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纳教育已成为世界教育界的主流思想，在中国高等教育界，全纳教育本土化建构存在着机遇与挑战。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特殊教育观与全纳教育所提倡的观念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国全纳教育本土化建构要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权观、“有教无类”的平等观、“自力更生”的民主观。其中国范式的建构对世界全纳教育的发展具有历史和时代的双重价值：(一)求同存异，在理解中宽容；(二)上下求索，在文化上自信；(三)与时俱进，在反思下前行。
关键词：全纳教育;高等特殊教育;本土化;中国传统思想;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历次教育大会上，全纳教育1理念被逐渐归纳为西方社会固有的普遍观念。近年来，我国以适合国情的国家普通高校承办模式为依托，通过高等特殊教育2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加强高等特殊教育教学与科研的融合，创新符合特殊大学生认知特点的教学方法，建设适合特殊大学生的理实一体化教学设施和相关公共设施，在部分普通高校内初步实现了普通大学生和特殊大学生的教育融合化，为世界全纳教育的探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中国高等特殊教育界对全纳教育的深刻体认基础上。其实在中国传统思想视域下，西方特殊教育观乃至全纳教育理念均能追溯到相似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高等特殊教育界全纳教育本土化建构的重要基础。
一、中国全纳教育本土化建构要体现“以人为本”的人权观
作为全纳教育纲领的《萨拉曼卡宣言》3申明了人所具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全纳教育的前提是承认学生的特殊性，无论古今中外，特殊教育都主要是针对特殊学生，而要让高等教育公平接纳各种各样的大学生，首先就要对特殊大学生个体的人权进行尊重与理解。特殊大学生由于长期在封闭的状态下受教育，能否接受与普通大学生共同人文环境的关键在于对自身人权的肯定。在这一点上，中国古代的先民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和精准的论断。
《礼记·礼运》载：“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1422,“三礼”4中经常出现残障者的描述，体现了先秦时期对于残障现象的朴素认知。首先，残障者作为国家扶养的对象，与正常人同等享受国家的权利与义务；其次，残障者并未别居，中国传统户籍制度同时也管理和保障残障者的生老病死。《尚书·舜典》载：“夔，命氏典乐，教胄子。”[1]125“夔”作为残障者，甚至参与到了礼乐之祀的国家大事，可见有能力的残障者并未排斥在国家选贤任能的范围之外。《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有不听五声之和为聋……盲不识五色之章为昧”[1]1813,虽然以“五行”等略带天人感应的色彩描述残障者发病的原因和种类，但也不失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即残障现象仅与感官、心智、肢体等缺失有关，除此之外与正常人无异。以上记载皆是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残障者正常生活起居的渊薮，儒家治世理念中的主体是生活在世俗国家内的“君”与“民”,这与西方社会浓厚的宗教氛围大相径庭，儒家的“民本”思想贯穿着整个传统社会，也是中国社会保障史和特殊教育史的研究主线。
“仁”即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礼记·礼运》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1]1422仁爱的最终归宿是人与国家的和谐相处、生生不息。《孟子·尽心下》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1]2773这种观念更是将百姓的生活置于神圣的君权之上，是关乎国家社稷存亡的千秋大计。在“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仁爱思想的指引下，催生了如“问疾”之类的传统残障保障制度。《唐令拾遗》载：“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2]中国传统社会中，残障现象和残障者不仅被普遍接纳和理解，残障者甚至被纳入到国家法度层面进行管理和保障，这正是中国传统仁爱思想一以贯之的具体表现。
从仁爱思想衍生出的民本——人本观念，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内核。人本主义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其传承与转化延续了整个传统社会，独特于世界文明之林。而包括特殊教育在内的中国传统教育观，也蕴含着人本主义的精神内核。《尚书·泰誓》载：“惟人，万物之灵”[1]179,这是儒家经典中关于人本主义思想最早的记载。不独于儒家，在先秦诸子中，人本主义思想也百花齐放。法家的经典《管子·霸言》载：“霸王之所以始也，以人为本”[3]142“人本”方能“制霸”,是法家追求国家统一的重要准则；墨家的经典《墨子·兼爱下》载：“兼相爱、交相利”[4]墨家的“兼士要兼爱”,更是将人本主义提升到了博爱的境界，与西方殊途同归。
