何一行都有“形于内”与“不形于内”两面,前者为“德之行”,侧重于实践主体内心的知,后者为“行”,侧重于外在的践行,它们是同一个德行范畴里的两个不同指向。
三、闻知与见知的结果圣、智的内涵
根据以上对“之”与“知”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这样认识《五行》篇中圣、智的内涵:二者既是实践主体认知领悟的能力,又是实践主体经由见知、闻知而形成的德行境界。圣、智是两种能力。经文第十八章云:“闻而知之,圣也。”其说文云:“闻知而遂知其天之道也,是圣矣。”此处的圣就是指听到君子道并且能领悟它的能力。经文第十九章云:“见而知之,智也。”其说文云:“智者,言由所见知所不见也。”此处的智就是指见到贤人并且能明白他何以为贤人的能力。《孟子》多有类似的用法:“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孟子·离娄上》)即智的实质,就是能够明白前两者的道理并坚持做下去。荀子把圣的能力作了全面总结:“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行礼要节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博若一人,如是,则可谓圣人矣。”
经文作者还认为这两种能力有不同的来源,圣乃上天授予,智是后天学习的结果,所以经文第二十七章云:“天生诸其人,天也。其人施诸人,狎(”狎“字取李零先生说)也。”狎,《说文》释为“犬可习也。”段玉裁注:“引申为凡相习之称。”(《说文解字注》)即后天学习之意。
圣、智又是两种境界。经文第十七章云:“明明,智也;赫赫,圣(也)。”郭沂先生解释说:“‘明明’,明察之貌,喻智者气象。……赫赫,显盛之貌,喻圣者气象。”即此处的圣和智又分别为一种德行的境界,分别对应着圣人与贤人。但这里两者的区分似乎又不是以境界的高低为标准,而是作用的不同侧重:圣以闻为起点,侧重于内心体悟;智以见为起点,侧重于外在的践行。但两者都因“思”而“知”,并付诸实践。仅有心得而无践行,儒家之德就不能实现,所谓的圣人与贤人就失去了现实意义;践行不以心得为前提,则诚如孟子所言:“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圣、智在《五行》中不仅自身是“行”和境界,二者还是天人到德善的转折点,是五行与四行的关键。相关经文如:第一章:“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第十九章:“见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仁也。安而行之,义也。行而敬之,(礼)也。仁义,礼之所由生也。四行之所和(也),和则同,同则善。”
经文第一章的逻辑为:五行和-德-天道,四行和-善-人道。第十九章的逻辑为智-仁义礼-四行和,其中,仁义礼实为人道,帛书《德圣》篇也云:“知人道曰知(智),知天道曰圣。”
因此第十九章的逻辑又可表述为:智-人道-善-四行和。如果说从五行和到天道、四行和到人道的过程是实践主体向内体认、内省的过程,那么从天道到五行和、人道到四行和的反向过程就是向外求索、践行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正是前文所说的“知”的两个层面。而实现这两个过程的关键就是圣、智。圣既是五行中的一行,又是五行和所形成的一种境界---德,具有此圣德的人为圣人,可以上知天道。这种由五行和形成的圣德,即为天道的体现,是实践主体向内修德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后来孟子把这一过程概括为尽心知性则知天。同时,圣人又要“知而行之”,把体悟到的内在德行外化为具体的道德行为---义、礼、乐,最终达到“国家兴”,这也就是《大学》修齐治平的成德之路。智既是五行之一,又是四行之一,但它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是四行和所形成一种境界---善,具有此境界的人为贤人,可以知人道。这种由四行和形成的善,即为人道的体现,是实践主体向外践行的最高行为规范。贤人践行所领悟的人道,就表现为仁义礼等具体的道德行为。
总之,作为五行的行,圣、智既是一种知其对象所以然的能力,又是实现自身之后的一种境界。作为五行和、四行和的结果,圣、智又揭示了道德主体不同的实践过程:圣是“为德”的过程,智是“为善”的过程。二者都离不开向内的体认与向外的践行,只是二者各有侧重,最终的指向也不相同。
四、小结
《五行》经文作者最早使用“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并对其内涵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两者都强调实践主体内心的省察与外在的践行活动,把心知作为践行的基础。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侧重于实践,后者侧重于内心的省察。由见知与闻知产生出的智、圣,曾经成为早期思孟学派的核心范畴,智是四行中其他各行的根源,也是四行和的关键,圣是五行中其他各行的根源,也是五行和的关键。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孟子之前,圣与智曾经在儒家思想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孟子之后,“见而知之”以及智,“闻而知之”以及圣,共同成为了儒家德行修养中作用各有侧重的功夫论范畴,理解也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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