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满族作家老舍是德国汉学界翻译、研究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译介历程逾七十载，历经遇冷期、高峰期、回落期及低潮期。德国汉学视野下的老舍译介以文学性、审美性阐释取代西方惯常的猎奇性、政治性解读，不断丰富拓展德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彰显老舍文学经典的世界性魅力，在中国文学海外译介传播中可谓独树一帜。
关键词 : 老舍;德国汉学;译介;接受;
老舍迄今共有14个单行译本、2部个人文集、20篇译文在德语国家出版发行，译介数量之众、传播接受之广，堪称中国文学外译的典范，正如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所言：“除鲁迅外，老舍是20世纪德语地区声名最显赫且被翻译最多的中国作家。”1截至目前，国内学界的老舍译介研究多聚焦英、法、俄等国，如张曼、李永宁《老舍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与研究》、高方《老舍在法兰西语境中的译介历程与选择因素》、白杨《老舍作品在俄罗斯的传播与研究》等；然而，老舍在德国这一“世界第一翻译出版大国”2的译介研究尚未受到国内学界重视，现有成果多是在老舍域外传播的整体研究中浅谈辄止，如谢淼《〈骆驼祥子〉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增林《方兴未艾的域外老舍热》等，可以说，老舍德语译介的繁荣与国内相关研究的稀缺形成了鲜明对比。本文依据德国重要汉学期刊与老舍研究文献，加之德国国家图书馆、波鸿鲁尔大学卫礼贤翻译中心的数据信息，梳理老舍作品在德国的译介历程，概述其接受全貌。
一、老舍作品德语译介概述
老舍在欧洲的早期声望“主要归功于他那部批判现实的悲观主义小说《骆驼祥子》”3，美国译者伊万·金（Evan King）翻译的《骆驼祥子》英译本使该作“在西方家喻户晓”4。值此译着风靡之际，德国译者莱娜·弗伦德（Lena Frender）将其转译为德文，1947年由瑞士迪安娜出版社出版，之后在德国两次再版。1982年第二次再版时，为修正伊万·金的英译本“擅自对《骆驼祥子》的结构、人物、题旨进行的篡改与‘归化’”5，德国汉学家玛丽安娜·布赖特施耐德（Marianne Breitschneider）根据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骆驼祥子》首个中文单行本重新翻译了部分段落。1989年，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了汉学家弗洛里安·赖辛格（Florian Reissinger）直接译自中文的全新版本，相较而言，这一版本最贴近原着。1990年，德国发行了两部德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合辑，即《中国故事》（尤塔·弗罗伊德主编）与《中国小说》（安德烈亚斯·韦尔勒主编），均收录《骆驼祥子》节选（前者收录弗伦德版本，后者收录赖辛格版本），可见该着历久弥新的价值。德国汉学家伊尔姆特劳德·菲森-亨耶斯（Irmtraud Fessen-Henjes）评价道：“《骆驼祥子》的人物塑造与环境描写真实可信，语言形式令人印象深刻，老舍的北京白话炉火纯青，他精通黄包车夫与街头小贩的行话，对公文用语和精雕细琢的标准汉语同样信手拈来。”6德国汉学界的“老舍迷”福尔克尔·克勒普施（Volker Kl觟psch）亦称赞《骆驼祥子》贵在真实：“老舍刻画了黄包车夫、小商小贩、匪兵或妓女等生存空间逼仄的人物形象，但并未用无产阶级的光环去美化他们。”7《骆驼祥子》不仅是老舍作品德语译介的肇始，亦是汉语经典德译的典范之作。
继《骆驼祥子》之后，老舍经典剧作《茶馆》也在联邦德国风靡一时，不仅在1980年内发行两个译本，而且以联邦德国曼海姆民族剧院成立两百周年庆典演出邀请为契机，北京人艺《茶馆》剧组首度走出国门，开启西欧巡演，在联邦德国与瑞士演出共计12场，“以胜利者的姿态从一个剧院到另一个剧院，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茶馆》‘征服’了欧洲”8，成为中国话剧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2015年，《茶馆》剧组再度奔赴德国，“从启动宣传到正式演出，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近1200个座位的（汉堡德意志）剧场就座无虚席，每场演出都一票难求。最后一场演出时，由于太过供不应求，剧场开放了仅有的23个加座位置，瞬间就被一抢而空。还有多位德国观众一直在售票窗口前等退票，但直到开演也没有等到”9，这一演出盛况佐证了《茶馆》在德国的影响力。
