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导演并不是一个新兴的概念。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们都已或多或少地登上了大众媒体平台，面对更为广泛的受众。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中，通常站在幕后的“导演”一职，悄然走向台前，与许多社会名人产生对接。除却早已完成这一身份对接的大牌明星 , 如成龙、周星驰等，在当下的一些新生代导演当中，我们也发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如大陆一线女演员赵薇、台湾网络作家九把刀、着名流行歌手周杰伦、80 后代表作家韩寒等。他们所执导的影视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卖座率和收视率，还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然而，这些作品在叫座的同时，口碑却并不令人乐观。2014 年暑期档，国内院线上映了一系列新生代跨界导演执导的国产影片，如邓超导演的《分手大师》、郭敬明导演的《小时代》系列、韩寒导演的《后会无期》等。着名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肖鹰甚至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这些影片 :“小丑当家，烂片走红。”他表示，这些电影一个是从本质来说是烂片，另外，它是故意炒作绯闻的话题电影以及粉丝电影。
（1）相比其他电影，跨界导演执导的影片无论质量如何，似乎均不需畏惧“票房惨败”的威胁。不得不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肖鹰教授对这些影片的批评有一针见血之处。但细思之下，这些影片的局限性固然存在，却并非一无是处，更多的是带给中国电影一条新的思路、一些新的血液。本文试图从传播学角度出发，浅析跨界导演现象所面对的窘境与生机。
一、传播过程中的跨界影片
跨界导演现象成为当下热议话题并非偶然，跨界影片在传播过程中的一些特色决定了它们必然走红。
电影作为时下重要的大众传播手段，为广泛的受众所喜爱。它的性质决定了其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远远超出报刊书籍等纸质媒体的范围和速度。徐峥执导的《人再囧途之泰囧》上映五天票房突破三亿元，最终票房 12.69 亿元，成为当时的华语片票房冠军 ;《小时代 3》《后会无期》这两部电影上映几日内，票房也迅速破亿元。《小时代 3》在面临同期院线有着强力竞争对手《变形金刚 4》的情况下，首映日便突破 1.1 亿元票房，《后会无期》更是后劲十足，一月余便突破惊人的 6 亿元票房。跨界影片的卖座程度足以引发各界惊叹。必须承认的是，跨界影片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将这种优势放在传播学视域下来看，无疑更加明显。
我们将这些跨界导演作品的传播过程剥离为传播的三个要素 :来源、方式及对象。
1.来源
传播策略之“光环法”,打造强有力的粉丝效应。“光环法”,即给某种思想贴上好的标签，使受众不根据检查证据就接受赞同。卡尔·霍夫兰的说服研究表明，同一内容的信息，如果出自不同的传播者，人们的接受程度不一样，获得的传播效果也不同。一般来说，信源的权威性、知名度越大，其可信程度就越高，传播效果就越好。
（2）对传播者而言，树立良好形象争取受众的信任是传播效果的前提条件。通常来说，影片知名度来自于制片公司及明星演员，导演若要成为知名度的贡献者，必须经过多年的累积，形成良好的口碑。但这一点在跨界导演们身上可谓是先天优势。无论是演艺明星或是着名作家，他们在进入这一行业前的知名度便已远远超越多数导演。到了传播过程阶段，跨界导演由于初涉影界，他们在执导中所犯的一些“低级错误”和欠佳的影片质量，也更容易被受众和舆论所接受和原谅。受众本身具有的情感诉求，较之逻辑理性的诉求方式，更可能导致态度的改变，接受和欢迎跨界导演执导的影片。
大刷“人情卡”,利用人脉打造拟态效应。“拟态环境”是指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众多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人们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以外的事物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机构”去了解认知。
（3）着名演员赵薇在执导《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时，对投资方华视影视执行总裁王琛坦言，“这次都是我的人情牌，都用尽了”.据投资方介绍，整个剧组团队都是赵薇自己一手组建 :香港大牌导演关锦鹏为其担任监制，笑言“我所做的是给她更大的精神力量”
