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汉永平十二年， 今云南保山地区及缅甸部分区域得以设置永昌郡， 成为东汉王朝的户口第二大郡， 这个看似单一的历史事件背后其实蕴含着漫长和厚重的历史文化融合与积淀。永昌置郡体现了中原文化与西南夷 （哀牢） 文化的融合， 其中西汉武帝置不韦、嶲唐二县和东汉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是永昌置郡过程的两个关键节点， 通过对嶲唐、不韦、哀牢、博南四县地望的人文地理考释， 其实质反映了两汉中原文化对蜀身毒道区域的纵深辐射和影响。
关键词：两汉； 永昌郡； 民族文化；
Abstract:In the twelfth year of Yongping in the DongHan Dynasty, Yongchang County was set up in Baoshan District of Yunnan Province and some areas of Myanmar, which became the second largest county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n the DongHan Dynasty. This seemingly single historical event actually contains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accumulation. Yongchang Prefecture wa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and the Southwest ethnic group （ Ailao） culture. Among them, Han--Wu Emperor in the Xi Han Dynasty, Xitang County and Buwei in the West of Yizhou in the Ten Years of Yongping in the DongHan Dynasty were the two key points in the process of Yongchang prefecture.The human geography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four counties of Xitang Buwei, Ailao and Bonan reflects the deep radi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of the Han Dynasty on Shu--Shendu way area.
Keyword:Han Dynasty; Yongchang County; Ethnic Culture;
据《史记·大宛列传》所说可知：昆明西向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其所言"滇越"与嶲唐即是往蜀身毒国之通道，为澜沧江以西哀牢地之一部分。《后汉书·郡国五》载曰："永昌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分益州置。八城，户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七，口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使其"在东汉一百零五个郡国中居第二位"[1].永昌置郡不仅使得云南滇西"缅戎"地区第一次被纳入到东汉王朝的"郡县"区划格局当中，即便在当时也是一件举国轰动的大事。对于永昌置郡的过程，历史文献以《史记》、两《汉书》和《华阳国志》为主，此前已有不少学者，如任乃强、方国瑜等作过较为深入地理考释。但是，此前大多学者只限于单一事件的简述，如果将永昌置郡放在两汉经略西南、经营"蜀身毒道"财货之路的历史当中考释，应当会对西南与中原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进程作出一些有意义的探索。
一、永昌置郡的民族文化背景