除《茶馆》外，老舍多部重要作品均在20世纪80—90年代走进德语读者视野：老舍以“极大的热情与勤奋，在短短六个月时间内完成并出版的剧作《西望长安》”10由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教授郭恒钰（Kuo Heng-yü）等人翻译，1983年慕尼黑弥涅尔瓦出版社出版，被视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讽刺话剧的首次尝试”11。《老李的美梦》（《离婚》德译名）由伊尔姆特劳德·菲森-亨耶斯翻译，1984年柏林人民与世界出版社出版，次年再版，译者认为，“老舍受到爱戴，源于其悲天悯人的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在该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12。此外，“20世纪迄今中国最重要的讽刺小说”13《猫城记》由福尔克尔·克勒普施翻译，1985年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出版，该着“看似讲述火星的故事，实则仍是一部书写1930年代中国的作品”14，“对于祖国悲惨状况的失望与愤怒，或许能够解释这位温和幽默的小说家突然化身尖酸刻薄的讽刺作家的缘故”15，但“老舍并不满足于构造荒诞讽刺的火星场景，他骨子里的道德主义过于频繁地喧宾夺主”，使小说具有“说教倾向”。16译者福尔克尔·克勒普施是联邦德国老舍学家，共编/译9部/篇老舍作品，其主编的老舍文集《梦与现实之间》于1981年由法兰克福中国研究与出版协会出版，1990年柏林人民与世界出版社再版，文集收录《开市大吉》《也是三角》《柳家大院》《微神》《马裤先生》《抱孙》《邻居们》《上任》《柳屯的》《我这一辈子》《月牙儿》共11个老舍短篇。
《正红旗下》作为老舍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是其倾注了极大心血的未竟之作，全书仅11章节8万字，但顾彬认为，“尽管老舍无法继续创作或修改其底稿，但凭借《正红旗下》，他留下了一部描述1900年左右的北京及其居民的作品，这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17。该作于1992年被西尔维亚·克特尔胡特（Silvia Kettelhut）译介到德国，顾彬在该译着“后记”中进一步指出“这部小说彰显了作家的牺牲意识：老舍摧毁了一个让他发挥创造力的旧世界，帮助建立了一个不仅在精神上、心理上，最终亦在肉体上摧毁了他的新世界”18。老舍描写抗日战争的现实主义小说《四世同堂》由德国汉学家伊尔姆特劳德·菲森-亨耶斯编译，鉴于篇幅和当代读者的文学偏好，德语译本删减约五分之一。尽管如此，该译本仍长达1104页，力图“接近作者原来的构想，是在今天尽量去想象原貌，把一件异国作品带到当代的尝试”19。译者“多年来喜欢老舍作品，因为参加台湾一个翻译会议做报告试译了片段，由此引起兴趣译下去，持续了许多年”20，耗尽心血。令译者欣慰的是，“译本出版以后，德国一家主要出版社选编20世纪最重要的100本小说，选入了老舍这本作品”21。“敢于将这样一部长篇巨着纳入出版项目之中，这家瑞士出版社也是值得称赞的”22，同时也印证了老舍作品在德语国家积累的良好口碑。此外，老舍《阳光》由德国汉学家汉斯·彼得·霍夫曼（Hans Peter Hoffmann）翻译，2017年由波鸿项目出版社出版，是迄今在德国的最后一部单行译本。
除上述单行本外，德国汉学家主编的德译中国作品合辑与汉学期刊成为老舍短篇小说在德国的重要译介阵地。例如，老舍短篇《月牙儿》（玛丽安娜·布赖特施耐德译）先后被辑入《三月雪花：中国小说集》（1959）与《中国讲述：八篇小说》（1964），西尔维亚·纳格尔（Silvia Nagel）重译《月牙儿》被收录在译文集《完婚：二十世纪中国小说》（1988），《月牙儿》可谓最受德国汉学家喜爱的老舍短篇作品，讲述了“一对母女由于贫困而沦为妓女”的故事，“小说中浮现的阴郁情绪几乎令人窒息”23。
丽塔·赫费尔（Rita Hoevel）转译自英文的老舍短篇《开市大吉》24收录于《过去数十年间的中国小说家》（1973），主编威廉·约翰·弗朗西斯·詹纳（W.J.F.Jenner）称“该书旨在展示中国人的生活，并让读者有机会从中国人的视角一窥世界”25。福尔克尔·克勒普施主编《寄望春天：中国现代小说集（第一卷1919—1949)》(1980）“囊括1919—1949年间在中国从事写作的14位作家的20篇小说，尽管在德语地区几乎无任何前作可依，但它竭力呈现具有代表性的概览，以证明那个动荡时代的文学多样性”26；该小说集收入老舍《老字号》与《断魂枪》两个短篇，“带着淡淡的忧郁，老舍向我们讲述老去的斗士，他感到自己的行当和技艺已经成为过去”27。编者强调，在被收录的诸位作家中，“只有老舍与丁玲在1949年以后依然创作出严肃文学作品，但他们最终也沦为政治牺牲品”28。创作于1960年代初期、表现义和团精神面貌的老舍剧作《神拳》节选被德国汉学家赫尔穆特·马丁（Helmut Martin）等主编的《苦涩的梦：中国作家自述》（1993）收录，编者对该作评价颇高，认为“在其叙事散文中，老舍对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底层普通百姓与小市民的描写或许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但同时，他1961年写下的关于中国孩童的文字‘在孩子们健康的小苹果脸蛋上，我看到民族独立自由的真凭实据！’，也是让人难以忘怀的”29。
