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两国经济关系的不断向前发展，也使两国之间的文学交流问题备受译介和文学研究界的关注。文学交流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接东西方之间智性和美学的桥梁、探究他者历史和文化世界的窗户。德语文学的勃兴虽与欧洲其他文学大国相比晚了二三百年，但是善于思辨的日尔曼民族却为人类贡献了一大批哲学家、文学家。与表现人生常理的英国文学、幽默感性的法国文学相比，德语文学内涵深邃博大，被视为“思想者的文学”，为读者提供了无限的精神力量，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
中德文学关系源远流长，可追溯到 16 世纪大批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时期。在传播西方宗教、西方学术的同时，他们也翻译了大量中国典籍，奠定了西方了解中国文学的基础。而中国真正关注德国文学却要等到 19 世纪后期洋务运动的兴起。随着中国时局的变迁，德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也经历了萌芽、繁荣、沉寂和复苏，每个阶段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洋务运动拉开了德语文学汉译的序幕，此时的作品译介当始于政治社会的急需，因此爱国诗歌和小说大量涌现。“五四”前后文学翻译进入了繁荣期，被译介的德语作品数量空前，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文学不光是政治社会斗争的反映，更是融汇了东西方智性与美学的成果。特别是对以尼采、歌德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译介，促进了新时代中国作家的情感解放。然而随着 1937 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本应顺势发展的译介繁荣被迫中断，德语文学译介整体陷入颓势，但值得一提的是以里尔克为代表的唤醒人们自我探索的经典作品译介与控诉法西斯暴行的反战文学并驾齐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标准第一”成为文学译介的主导思想，以及 60 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使德语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数量明显下滑，甚至一度陷入停滞。一直到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德语文学译介才逐步复苏并迎来了它的第二次高潮，以卡夫卡为代表的德语作家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因“文革”而饱受情感压抑、产生自我危机的知识分子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共鸣。
鉴于此，本论文将分四个阶段展现德语文学在中国译介的跌宕起伏，以代表性的德语作家和中国译者为切入点，概述其时代特点及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一、德语文学汉译的萌芽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鸦片战争和接踵而至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族陷入了沉重的危机，于是文化史上兴起“西学东渐”，一批有识之士意欲“师夷长技以制夷”，尤其是甲午战败、戊戌无功之后，德国的军事、政治、教育制度都被中国人视为典范。而此时一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单纯学习德国军事技术，引进坚船利炮，并不能彻底拯救落后的中国，他们开始将目光转向外来文化。德国文化资源就在此时期以相当迅猛的速度进入中国，德语文学翻译也正式拉开了序幕。所以此时德语文学的译介和输入，是以“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为重”。
德语文学汉译始于中国近代着名政论家王韬所译德诗《祖国歌》，其作者为德国杰出的爱国诗人阿恩特，此诗音韵铿锵，气势慷慨，表达了诗人反对法国侵略的不满，激发了德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驱除外族侵略的斗志。王韬借翻译此诗表达其忧国忧民、救国图强的意愿，译诗一经发表，便受到多方关注，并被多次转录。护国将军蔡锷曾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军国民篇》，痛感中国缺少国魂，并全文转录王韬译诗，称其为德国国魂之所在。鲁迅先生也曾在其《摩罗诗力说》中对阿恩特及其作品进行了精辟的品评 ：“于是有爱伦德者出，着《时代精神篇》，以伟大壮丽之笔，宣独立自繇之音，国人得之，敌忾之心大炽 。”
王韬、鲁迅两位用笔唤醒国人思想的爱国文人在精神上碰撞到了一起，都为中外文化交流贡献了自己的才智和力量。
二、“五四”时期德语文学汉译的繁荣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文学杂志纷纷创刊，并成为外国文学译介的首要阵地，各大出版机构也争先推出文学翻译作品。德语戏剧、小说不断被介绍到中国，且风格类型迥异，进一步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了解德语文学的窗口。这一时期对中国文学界影响最大的当属尼采。有中国学者就认为，尼采在“五四”前后对中国文学界的影响远大于对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影响。
众所周知，德国文学作品以思辨见长，饱含哲理，而看似偏离文学范畴的哲学作品又文风优美，富有诗歌韵味，所以很多德国文学家既是诗人，也是哲学家。
因此，尼采在中国学人心中的身份摆荡在哲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其思想最早由梁启超于 1902 年介绍到中国，之后陈独秀、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胡适、茅盾、郁达夫等都曾撰文介绍尼采思想或发表尼采着作的译文。鲁迅先生在 1907 年和 1908 年发表了《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多篇文章，数次提及尼采，并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称尼采为“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此处个人主义是指尼采提出的，以个人对抗群体的超人口号，这唤起了当时知足自谦的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同时，尼采对传统的批判态度，即“把社会上一切信条、一切人生观道德观重新价值估定”的口号，也促使鲁迅用犀利的笔锋向中国传统主义宣战，致力于用文笔改造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以拯救中国。《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是集尼采一生思想结晶的代表作，鲁迅先后用文言文和白话文翻译了这部着作的序言部分，另有郭沫若于1923 年至 1924 年发表其译文，连载于《创造周报》，在当时引起热烈反响并影响了中国作家的文艺创作。