《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述哀牢地域广袤："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2],大约于今澜沧江以西逾怒江至伊洛瓦底江地带，其南当至怒江下游两岸而近于入海地带。对于"古哀牢国",任乃强先生注释说："哀牢，为一民族部落之旧称，殆亦如'夜郎'、'滇'、'邛'之已进入奴隶社会，有具备国家形式之政权组织，故古人称之为国也。……哀族乃为此国之统治者，或与后之孟族 （与崩龙人和高棉人语言接近的古民族） 、掸族 （今云傣族） 、佤族、克钦等族同源。要是自马来半岛，北向移进之渔业民族，故有股臂刻文之俗，而自称为龙之裔孙也。此族由于接受汉文化最早，故在西南山谷地区中，建置郡县亦独早。"[2]可见，古哀牢国辖境广阔，并不止于狭义的腾越之地，所谓"哀牢国地之广大如此，岂惟腾越哉"[4]即系此意。在如此广袤的区域内其民族群体构成较为复杂，盖以百越系统之傣掸支系为主，受汉文化影响较早，已发展进入农业文明，控制哀牢的平坝地区，对周围的山地与河谷民族形成控制。
早在先秦时，中原地区，特别是巴蜀地区与哀牢民间的经济文化往来就随蜀身毒道1伊始交往频繁，这条道路的实际存在即为中原至印度及沿线周边民间商贸繁荣的最好历史印证。由于"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中原王朝对于益州西部的哀牢国的官方政治经略最晚应至西汉武帝时。《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条有曰："孝武时，通博南山，渡兰沧水、耆溪，置嶲唐、不韦二县。……行人歌之曰：'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渡兰沧水以取哀牢地。哀牢转衰。"[2]对此，任乃强先生认为："《后汉书·哀牢传》不言汉武通博南山渡兰沧水，置嶲唐不韦二县；而谓此歌出于明帝时。……足见汉武帝拓境，已经踰博南、渡澜沧，以二县为益州郡西境矣，何待明帝置郡时始有歌哉？盖汉武因求通身毒道，曾向极西深入。但拓展至哀牢山止。外以委于哀牢王国，与之互市，以收珠宝、罽毲之利。哀牢虽失两县之地，而绾互市之利，藉互市以控制诸夷商贾，益臻富强。故汉民间商贾作《行人歌》曰'渡兰沧，为他人'也。若后汉时，则哀牢亦已收入郡县，其王同于属国，无所利于其间，则安得有此歌哉？"[2]这段注释极为重要，任先生通过运用人文地理方面的史料，不仅辨证了《后汉书》："永平十二年 （公元69年） ,……显宗以其 （哀牢国） 地置哀牢 （今腾冲、龙陵及德宏一带） 、博南 （今云南永平县） 二县"记述之困惑，也确证了"嶲唐、不韦二县"的设置应在西汉"渡博南，越兰津"的"开不宾"大背景下。《旧唐书·张柬之传》云："《行人歌》） 盖讥汉贪珍奇盐布之利，而为蛮夷之所驱役也"[7],西汉开辟哀牢地的目的更多是为通身毒道的经贸往来，当然也有进一步经略滇西地区的政治考量。但因财货动机而引发的历史效应却是深远而厚重的。任先生更进一步阐释了"蜀身毒道"对于西南夷哀牢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重要影响。通过这条道路，西汉王朝开始认知西南夷地区，为把自己对西南的人文地理知识用于王朝的边疆开拓提供了可能，同时，开始用中原农业文化圈层的视角和标准审视西南夷地区，从此，秦汉的统治者们开始把在西南夷的已知地区当中"将哪些区域纳入版图、在哪些区域设置政区"的问题提到国家层面的政治日程中来。
参照《中国历史地图集·益州刺史部南部》的图注，我们可较为清晰地看到西汉之嶲唐县于博南山西北，夹于南北走向的类水 （即今保山河） 与澜沧江二河之间；不韦县则逾加往博南山之西南面靠近一些，位于今保山市治而偏东北的区域。然而，武帝时的嶲唐、不韦"二县"与东汉永平时的哀牢、博南二县虽同于哀牢国境内，但前后地望又有别，前后两组并非同一"二县".前者嶲唐、不韦地望均于澜沧江---博南山一线以西，不出今保山县境，对此，任乃强先生曾有较为精辟，现归纳如下：今施甸之为汉之不韦县，已可定矣；今保山县治为汉之嶲唐县；周水即潞江，字亦作怒，缅甸语曰萨尔温。[2]
在任乃强先生对汉时不韦、嶲唐两县的考注基础上，我们可以有两点较为清晰地认知：