德国重要汉学期刊《东亚文学杂志》1984年第2期刊登彼得拉·格罗斯霍尔特福特（Petra Gro覻holtforth）翻译的老舍《二马》节选；1992年第12期更是连登三篇老舍散文译作，即《猫》《狗》与《英国人》。《新中国》1985年第2期与《中国讯刊》1986年第13期皆刊登德国汉学家鲁普雷希特·迈尔（Rupprecht Meyer）翻译的老舍短篇《东西》；老舍童话《小木头人》则由西尔维亚·克特尔胡特翻译，刊于德国《袖珍汉学》2009年第1期。
综而观之，老舍作品的德语译介迄今已逾七十年，历经1947—1979年的遇冷期、1980—1989年的高峰期、1990—1999年的回落期以及新世纪以来的低潮期四个阶段，与整个德译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势基本吻合。30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国际政治形势纷繁复杂，中国文学的德语译介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联邦德国与中国意识形态对立，曾因1968年大学生运动而对描写“光荣英雄之成长道路”的中国小说抱有短暂的热情31，但很快又“把对中国的研究重心从大陆转向台湾”32；民主德国与中国同处社会主义阵营，但“老派的学者们认为从事现代汉语有损他们的尊严，而后起之秀也对新文学不大感兴趣”33，出版作品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主，现代作家则以鲁迅、丁玲、萧军、茅盾等左翼作家作品居多，表现主题“主要是政治题材比如民国时期的社会不平等、抗日战争，还有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成就比如土地革命”34;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破裂，导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民主德国的出版几近全面停滞，“除非是能作为批判中国的反面教材”35。在此背景下，老舍作品在德国的译介难免陷入低迷。
直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引发世界关注，“除了‘中国经济’这个主题，中国的文学也在德国读者中激起了反响……翻译作品数量至少在西德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36。而在民主德国，“随着两国关系的逐步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明显地繁荣起来”37。老舍成为两德重点译介对象，10部单行译本与9篇译文的数量“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遥遥领先”38，迎来译介高峰；1984年，“民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曾集会纪念老舍诞辰85周年，并展出介绍了老舍的照片、图片及书籍资料”39，如此礼遇，足见其影响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其他的时代主题比如对两德统一进程的反思、欧洲一体化的影响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在德国社会的讨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80年代由于重开国门而引发的“中国热”逐渐退潮，“中国除了作为经济市场和‘人权总是受到损害的地方’的说法引人注意以外，至多也不过是以其异国情趣或者对往日时光的追忆来在德国读者中间引起些共鸣罢了”40。再者，“全球化带来的后果已经显示了出来，图书市场越来越向美国集中，越来越受制于美国”41，加之老舍多部/篇代表性作品已在此前被译介到德国，故其在90年代未能逆潮而上，而是以约半数的跌幅回落，便在情理之中了。
新世纪以降，“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显现的趋势基本上仍在继续……出现在德国图书市场上的中国作品仍然有赖于与出版社交往甚密的翻译者或者顾问的个人推荐”42，高行健与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对德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亦未有明显提振，2004年甚至“只有一本中国书被译成德文”43。鉴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几乎无一例外地淡出德国译介视野”44，老舍在新世纪仍有两部/篇新作译介到德国，彰显出其超越国别、经久不衰的文学魅力。为了更加清晰、直观地呈现老舍作品德译趋势，下附图表以作说明。
二、老舍作品在德国的评价与阐释
不同于西方社会通常将中国文学作品视为异国风情的展演或意识形态的附庸，从而进行猎奇性阅读与政治性解读的基本倾向，德国汉学视野下的老舍研究相对纯粹，扎根文本，专注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和审美特质，以下围绕几个主要方面展开评述：