（4）;更拉来大陆一线编剧李樯为其创作剧本 ;圈内好友杨澜、潘虹、韩红等纷纷友情出演。这些权威电影人、明星在面对媒体时，无论对影片还是对赵薇在电影方面的才能纷纷赞不绝口，为其造势。这样一来，舆论充斥着对影片和导演的正面评价，所形成的“拟态环境”使得影片迅速走红，票房一路飙升。
2.方式
对剧本的加工和再创作，进一步推动粉丝效应。
作为人类传播的介质，符号的基本功能之一是传达。
语言符号具有暧昧性，所传达的意义并非总是清晰的，这是语言的特性所决定。在这样的前提下，传统电影生产模式中导演与编剧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导致在导演执导影片过程中对剧本的调整能力偏弱，不能完美地将文本话语与图象话语捏合。这种能力的缺失长久以来困扰着众多导演与编剧。对于郭敬明、韩寒等作家导演而言，这种先天的弱势并不存在。他们的身份糅合了作家、编剧、导演，在执导电影的过程中一目贯通，能够对剧本做出最适宜的调整，而不需要进行“再创作”.以往郭敬明的作品风格甚至生活方式总被媒体冠以“浮夸”之名，充斥着华美不实的辞藻、昂贵奢侈的名品，但在《小时代》系列电影中，他将这种“浮夸”化为优势，文字上的矫揉造作在切换成影像时反倒给人以视觉享受，变得直观和自然。韩寒《后会无期》的表现饱受争议，无论是振臂一呼、大批韩寒的肖鹰，还是来自各界媒体的批评声，都或多或少地针对了《后会无期》的“不知所云、情节跳脱、画面不洁”之感。由于文字语言的特性，在阅读纸质文本的过程中，读者面对跳脱的情节有着充分的想象空间，面对富有冲击性的丑恶亦有充分的缓冲地带，以小说手法创作电影虽然很难拿捏尺度，却不失为一种独特风格。对于演员导演、歌手导演们而言，他们在捏合两种话语进行改编时，更加富有特色。如歌手周杰伦执导的《天台爱情》中差不多有五分之二的内容是歌舞，充分体现了他的个人风格，给歌迷们奉上了一场歌舞的盛宴 ;歌舞片对演员的过高要求和巨大投资在身为华语乐坛“流行教父”的周杰伦面前不值一提。
有人直接指出，这些业已成为明星的导演们执导的电影是十足的“粉丝电影”,然而除了“光环法”带来的正面效应甚或麻痹作用之外，背后必然有“粉丝”们对明星们固有风格的执着喜爱作为强大支撑。导演对这些风格化“标签”的体现，无疑成为电影成功的重要因素。
电影作为大众传播手段之一，具有制度性传播的特点，减少了市场竞争。大众传播是大规模的信息生产、传播活动，由于大众传播内容不仅离不开社会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也反过来影响着广大民众的价值取向。
相比起群星云集的“红地毯”、琳琅满目的图书市场，能够走入大众视野的影片数量少之又少，脱颖而出的可能性极大。
“炒作”话题的丰富性异于传统导演。徐静蕾执导的《杜拉拉升职记》中与男主演黄立行有许多激情爱情戏码，与此同时爆出的与黄立行的恋爱绯闻大受关注。郭敬明的畅销作品《梦里花落知多少》被作家庄羽告上法庭，称其抄袭 ;无独有偶，韩寒由于其父有创作经历，亦被怀疑抄袭。二人作品的真实性引发的争议至今未曾平息。类比各界明星，我们便可发现，负面新闻的炒作为明星的走红实际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大众更容易被这些时兴话题所吸引，当他们走入电影界，无疑为大众打开了一扇迅速了解这些话题人物的窗户。许多对于话题颇有兴趣却无从了解实情的关注者，立即选择了电影这种更具效率的途径。
相对于其他导演而言，跨界导演独具的热情可以转化为强劲的创作动力。一名从未接触过导演一职的新手，初次执导必定碰到种种难以预计的阻力。“中戏”老师冯利军说：“导演真正是个体力脑力超负荷的劳动。
作为一部电影的灵魂人物，导演在制作电影的过程中，是组织和指导参与者。导演要具备一定的把控能力，组织主要创作人员研究和分析剧本，为剧本找到恰当的表达形式，与制片人和副导演商量演员人选，选择外景，布置各项筹备工作。重头戏则是现场拍摄，导演要指挥千军万马，起早贪黑，晚上收工后还要研究第二天的剧本，生活也极度不规律，显然这是个体力活。后面就是对剪辑、特效、字幕等后期工作进行指导。还要商讨宣传计划，直到电影拿到‘公映许可证',工作才算告一段落。”（5）
3.对象
跨界影片的受众群体富有特色。显而易见地，这些影片的忠实观众大部分是由这些名人导演的崇拜者构成，而这些崇拜者，或称“粉丝”,听从性往往较强，决定听从性大小的是对自我的主观评价，而对自我评价较低的人更易产生盲目崇拜的情绪。与此同时，长久以来明星们的正面形象也产生了“定型化效应”.受众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形成刻板印象，对他们所执导的影片产生了自然而然的喜爱。由此不难推断，这些受众更易受到光环的影响，从而使得影片大获成功。
当然，我们无法忽视刻板印象带来的负面因素，须注意扬长避短。明星导演们的形象既已定型，人们在观影时往往容易以固有印象评判电影的好坏，在被给予有限材料的基础上做出带普遍性的结论，这正是我们常说的“有色眼镜”.如香港演艺界“大哥”成龙只拍功夫片，“无厘头之王”周星驰自导自演“大话式”影片《西游·降魔篇》，大陆演员导演徐峥则脱不开一贯的“小人物喜剧”执导“囧”系列 ;演员徐静蕾、赵薇的电影，虽个人风格有极大不同，舆论仍习惯将她们的作品归为“女演员拍的”同类电影。基于此，跨界导演们执导的影片往往是类型化的，转变风格较为困难 ;但与此同时，强烈的个人风格也易于培养起一批忠实观众。