第一，西汉时，滇西之不韦县治以及东汉永昌之郡治，其地望并非于今天的保山县城，而是保山以南的施甸县；西汉之益州西部都尉治嶲唐并非如《中国历史地图集·益州刺史部南部》所标注一样，在类水 （即后世之枯柯河、今保山河或永昌河） 与澜沧江之间、二水汇合口的北部，而应于二水南部之今保山市治2.施甸、保山无疑都位于今保山市范围内，按照缪鸾和先生的推断："如以不韦、嶲唐在今保山地 （保山市范围内） ,则通博南、渡兰沧当在汉武帝时也。"[9]无论从不韦、嶲唐的地望而言，还是从此地"吕氏市盐，羁縻夷群"的历史以及其它任先生所说的人文地理特征来看，汉武帝置不韦、嶲唐二县当可信。进而，一段描述西汉王朝经由蜀身毒道西进至哀牢地区的开拓经略史实往往被忽略了。
第二，至少至西汉时，哀牢之不韦、嶲唐地区，已经有相当规模的汉族移民进入，形成任先生所谓的"与牢、孟、俅、掸错居"格局。于是，他们中的一些借助嶲唐县的地理优势，"控驭商道、盐道最便",从而较为成功地掌控住滇西各民族群体生活必需的食盐。因此，汉武帝置益州郡西部都尉，要把其治所设于嶲唐，即通过盐道"镇慰哀牢人、叶榆蛮夷"[10].在不韦县周围，汉族移民则由中原世家大族构成。《清一统志·永昌府·古迹》"不韦废县"条引孙盛《蜀谱》曰："初，秦徙吕不韦宗族子弟于蜀。汉武帝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实之，因置不韦县。"[11]但是，《后汉书·地理志》"不韦出铁"条注引《华阳国志》曰："孝武置不韦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10]两说的时间、人物都大不相同，对此，任乃强先生分析说："吕嘉虽可能是中原之人，未必即不韦之后。……不韦迁蜀，其子孙族党耻为迁虏，因其善贾长技，远贸于此国际商道之边裔地区，以工商立业，财雄一方，子孙发展，蔚为邑落，汉武因之以置不韦县，此理之可能也。徙吕氏以实其县之说，必非。……是谓'以彰其先人之恶'者，亦必非矣。……此二县中，嶲唐地位重于不韦，故初置益州西部都尉治嶲唐。其后迁郡治于不韦者，盖由吕氏聚居所在，官利在依近大姓以制蛮夷，因吕氏之请而徙治也。"[2]诚然，汉族移民进入不韦、嶲唐地区，不仅带来了中原较为发达的农、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也一定带来了中原文化，在此二县地区形成一定的文化影响力，影响着当地"西夷"对中原文化圈的认知直至认同，更重要的是"官利在依近大姓以制蛮夷",汉王朝要通过拉拢哀牢大姓才能有效牵制"蛮夷",至汉末战乱时期，当地大姓吕凯甚至成为"牵制雍、孟叛党"、保全此郡的关键 （前文引任乃强之不韦注已述） .由此也可以看出，两汉时，在西南夷地区的民间汉人集团，往往成为该地区稳定和繁荣的积极促进因素。
秦汉时之嶲唐、不韦两县均于怒江东部，怒江以西逐渐进入缅甸，再及印度。汉时之嶲唐、不韦二县即为洱海以西，通身毒国的两个重要枢纽，集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为一体，是"蜀---身毒"地缘政治格局中较为关键的区域。距离西汉王朝中央山高水远的哀牢国借助大汉之威势，有利于其在当地的壮大发展，有此内因，武帝才有条件"外以委于哀牢王国，与之互市，以收珠宝、罽毲之利。哀牢虽失两县之地，而绾互市之利，藉互市以控制诸夷商贾，益臻富强",扶植当地哀牢国的势力，置嶲唐、不韦"二县",在滇西边疆上，培植一个名义上属汉而"外以委于哀牢"的滇西边疆"经济贸易特区"---在当时，所谓的"二县"可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郡县设置，只是在还没有一个像"自由贸易区"这样的现代特区概念的情况下，借用政治上属"县"的名称而于境外划定了一个经贸上的特定区域，为下一个官方更高层次的政治联系作出准备。至元封二年 （公元前109年） 开益州郡，治滇池县 （今晋宁） ,辖二十四县，嶲唐、不韦两处已经作为正式县级政区纳入到其中。从而，可以肯定武帝"通博南、渡兰沧"事应不晚于元封二年。
至于东汉所开之哀牢、博南，二县地望、设置并不同于上文之嶲唐、不韦。