其一是比较研究，包括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前者主要从西方作家对老舍的影响展开：20世纪20年代，老舍远渡重洋，受聘于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异国经历“拓宽了他的视野，使他接触西方文学，赋予他初探写作的自由空间”45，“他深入研究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作品，这种阅读带来的印记，以及中国传统民间文学的影响，均反映在他在英国创作的三部小说中”46，即《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与《二马》，“以极其幽默的方式描述中西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冲突”47。《猫城记》的“文学范本主要是外国小说……例如萨克雷《名利场》与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等经典讽刺作品”，老舍亦“极有可能也对日本心理小说先驱夏目漱石的小说《我是猫》稔熟于心”48。其戏剧“深受莎士比亚的影响”，“剧作《茶馆》坚持场景前后一致的原则，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与欧洲戏剧传统联系紧密的程度”49；在《四世同堂》中，“作家亦证实其承袭伟大现实主义者的传统，是一位西式小说家，特别是受狄更斯影响尤为明显，与巴尔扎克、福楼拜及左拉的相似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50。然而，老舍的伟大之处在于，“摆脱了查尔斯·狄更斯、约瑟夫·康拉德与托马斯·哈代，以及传统习俗的影响，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情节的碎片化分割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多以一个人物为中心的固定叙事结构，心理动机与社会动机紧密相连。他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批判性地描述社会关系，并将旧文学中受到忽视的现实的悲剧性因素考虑在内，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贡献极大”51。
平行研究主要是老舍与西方作家的比较。对德语读者而言，《茶馆》在“形式上的异国情调要比内容上稍少一些……特别是其叙事诗般的讲述方式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剧作十分相似”52；老舍塑造的茶馆掌柜王利发犹如“来自中国的大胆爸爸”，可堪媲美布莱希特笔下的大胆妈妈。53老舍短篇小说《阳光》中，“女主人公的命运兼具悲剧与喜剧的双重特征，虽然其对自身处境的天真误判导致混乱与迷惘，但对个性的不懈坚持却赢得了尊严，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安冬妮·布登勃洛克”54，即德国文豪托马斯·曼笔下一位可怜、可叹、可悲的女性人物。亦有德国学者将老舍与契诃夫相提并论，认为“和契诃夫一样，老舍描写的是过渡，是变化，是决裂。和契诃夫一样，老舍叫我们了解，有朝一日，是可能就在这片废墟上，会诞生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公正而美好的世界”55。福尔克尔·克勒普施则强调指出老舍与狄更斯“性格当中的相似之处”，即“他们均以深厚的人性着称，并以此在精神上克服其时代的苦难”56。
其二，老舍作品的“编年史”意义。老舍以宏阔的视野与细腻的笔触再现北京市民社会与旗人世界，其以微知着、由近致远的选材与立意，令德国汉学家赞叹不已。老舍被誉为北京城的“编年史作家”57，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称赞“老舍像一个历史学家那样精确，描写了一个又一个个体编年史”58。老舍将“北京方言提升为文学语言”59，“现代中国没有哪位作家像老舍那样，他的名字代表着一座城市的形象”60，他的作品亦是德语读者了解北京城、“融入北京人内部”的重要途径61。福尔克尔·克勒普施为老舍文集德译本作跋时写道：“扪心自问，究竟是什么让老舍的作品如此迷人？首先是连环画式地描绘了一个我们未知世界中充沛丰盈的生活画卷。各色人等尽在眼前，构成一个已成过去的多样化集体，尽管它多姿多彩，却几乎没人愿意回到过去。黄包车夫、太监、妓女、主妇、士兵、小偷，还有通常占少数的老实人居住在这个世界中，为我们勾勒出一幅1930年代的中国图景，没有一部史书，也没有任何其他新中国作家能够如此生动鲜活地将它呈现给我们。”62老舍《茶馆》是以小见大、举重若轻的经典之作，“大清帝国、共和国与内战———自世纪之交以来影响中国发展的重大事件构成了这部三幕话剧的背景，地点是统一的：一家老北京茶馆，也是首都社会生活的交织点”63。德国汉学家赫尔穆特·马丁（Helmut Martin）将《四世同堂》誉为“一部呈现社会全景的杰作”64；德国作家克劳斯·高格尔（Klaus Gauger）亦有同感，他在发表于《法兰克福汇报》的书评中写道：“祁家处于中心位置，四代人聚居于此。