郭沫若不但译介了尼采的作品，同时也是“五四”时期另一位时代偶像歌德的作品的主要译者，他想通过译着传播尼采、歌德的思想，进而达到改造国民性、影响社会的目的。1914 年歌德诗作《鬼王》由应时翻译成中文，随之他的许多抒情诗和叙事诗便蜂拥而入，1922 年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更是奠定了歌德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可以说，这部表现个人意志和客观现实之间矛盾的书信体小说是歌德乃至整个德国文学在我国广受欢迎的第一部作品。郭沫若的中译本使“维特热”从欧洲蔓延到中国，不仅影响了一代青年人的情感生活，激起他们热烈的情感，也使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西洋式的书信体小说”，如许地山的《无法投递之邮件》、蒋光慈的《一封未寄的信》、冰心的《遗书》、庐隐的《一封信》等。《维特》
之所以轰动的原因是“五四”时期一部分已经觉醒但找不到出路的青年与德国 18 世纪 70 年代狂飙突进运动中的人物有不少共同点，他们从小说中得到共鸣。
三、德语文学汉译的沉寂
“大约自 1937 年抗战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进入了另一个时代”，民族战争迫使每个知识分子去思考生命的意义，放逐情感、消灭自我认识成为很多作家的使命。在此背景下，德国的战争文学作品在中国得到了大量译介。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于1929 年由洪深、马彦祥翻译，与那些宣扬本国战争胜利、大赞自己军队勇敢的小说不同，这部作品描写了战争的残酷，贯彻非战的热情，是时代精神的产物。
之后还有很多德国反战诗歌在中国得到译介，在某种意义上，此时的中国译坛成为德国反法西斯文学的汇集地。
20 世纪 40 年代初，译者们在选译作品时，除却政治因素，也开始关注作品本身的文学性和艺术性。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德语文学翻译界的领军人物冯至对诗人里尔克的译介。冯至被鲁迅先生称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而里尔克则被誉为“诗人中的贝多芬”。两者在文学上的相遇对后世影响颇深。
里尔克是一位以沉思形象屹立于文坛的睿智哲人。他上承浪漫派，下启现代派，其创作的咏物诗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引众多诗人效仿。里尔克的名言“诗不是情感，诗是经验”引导着中国现代诗人进入“智性诗学”阶段，走出一己悲欢，去体验世界的真相和宇宙的秘密。
既是学者，也是诗人的冯至出于对里尔克的喜爱，翻译了他的大量作品。1932 年，冯至翻译了里尔克的散文《布里格随笔》《论山水》，诗歌《豹》《一个女人的命运》《啊诗人你说你作什么》等 ；1938 年他又翻译了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欲借此书与青年朋友共同思考愁苦人生。
受里尔克的影响，冯至的文学创作也从浪漫抒情向哲理沉思转变，往往将“生死”“决断”“存在”等作为他的诗歌探讨的主题。1942 年冯至的《十四行集》出版，它在形式上受启发于里尔克的作品《给奥尔普斯的十四行》，在思想上融汇了里尔克、歌德、杜甫诗作的精髓，实现了诗学与中西文化的融汇贯通。
四、改革开放后德语文学汉译的复苏
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沉寂期后，直到 1978 年改革开放，德语文学译介才迎来了第二次高潮。以卡夫卡为代表的现代派作家进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
在中国，卡夫卡这一名字最早出现在 1930 年赵景深撰写的《最近的德国文坛》，但在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而且还一度被视为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直到李文俊译的《变形记》发表在 1979 年《世界文学》第一期，这一情况才有所转变，并成为卡夫卡在中国译介与接受的新开端。尽管如此，译者本人仍对卡夫卡持“一分为二”的态度，既肯定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揭露，又批判了其悲观厌世的态度。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卡夫卡的作品成为翻译热点，叶廷芳是其作品译介的最重要代表，他认为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而要以文学研究为基础，并提出“悖谬”是卡夫卡创作的基本特征，这一观点使国内不少作家受到启悟。卡夫卡用荒诞的形象、象征的手法来表现被社会孤立的、绝望的个人，其作品中关于“人生无奈、人类困境”的意境与在“文革”期间饱受精神和肉体折磨的中国读者产生了共鸣，在他们的意识中导入了一个自我批判的维度，而他变形、异化的写作技巧也影响了我国新时期的不少作家，深深动摇了许多作家对世界和自我的看法，如宗璞创作的短篇小说《我是谁 ?》《蜗居》；作家残雪的《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以及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等。这些作品在许多方面都借助了卡夫卡的想象，留下了“虚无与变形”的烙印。
中国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社会逐渐步入一个和平稳定、开放多元的发展期，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显现出其对文学出版的指挥作用。因此，这一阶段文学出版盛行丛书路线，外国文学经典着作大量复译与再版 ；同时，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奖项，成为德语文学在中国译介与出版的风向标和重要的考量标准。
五、结语
从 19 世纪末德语文学进入中国便为我国文学和读者输送了一大批重量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 ：尼采、歌德、席勒、里尔克、卡夫卡等。他们在创作技巧、思想文化和诗学观念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面貌，而在这一输送和改变的过程中，产生直接影响的便是文学译介。20 世纪初爱国诗歌的译介激发了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志 ；“五四”前后浪漫主义文学的译介唤醒了作家的自我意识和个性解放 ；40 年代现代派的译介引导诗人们走出一己悲欢 ；80 年代现实主义的译介促使人们进行自我批判 ；90 年代多元化的翻译和学术界的思想解放，使我们看到了更多探索人性和人生真谛的佳作，也带领我们思考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以严肃思辨见长的德语文学作品虽然在引进、出版和销量上无法与英美文学匹敌，但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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