互动模式的多样化激发传播对象的积极性，受众群体犹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大众传播具有一个重要的性质，那便是单向性的信息传递过程。不是说大众传播没有互动性，只是互动性很弱，受众只能通过写影评等方式进行信息反馈，传达到创作者手中困难重重，缺乏即时性和直接性。这种性质导致了两个方面的局限 :一是传播渠道，其传播内容只能在限定的范围内接收到 ;二是灵活的反馈机制，受众在没有一个相对健全的反馈机制的情况下，对于媒介组织的传播活动，缺乏较为直接的反作用力。而这些局限，在跨界影片的传播过程中被一定程度地打破。首先，影片上映之前，相比一般影片由电影公司策划宣传，明星导演们频频现身说法，影片相关的信息得到了极大的传播。观众不再局限于看着一段短短的预告片去猜测电影情节，而是对影片的人物、传达的思想都有较为立体的初步了解，观影的积极性大大提高。
其次，在反馈机制上而言，生活在聚光灯下的导演，身份亦悄然转变，明星导演们成名已久，其舆论阵地包括了微博、论坛、杂志等，观众观影后的评论不再是自言自语式的，而是激烈碰撞，甚至直面作者的。
影片上映后，瞬间引发种种讨论声，有真诚的观众也有哗众取宠者，有“脑残粉”亦有“无脑黑”,声音驳杂，蔚为壮观。这些讨论声又引发了还未观影的大众前去观看。作用与反作用环环相扣，影片走红程度迅速飙升。
结语
跨界导演的走红让一些人看到了国产电影的曙光，也引发了一些人对国产电影的反思。无论是启迪抑或反思，这些影片的成功性毋庸置疑。也许会有人说，一部好电影作品的作用，远远大于一部流行的电影作品，笔者却认为不尽然。
首先，电影的商业化特性，使得任何一部影片都背负着票房的压力。我国电影业仍旧处于起步阶段，良好健康的商业模式尚未正式形成，相比国外，电影行业的光和热还远远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无论是拍摄影片本身还是培植、鼓励新锐导演的创作，都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通过“话题电影”“粉丝电影”获利的行为无可指摘。其次，同情与移情能力是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基础。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人们很容易被那些涉及悲喜哀乐的事件或者艺术作品所吸引和打动，“韩剧”在亚洲地区的流行便可见一斑。电影作品作为一种推行迅速、受众广泛的大众传播模式，非常适宜于传播和培养这种精神。《人再囧途之泰囧》《后会无期》等片中涉及到了社会的弱势群体与时下的社会弊端，在各类评论中可以看到有许多受众自然而然地引发了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同情、对社会弊端的反思。可以说，越是走红的影片，越能够触及广泛的受众，激发人们同情和移情的精神，从而对社会产生正面的效用。而着名的“沉默的螺旋”理论也表明一部受众广泛的影片在舆论界能够激起的力量是无穷的。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处于“多数”或“优势”意见的倾向于积极大胆地表明自己的观点，而处于“少数”或“劣势”意见时一般就会屈于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或者附和；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的意见增势，受群体压力而改变态度的人越来越多，使得优势意见越来越强。
（6）只要在文化审查的过程中，确保影片传播的思想是正面积极的、对社会的作用力是向上的，那么这样一部电影能够起到的作用便不仅仅局限于“好看”了。最后，多种传播途径的结合，亦有利于其他市场的繁荣和国际话语权的增长。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纸质图书市场的没落是大势所趋，而文学创作者进入公众视野、进入电影界，可说是给图书市场反打了一剂“强心针”.不仅如此，银幕上越来越多的东方面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国民的生存现状、思想现状，令西方国家对我国国情的误读日渐消失。任何传播都有着文化背景，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发展，有利于多元文化传播，传播行为本身和传播内容都可以逐步影响大众的文化认同和文化适应。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跨界导演执导的影片将足以承担起这一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