老舍视野开阔，祁家四邻、北京城，最后是整个中国悉数被纳入考察范围。这部小说不仅是一部家族传奇，而且通过居住在祁家周围的各色人物，尽现日本统治压迫下可能出现的不同立场。老舍将日本占领北平的岁月与战争经历喻为坠入地狱。暴力死亡、物资紧缺与穷困潦倒日渐成为现实，各地人口开始锐减。正直的公民、谄媚的走狗、高傲的欧洲人、残酷且优越感十足的日本人，全都卷入暴力事件当中，最终不得不作出严酷牺牲。小说的英雄主义基调旨在区别那些正直且为正义而死之人以及那些在怯懦与蒙昧中走向毁灭之人。尽管事件无情且残酷，老舍的历史乐观主义似乎仍然坚不可摧：正义与和平终将取得胜利、人们可以被教化且具有学习能力，老舍对此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65在顾彬看来，老舍的《正红旗下》设计了烙有其北京人与旗人独特印记的双重旅程：“作为叙述者，他重返那业已走向衰微、也因此变得陌生的满族旗人世界。1898年农历12月23日老舍出生于此地，并在1920年前夕从这里出发，开启新生活：他先是进入北京的教育系统，从英格兰回国后在中国多所大学担任讲师，直至1936年成为职业作家不再受雇于人，1937年以后开始在多省文化领域组织抗日斗争。从美国归来后，北京才再度成为他的家乡，直至去世。小说的另一重旅程属于旗人：他们处在过渡时期，无论好坏，都不得不从一个封建专制的世界迈向一个竭力谋求现代化的世界，1898年的改革尝试以失败告终，1990年义和团揭竿而起，反抗满族朝廷和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清朝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66
其三是老舍笔下的女性形象研究。老舍自称“怕写女人”67，在他的作品中“差不多老是把恋爱作为副笔，而把另一些东西摆在正面”68。德国老舍研究或受此影响，“一般只有对老舍的所谓异性设计的零散提示”69。西尔维亚·克特尔胡特试图以博士论文《不只是祥子：老舍作品中的女性描写与两性关系》弥补这种状况，她从女性文学研究中的后结构主义思潮出发，研究老舍多部长短篇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与两性关系，并得出结论：长期被研究忽略的老舍作品中的女性描写是成功的，两性关系题材是其叙事艺术的重要母题。西尔维亚·克特尔胡特的博士论文出版于1997年，或是由于彼时《四世同堂》德译本尚未发行，其研究几乎没有论及该着。这一缺失后由玛丽亚·罗雷尔（Maria Rohrer）《〈四世同堂〉中老舍笔下的女性形象》一文填补，她根据道德因素、参与程度以及作家的同情倾向将《四世同堂》中的女性形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韵梅为代表的好女人，她们是忠贞的妻子或寡妇，是爱护孩子的母亲；第二类是以大赤包为代表的坏女人，她们或是在危难关头改嫁他人，或是当了汉奸，走上一条不归路；这两类人物形象“似乎涉及西方文学中的两个常见样板———天真无辜的女性与魅惑危险的女性之间的对照，算得上女性形象最为常见的典型性特征”70；第三类则是以尤桐芳为代表的令人叹惋的女人，她们或是小妾，或是妓女，抑或是失足少女。玛丽亚·罗雷尔评述道：“第三类女性形象与其他两类的界限是流动的。老舍通过第三类女性在传统的好女人与坏女人的划分标准中增加了社会因素，即无可奈何地屈服于社会权力关系的女性。这类女性和寡妇一样，处于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她们是男性的附庸，仰仗男性生活，因而作家乐于书写她们。”71玛丽亚·罗雷尔分析《四世同堂》中“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女性命运及其难得善终的悲剧性结局，指出“老舍笔下只有极少数女性人物看上去经历了心理上的成长”，比如“高弟通过战争成熟起来，自己做主脱离原生家庭，来到瑞全身边”，但她只是“少数特例中的一个”，缺乏对于女性心理活动的刻画以及女性自身成长的书写是“老舍的女性人物缺乏辨识度的一项力证”72。
其四，老舍的幽默格调与创作转向备受关注。“源起于满民族的历史悲剧和北京旗族的精神气质”73，老舍擅长以幽默的笔法讲述悲剧。福尔克尔·克勒普施认为“老舍的作品再一次证明，人类生存的诙谐与惨淡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互渗透的。面对苦难，他的幽默有助于保持其爱人之心，填平苦难的深渊”74，这种“幽默格调中的矛盾特征是有根据的，它源自强烈的人道主义，源自人与人之间的朴素情感，这种情感总为他人被信以为真的弱点留有一抹理解的微笑。它绝不像偶尔被指责的那样蔑视人类，而是出于真正意义上的怜悯”75。顾彬亦赞叹：“老舍在针砭时弊中保有温和而讽刺的幽默，这在现代中国并不多见。”76而以富有独创幽默特色的悲剧小说名扬中国乃至世界的老舍，自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以后，转而将戏剧作为其创作的主要文学形式。伊尔姆特劳德·菲森-亨耶斯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对老舍的创作转型作出解释：“老舍与其时代的政治文学辩论保持距离，源于他彼时的信念，即一个更好的社会并非通过暴力，而是通过对其成员的教育来实现。