依《后汉书·地理志》云："哀牢，永平中置，故牢王国。"[10]《华阳国志》也曰其系："哀牢县，故哀牢王邑。"[2]方国瑜先生曾有概括：引万历《云南通志》曰："哀牢县在永昌府治东",《通志》又言永昌府治东北三十里为不韦县，同时府治东十五里为哀牢县，两县相距不过十里，不合常理；东汉设哀牢县于不韦之东十里，则当初为不韦地，然而《后汉书·西南夷传》曾有曰："哀牢夷，生人以来未尝交通中国",此可证哀牢与不韦并非一地。[16]《旧唐书·张柬之传》云："前汉唐蒙开夜郎、滇、莋，而哀牢不附，东汉光武季年，始请内附，汉置永昌郡以统理之。"[7]而西汉已设嶲唐、不韦二县，故哀牢不应在嶲唐、不韦故地。《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曰："建初元年，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叛，攻嶲唐城。太守王寻奔叶榆。哀牢三千余人攻博南，燔烧民舍。"[18]类牢的反叛线路是从杀守令---次攻嶲唐---再扰博南，一路自东向西叛杀过来。守令即居于哀牢县，因此，方国瑜先生才疑哀牢地在今保山潞江以西一带之地，即腾冲、龙陵、德宏州及以西一带。[16]
《新纂云南通志·地理考》驳斥《永昌府治》"哀牢废县是永昌府治"的说法，引"扈栗攻鹿茤"的史实也推断哀牢地应在潞江以西，即腾冲、龙陵并其附近土司地。任乃强先生赞同此说，并断言："自汉武取其地为嶲唐、不韦二县，驱哀牢于潞江以外，则必更建国邑于腾冲耳。"[2]乾隆《腾越州志》卷一《建制沿革考》曰："当年哀牢籍其众户五万二千口，五十五万三千余，仅分二县 （哀劳、博南） 则知汉时之县幅员极广，今腾越及顺宁暨诸土司之境，大金江内外至于南海，皆哀牢、博南地。"[4]此说可以旁证方先生之推论。值得注意的是，哀牢、博南为分别两地，古人著述，尚无标点，"哀牢、博南"书写相连，易为一处；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魏晋南北时期，中原混乱，多无力顾及西迤，元康末年，永昌又值南夷叛乱，郡治南移永寿 （今镇康、耿马、孟定，于普洱境内） [16],"去郡千里，遂与州隔绝" （《南中志》） 而与中原失去了联系，不再受统治3.故此，后世有永昌郡治东有哀牢山的舛讹 （如万历《云南通志》） ,或云哀牢废县曾是永昌府治 （《清一统志》《永昌府治》） ,更讹传误认为哀牢民族群体发源于永昌郡治之嶲唐 （今保山） 之易罗池 （《白国因由》） .
依《水经·若水注》曰："博南，山名也，县以氏之。"那么，博南县应与博南山当连在一起。《南中志》云："孝武时，通博南山，渡兰沧水、耆溪，置嶲唐、不韦二县。"再有《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云："明年 （建初二年） 春，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诸郡兵击类牢于博南，大破斩之。"[18]万历《云南通志》亦云："永平县，东汉置博南县，属永昌郡，晋因之，后改永平县。"[24]方国瑜先生由此推断：溪即为类水 （即后世之枯柯河、今保山河或永昌河） ,"由博南而后至嶲唐、不韦，是知博南在嶲唐、不韦之东也。……博南在嶲唐之东，邪龙之西，今已考订嶲唐在保山，邪龙在巍山、漾濞，则博南应在今永平。"[16]故此，东汉之博南县地望应在今滇西永平一带无疑。
从民族文化融合的角度出发，对上述两汉对嶲唐、不韦、哀牢、博南的经略、设置过程进行梳理，我们才可以继续运用史料，记述永昌置郡的民族文化发展背景：
随着汉王朝对西夷地区经略的不断深入，东汉王朝借助哀牢王贤栗内附的契机，明确了哀牢与东汉的政治隶属关系。《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了"贤栗内附，并被光武封为君长"一事。[18]《华阳国志·南中志》则于扈栗 （即贤栗） "率种人归义奉贡"后多加了一句"世祖纳之，以为西部属国"[2],此句至关重要，说明：至此，哀牢在名义上已是东汉的一个藩属王国。东汉对哀牢国地区建立实质性的政治统治，是在哀牢国地区被划定为永昌郡之后。由此也可以再次看出两汉王朝在哀牢境内拉拢、培植汉族移民大姓的重要作用及积极意义。
《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载曰：" （永平） 十二年春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18]至此，由汉武帝所置之益州西部都尉已经完成了边地民族自治政区向正式政区过渡的使命，哀牢地区被正式纳入到了东汉的郡县体制当中来，然而，由于这一地区的民族社会发展依然不平衡，与内地甚至与滇中地区仍然有较大的差距，不同的民族群体文化圈层相互融合尚需时日，所以到了两晋时，永昌地区的政区又陷入了动荡和分裂，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忽视了"永昌置郡"的历史作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了"哀牢王柳貌内附"一事。