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他才放弃其政治保守主义，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联合发起人，后任总务部主任。在此期间，他以现代话剧与传统民间戏剧的形式创作剧本，吸引大批民众参与抵抗运动。在其写作生涯后期，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剧本创作当中，并以其历史剧《茶馆》为戏剧文学树立了标杆。”77对此，福尔克尔·克勒普施亦有独特见解：“在撰写了十余部长篇小说和约五十个短篇后，老舍开启了写作生涯的全新阶段。他几乎放弃了小说创作，改写剧本。他定然希望以此对不精读写的人群形成一定影响。几年之内，老舍便成为年轻的中国话剧史上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78；不无遗憾的是，“转投戏剧创作亦终止了作家的成熟进程，其作品逐渐失去个性”79。
综上所述，老舍作品的德语译介追溯至1947年《骆驼祥子》德文译本的发行，在此后的七十余年间，其主要作品悉数被译介到德国，形成了深远广泛的影响。译本/文数量多、传播广、影响大，且有顾彬、伊尔姆特劳德·菲森-亨耶斯、福尔克尔·克勒普施等一众深谙中国文学文化的德国汉学家作为其研究的中坚力量，老舍作品在德国的解读与阐释颇为细致深入，虽仍存在将文学作品作为社会历史文献审视的现象，但旨在考察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与美学价值的深度研究已是大势所趋。
注释
1 Wolfgang Kubin,“Nachwort,”in Lao She,Sperberüber Peking,aus dem Chinesischen von Silvia Kettelhut,Freiburg/Basel/Wien:Herder Verlag,1992,S.189.
2陈巍：《从德国“国际译者之家”看中国文学走出去》，《文艺报》2017年4月12日。
3廷斯·吕普斯：《老好人，小市民，造反者》，乌苇·克劳特编《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茶馆〉在西欧》，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第65页。
4谢淼：《〈骆驼祥子〉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民族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
5(1)汪兆骞：《民国清流：大师们的中兴时代》，北京：现代出版社，2016年，第28页。
6(2) Irmtraud Fessen-Henjes,“Nachwort,”in Lao She,Die Blütentr?ume des Lao Li,aus dem Chinesischen von Irmtraud Fessen-Henjes,Berlin:Verlag Volk und Welt,1984,S.332-333.
7(3) Volker Kl?psch,“Nachwort,”in Lao She,Die Stadt der Katzen,aus dem Chinesischen von Volker Kl?psch,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85,S.201.
8(4)乌苇·克劳特：《〈茶馆〉在西欧》，乌苇·克劳特编《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茶馆〉在西欧》，第11页。
9(5)寿鹏寰：《德国开“分店”〈茶馆〉照样火》，《法制晚报》2015年7月9日。
10(6) Kuo Heng-Yü,“Lao She und sein Bühnenstück Blick westw?rts nach Changan,”in Lao She,Blick westw?rts nach Changan,Kuo Heng-yü(Hg.),aus dem Chinesischen von Ursula Adam,Thomas Kampen,Kuo Heng-yüund Eva Sternfeld,München:Minerva Publikation,1983,S.14.11(7) Ebd.,S.15.
12(8) Irmtraud Fessen-Henjes,“Nachwort,”in Lao She,Die Blütentr?ume des Lao Li,aus dem Chinesischen von Irmtraud Fessen-Henjes,Berlin:Verlag Volk und Welt,1984,S.333.
13(1) Volker Kl?psch,“Nachwort,”in Lao She,Die Stadt der Katzen,aus dem Chinesischen von Volker Kl?psch,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85,S.199.
14(2) Ebd.,S.194.
15(3) Ebd.,S.200.
16(4) Ebd.,S.201.
17(5) Wolfgang Kubin,“Nachwort,”in Lao She,Sperberüber Peking,aus dem Chinesischen von Silvia Kettelhut,Freiburg/Basel/Wien:Herder Verlag,1992,S.189.
18(6) Ebd.,S.191.
19(7)也斯：《在柏林走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64页。
20(8)同上，第64页。
21(9)同上，第66页。
22(10) Helmut Martin,Vier Generationen unter einem Dach,Deutschlandfunk.https://www.deutschlandfunk.de/vier-generationen-unter-einem-dach.700.de.html?dram:article_id=81329,1998-11-17/2020-02-20.
23(1) Han Ruixin,“Man gedenkt des Schriftstellers Lao She,”China im Aufbau,1987(2).
24(2) Lao She,“Ein gl?nzender Anfang,”in William John Francis Jenner (Hg.),Chinesische Erz?hler der letzten Jahrzehnte,K?ln:Jakob Hegner Verlag,1973,S.104-112.
25(3) William John Francis Jenner,“Einführung,”in William John Francis Jenner (Hg.),Chinesische Erz?hler der letzten Jahrzehnte,K?ln:Jakob Hegner Verlag,1973,S.9.
26(4) Volker Kl?psch,“Einleitung,”in Volker Kl?psch (Hg.),Hoffnung auf Frühling.Moderne chinesische Erz?hlungen.Erster Band:1919 bis 1949,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80,S.17.
27(5) Ebd.,S.19.
28(6) Ebd.,S.17.
29(7) Helmut Martin,“Nachwort,”in Helmut Martin (Hg.),Bittere Tr?ume.Selbstdarstellungen chinesischer Schriftsteller,Bonn:Bouvier Verlag,1993,S.XXII.
30(8)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国的译介情况：50年代至70年代共有译着74部、译文36篇，80年代译着129部、译文396篇，90年代译着67部、译文274篇，新世纪译着35部、译文78篇。参见孙国亮、李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国的译介研究概述》，《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
31(1)雷丹：《对异者的接受还是对自我的关照？---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德语翻译的历史性量化分析》，李双志译，马汉茂等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595页。
32(2)龙健：《中国文学德语翻译小史：视我所窥永是东方》，《南方周末》2017年3月30日。
33(3)尹虹：《对民主德国中国文学翻译的回顾》，李雪涛译，马汉茂等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第607页。
34(4)雷丹：《对异者的接受还是对自我的关照？---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德语翻译的历史性量化分析》，李双志译，马汉茂等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第594页。
35(5)尹虹：《对民主德国中国文学翻译的回顾》，李雪涛译，马汉茂等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第615页。
36(6)雷丹：《对异者的接受还是对自我的关照？---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德语翻译的历史性量化分析》，李双志译，马汉茂等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第595页。
37(7)尹虹：《对民主德国中国文学翻译的回顾》，李雪涛译，马汉茂等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第616页。
38(8) Volker Kl?psch,“Nachwort,”in Lao She,Die Stadt der Katzen,aus dem Chinesischen von Volker Kl?psch,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85,S.202.
39(9)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24页。
40(10)雷丹：《对异者的接受还是对自我的关照？---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德语翻译的历史性量化分析》，李双志译，马汉茂等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第599页。
41(11)同上，第600页。
42(12)同上。
43(1)高立希：《我的三十年---怎样从事中国当代小说的德译》，《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1期。
44(2)孙国亮、李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国的译介研究概述》，《文艺争鸣》2017年第10期。
45(3) Volker Kl?psch,“Nachwort,”in Lao She,Die Stadt der Katzen,aus dem Chinesischen von Volker Kl?psch,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85,S.200.
46(4) Irmtraud Fessen-Henjes,“Nachwort,”in Lao She,Die Blütentr?ume des Lao Li,aus dem Chinesischen von Irmtraud Fessen-Henjes,Berlin:Verlag Volk und Welt,1984,S.330.
47(5) Volker Kl?psch,“Nachwort,”in Lao She,Die Stadt der Katzen,aus dem Chinesischen von Volker Kl?psch,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85,S.200.
48(6) Ebd.,S.198.
49(7)廷斯·普吕斯：《老好人，小市民，造反者》，乌苇·克劳特编《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茶馆〉在西欧》，第66页。
50(1) Klaus Gauger,“H?llensturz in Peking.Lao She versammelt vier Generationen unter einem Dach,”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03.03.1999.