[18]正因为有了先秦以来，围绕在"蜀身毒道"周边的民间经济、文化及宗教往来，才会引起汉王朝对滇西哀牢地区的经略欲图，也因为有了武帝时对哀牢"经贸特区"的设置，才让哀牢民众，甚至身毒之民知道汉之强盛，感叹"中国其有圣帝乎",由此产生了归附向心的心理。《华阳国志·南中志》也记载："孝明帝永平十二年 （公元69年） ,哀牢抑狼遣子奉献。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2]对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提到："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一句，李贤引《古今注》曰："永平十年 （公元67年） ,置益州西部都尉，治嶲唐。"再引《续汉志》曰："六县谓不韦、嶲唐、比苏、叶榆、邪龙、云南也。"[18]任乃强先生认为此注释与常璩说世祖时不合，为误[2],并认为："《续汉志》永昌郡八县，自哀牢、博南外，六县皆前汉益州旧县。盖汉武帝时，已置益州郡西部都尉，领此六县。光武时，哀牢内附，以为益州西部都尉领之属国。至明帝，又乃以西部都尉所领六县与新开哀牢、博南两县，合至永昌太守，改都尉为太守也。"[2]
二、永昌置郡的过程
西汉元封二年 （公元前109年） ,益州置郡，辖二十四县，其中就有不韦 （今施甸） 、嶲唐 （今保山） .联系《华阳国志》之"孝武通博南、渡澜沧，然后置嶲唐、不韦"的记述，不难判断其事当于元封二年 （公元前109年） 之前。同为《华阳国志》作注的刘琳则认为："汉武帝通博南、渡兰沧事《史记》、《汉书》未载，当在元封六年郭昌征昆明之后。"[34]这与元封二年 （公元前109年） 开，辖县二十四，其中已经包括嶲唐、不韦二县之史实相左，"通博南、渡兰沧事"应不晚于元封二年。
大概是出于民族群体政治的考虑及区域性族属经济文化差距的现实影响，西汉朝廷于武帝时就在民族区域广置都尉，如广汉郡之北部都尉，治阴平道；犍为郡之南部都尉，治汉阳。汉武帝在开设嶲唐、不韦二县之后不久，于益州郡西部割置六县，别置都尉，治嶲唐。不韦 （今施甸） 、嶲唐 （今保山） 、比苏 （今云龙北部、兰坪以西一带） 、叶榆 （今大理西北、洱源东南一带） 、邪龙 （今巍山、漾濞一带） 、云南 （今祥云、弥渡一带） 六县均位于洱海周边及洱海以西，与哀牢国相连。其间主要分布着昆明、嶲 （叟） 民族群体，他们与东端的农业民族群体滇人、西端的农业民族群体哀牢分属不同的民族群体文化圈层，后二者系百越系统支系，而前者系氐羌系统支系，两个系统民族群体之间的文化属性及社会发展类型、程度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如果把上述六县继续归入益州郡，不仅政区内部不能稳定发展，而且，由滇族统治的益州范围较大，也不利于整个益州刺史西部的稳定发展。所以，需要把由昆民及叟分布的益州郡西部单独划出，建立都尉，施行军事为主、军政合一的治理。更者，"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蜀身毒道又穿插其间，对于此区域的掌控加强，符合汉武帝朝廷对西域财货的追求初衷。故此，武帝在益州这个大郡西部开置了西部都尉，治嶲唐，单独对之行重点管辖，直到东汉初年，条件成熟又升格为 （益州西部） 属国都尉。《后汉书·地理志》"嶲唐"条刘昭引《古今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嶲唐，镇尉哀劳人、叶榆蛮夷。"[10]虽然，如前文所述，此注对于"置益州西部都尉"的时间有误，但是后半句"镇尉哀劳人、叶榆蛮夷",却明确了都尉的上述目的和性质。