51(2) Irmtraud Fessen-Henjes,“Nachwort,”in Lao She,Die Blütentr?ume des Lao Li,aus dem Chinesischen von Irmtraud Fessen-Henjes,Berlin:Verlag Volk und Welt,1984,S.332-333.
52(3)阿诺尔德·佩特森：《老舍的〈茶馆〉---社会的熔炉》，乌苇·克劳特编《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茶馆〉在西欧》，第49页。
53(4)吕迪格尔·萨雷尔：《来自中国的“大胆爸爸”---北京人艺演出老舍的〈茶馆〉》，乌苇·克劳特编《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茶馆〉在西欧》，第72页。
54(5) Lao She,Sonnenschein,aus dem Chinesischen von Peter Hans Hoffmann,Bochum:Projekt Verlag,2017,Rückseite.
55(6)皮埃尔·马卡布鲁：《富有戏剧性，更富有社会性》，乌苇·克劳特编《东方舞台上的奇迹---〈茶馆〉在西欧》，第81页。
56(7) Volker Kl?psch,“Nachwort,”in Lao She,Zwischen Traum und Wirklichkeit.Elf Erz?hlungen,Volker Kl?psch (Hg.),Frankfurt am Main:China-Studien-und Verlagsgesellschaft,S.282.
57(8) Ebd.,S.280.
58(9)李乃清：《彼得·汉德克：不写作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混蛋》，《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第33期。
59(10) Volker Kl?psch,“Nachwort,”in Lao She,Die Stadt der Katzen,aus dem Chinesischen von Volker Kl?psch,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85,S.202.
60(11) Volker Kl?psch,“Nachwort,”in Lao She,Zwischen Traum und Wirklichkeit.Elf Erz?hlungen,Volker Kl?psch (Hg.),Frankfurt am Main:China-Studien-und Verlagsgesellschaft,S.280.
61(12) Ebd.,S.280.
62(1) Volker Kl?psch,“Nachwort,”in Lao She,Zwischen Traum und Wirklichkeit.Elf Erz?hlungen,Volker Kl?psch (Hg.),Frankfurt am Main:China-Studien-und Verlagsgesellschaft,S.287.
63(2) Lao She,Das Teehaus,aus dem Chinesischen von Uwe Kr?uter und Huo Yong,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80,Titelblatt.
64(3) Ebd.,Titelblatt.
65(4) Klaus Gauger,“H?llensturz in Peking.Lao She versammelt vier Generationen unter einem Dach,”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03.03.1999.
66(5) Wolfgang Kubin,“Nachwort,”in Lao She,Sperberüber Peking,aus dem Chinesischen von Silvia Kettelhut,Freiburg/Basel/Wien:Herder Verlag,1992,S.196.
67(6)老舍：《我怎样写小说》，上海：文汇出版社，2009年，第9页。
68(7)同上，第14页。
69(8)凯茜：《试论老舍作品中的女性描写》，《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70(1) Maria Rohrer,“Lao Shes Frauenfiguren in Vier Generationen unter einem Dach (Sishi tongtang),”Minima Sinica,2008(1),S.38.
71(2) Ebd.,S.39.
72(3) Ebd.,S.50.
73(4)关纪新：《老舍与北京》，《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74(5) Volker Kl?psch,“Nachwort,”in Lao She,Zwischen Traum und Wirklichkeit.Elf Erz?hlungen,Volker Kl?psch (Hg.),Frankfurt am Main:China-Studien-und Verlagsgesellschaft,S.288.
75(6) Ebd.
76(7) Wolfgang Kubin,“Nachwort,”in Lao She,Sperberüber Peking,aus dem Chinesischen von Silvia Kettelhut,Freiburg/Basel/Wien:Herder Verlag,1992,S.189.
77(1) Irmtraud Fessen-Henjes,“Nachwort,”in Lao She,Die Blütentrume des Lao Li,aus dem Chinesischen von Irmtraud Fessen-Henjes,Berlin:Verlag Volk und Welt,1984,S.331-332.
78(2) Volker Kl?psch,“Nachwort,”in Lao She,Die Stadt der Katzen,aus dem Chinesischen von Volker Kl?psch,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85,S.202.
79(3) Volker Kl?psch,“Nachwort,”in Lao She,Zwischen Traum und Wirklichkeit.Elf Erz?hlungen,Volker Kl?psch (Hg.),Frankfurt am Main:China-Studien-und Verlagsgesellschaft,1981,S.2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