至东汉光武建武二十三年 （公元47年） 哀牢贤栗 （即《华阳国志》扈栗） "率种人归义奉贡，世祖纳之，以为西部属国",附属于益州西部都尉。此时的西部属国应该已经包括了哀牢王国之故地---哀牢、博南两处，只不过，此时的哀牢、博南可能还未具备县治的条件和设施，尚还处在部落都邑的形态4,因此，光武帝暂且置为两县以"羁縻之",两县之地的属国尚属"小郡属国",故不另设郡置，而只附属于相邻之益州西部都尉。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曰："永平十二年 （公元69年） ,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其种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18]如此众多的邑王和人户，包括了"闽越、濮、鸠僚"等许多的部族，分布在澜沧江以西"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的广阔区域。如此人口众多、地域广袤的辖地再由一个"益州西部都尉"来管辖，就显得不合适了。于是，汉明帝永平十二年 （公元69年） 哀牢抑狼 （即《后汉书》柳貌） "遣子奉献",再次表示内附心愿，于是汉明帝才割益州西部都尉六县合哀牢 （今腾冲、龙陵及德宏一带） 、博南 （今云南永平县） 二县置永昌郡。
只有如此叙述，武帝"通博南，渡兰沧，置嶲唐、不韦"一事才能与哀牢国王世系相符。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九隆"条注引杨终《哀牢传》云："九隆代代相传，名号不可得而数。至于禁高，乃可记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 （栗） 代。"[18]扈栗，东汉初王，其第四世王名哀牢，任乃强先生疑其"哀牢王"之名即最先徙邑于哀牢山下者，而作为百越支系的哀牢民族群体以前国邑并不在此，"由于祀哀牢山而得子，故以哀牢名子，其时则已避汉，定居于哀牢山下，不更徙也";自元封二年下至建武二十三年，为156年，任先生疑当是哀牢第三世王建非时，被西汉经略招徕，[2]而第四世哀牢王在汉武大帝"渡兰沧水以取哀牢地"的威势力压下，"哀牢转衰";又后延至第八代扈栗时，即当东汉初光武在位时，" （扈栗） 建武二十三年 （方先生原作二十七年，现更正） 遣使至洛阳求内附，杨终即得哀牢使者所述，其说可信。所载哀牢世系，在扈栗之前有八代 （应为七代） ,以二十五年为一代推之，禁高生于汉景帝之世"[16],那么第四世哀牢约略与汉武暮年相当，距武帝置嶲唐、不韦二县的时间 （公元前109年） 不远。
三、结语
在两汉经略西南的视阈中，永昌置郡是一个动态、渐进的过程，漫长且艰难。它启于汉武、进于光武、成于明帝，只是可能被晚作于《华阳国志》的《后汉书》给简化了。我们看待东汉设永昌郡不应该回避西汉武帝对此地区的经略开拓历史。其实，研究永昌郡的设置和发展要用的不仅是跨越两汉的视角，其设置之初是渐进性促成的结果，而在东汉完成设置以后，南北朝时又经历了政区存废的反复。当代有不少学者，在引用永昌置郡的史实时，都偏于只说"永平置郡",而不顾之前汉之经略及缘由，不言其间"西部属国"与"西部都尉"之过渡，这是不符合民族历史发展规律的。
永昌郡除上述嶲唐、不韦、哀牢、南博四县外，还有比苏、叶榆、邪龙、云南四县。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还有比苏县，《华阳国志·南中志》曰其"有盐",两《汉书·地理志》则无注。对于比苏的地望，方家诸说各异，现从《新纂云南通志》云：" （比苏） 在云龙州西一百二十里",暂拟其故城为今云龙县。永昌首任太守郑纯，为官清廉，深谙民族宽松之道，采用清廉薄赋的民族政策，《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曰："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18],所谓"衣二领，盐一斛"显然是象征性的赋税，而且只限于当地部族"邑豪",而汉廷给予他们的封赏又远不只如此，于是"夷俗安之".更为重要的是，由上述材料还可知哀牢地区本就产盐。任乃强先生推断其产盐地，主要就在今兰坪河沿岸地区，正是汉代的比苏县境[2].关于比苏县之沿革，清人《读史方舆纪要》卷百十七"大理府云龙州"条云："唐初，为匡州西境。蒙氏谓之云龙甸，段氏因之。元至元末，立云龙甸军民府，明初改为云龙州，属大理府，土知州段氏。万历四十八年改流官，又裁五皆提举司，以盐课归州。"[42]又"诺邓井"条云："州西北三十五里，盐井也，置盐课大使于此，所辖又有石门一井。又大井在州东南三十五里，产盐，所辖又有山井及天耳井。又师井在州西北百三十里，顺荡井在州西北二百五十里，俱有盐课大使，旧属五井提举司，万历末废提举司，改属州。其井新、旧互异，仍与浪穹境内洛马盐课使统为五井云"[42].云南境内自古属于缺盐的高原地区，因此，零星分布的几个井盐产地，其经济、民生而至政治、军事的战略价值显得尤为重要，直至明清时，常设盐课大使统之。可见汉代的连然 （今安宁地区） 盐井、比苏 （今云龙、兰坪一带） 盐井、姑復 （今华坪地区） 这些井盐产地都为汉之西南夷的重要属县，井盐的控制对于管控当地的民族群体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两汉朝廷对永昌地区经营的循序渐进、稳步深入，使得东汉明帝时在永昌地区有了一个较为良好的郡县设置局面，加之柳貌内附的契机，永昌终于置郡。后由于郑纯都尉此地得当，轻傜薄赋、安边宁境，终使哀劳地区的"君长感慕"而纷纷请求"内属".从此，经由这个汉朝最西南偏远的大郡而来的朝贡遣使络绎不绝，《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云："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遣使译献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永初元年，徼外焦侥种夷陆类等三千余口举种内附，献象牙、水牛、封牛。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彩缯各有差也。"[18]永昌开郡遂成为东汉朝野的一件大事，所谓"俾建永昌，同编亿兆"[18],班固《东都赋》曰："绥哀牢、开永昌、春王三朝，会同汉京".自此永昌各部族与中原人民成为一体，巩固和发展了中原王朝的西南边疆。
永昌郡的设置，用政权的形式把自先秦时就开始逐渐形成的蜀身毒道往滇西方向大大推进了一步，从此蜀身毒道沿途的大部分区域都控制在了"中华民族"的手中，使得蜀身毒道沿途的各个民族群体，特别是西南夷各民族群体与汉族的交往、融合极大地加强。伴随着政区设立的是故哀牢国内的哀牢 （濮、百越） 、掸人 （傣族先民） 、寻传 （景颇先民） 等哀牢民族群体开始加剧与其它民族群体，特别是与汉族的交往、融合，同质或异质的民族群体文化圈层之间随之开始了涵化，逐渐培植出相互文化之间的认知乃至认同，产生出共同的心理倾向。尽管之后的南北朝时期，永昌郡地区又陷入了政治动荡和割据，但东汉的永昌设郡无疑为下一个更高层次的政权统一与文化整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作用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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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3]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卷五[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772.
注释
1 《华阳国志》云："身毒国， 蜀之西国， 今永昌徼外是也".身毒国即今印度地区， 蜀身毒道， 即秦汉时， 由巴蜀往来于身毒的商贸通道， 它自先秦民间自然形成。
2 （1） 方国瑜先生也通过文献考释， 支持此观点。"按：《汉志》'类水西南流至不韦', 则不韦应在嶲唐之西南， 征之地理， 当即今之施甸。施甸平原为富庶之区， 自此而南， 则姚关、小猛统， 亦当为不韦之地。"嶲唐条："按：是知太守居嶲唐， 其地当在今之保山县治。……今保山县西临潞江， 即嶲唐县之西界， 而治所当在保山平原也。"见于《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北京：中华书局， 2012年， 第97~98页。
3 （1） 《南齐·地理志》虽然还有永昌条目， 但已注曰："有名无民， 曰空荒不立。"
4 （1） 对于汉代都尉属国郡县的设施条件可以参考《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曰："上罢西夷， 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 稍令犍为自葆就。"颜师古注曰："令其保守， 且修成其郡县。" （见于《汉书》， 中华书局， 2011年， 第3840页） 可见， 有些边远民族地区的都尉属国县城， 被纳入郡县制度初期， 极可能还只是部族聚邑的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