“仁为教之本、德为人之化”,先秦时期丰富的人本主义思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遗产，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也从中汲取了营养。人本主义思想体现在人权观上，就是对每一个大学生人权的尊重与理解。中国传统人本主义思想体现在教育观上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人本教育[5]。高等特殊教育观和全纳教育理念都首先强调以人为本：“教育的发展是为了人，为了人的一切；教育的目的是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一切；不仅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更是为了人的自由、解放和幸福。”[6]中国高等特殊教育思想也是围绕着“人本主义”展开的。
二、中国全纳教育本土化建构要体现“有教无类”的平等观
《萨拉曼卡宣言》尊重特殊个体存在的差异性，个体差异不应成为歧视和排斥任何有问题学生的理由。全纳教育的对象是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学生都是与众不同的。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在全纳教育理念的实施过程中，问题大学生尤其是特殊大学生，还是或多或少受到歧视和排斥。这其中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尤其是在高等学校融合教学过程中，特殊大学生在过度的“关心”或“忽视”中往往会产生微妙的心理差异。而中国传统思想中“有教无类”5的教育观，其实就是为了实现教育的公平公正，已经指明了一条平等相待的和谐之道。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残障者是特殊和重要的存在之一。如同《荷马史诗》在西方世界的地位，《左传》在中国传统社会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似乎残障者在某些方面拥有着异于常人的天赋和潜质，但必须依靠适当的方式引导出来，这就是“有教无类”教育观的基础。《周礼·春官宗伯》载：“凡乐歌，必使瞽蒙为焉者。”[1]797礼乐作为最原始的艺术形式和最重要的祭祀仪式，十分倚重乐者的先天灵感与后天操练，而视力残障者似乎在这方面颇有天赋，因而往往被教育引导为礼乐专职人才。《国语·晋语四》载：“因体能质而利之者……官师之所能也”[7],直接阐发了中国特殊教育史“因材施教”的平等观。《论语·先进》载：“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1]2498,孔子的四位得意门生各有不同的天资，但在儒家平等教育观的视野下，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既然中国传统教育对象的教育需求是相对平等的，传统特殊教育也体现出分门别类的精准施策。《荀子·王制》载：“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8]最早自夏商时期，针对“瘖、聋、跛躄、断者、侏儒”五种残障人群，就已经出现了公立的教育设施。西周更是重视残障者的特殊潜质，设立了长期的官办教育场所，大力培养乐者和史官，这些特殊的人才囿于“五疾”,往往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自理，但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作为四所官办大学即四宗之一的“瞽宗”,成为了残障者安身立命、实现价值的场所，而“瞽宗”也成为了“世界上设立最早的特殊教育机构”[9]。秦汉时期，在大一统的国家观念下，残障者生活和教育的保障也逐渐纳入到政策和法度的范畴。《南史·文惠太子传》载：“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人。”[10]六朝时期，笃信佛教的南齐太子萧长懋不仅乐善好施，还将“六疾馆”发展为培养教育僧徒的重要场所，魏晋风骨展现得淋漓尽致。宋代以降，随着理学纲常和宗族制度的兴起，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力逐渐下移至基层自治，尽管再未出现专门针对残障者官方的统一特殊教育机构[11],但对流传下来的宗族族谱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关于“义田”“义庄”“义塾”的记载屡见不鲜，中国传统特殊教育的平等观在传统社会基层治理层面完善地延续了下来。
此外，又如针对天才儿童设置的汉童子郎、唐宋童子科、明清童子试，以及明宣宗时期针对后天残障的特殊群体“太监”进行文化教育而设置的“内书堂”[12]等，则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传统特殊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也从历史的维度扩展了全纳教育平等观的理论与实践范畴。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有教无类”的中国传统特殊教育在整个世界特殊教育史上曾长期居于领先地位，而贯穿其中的平等观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因材施教”的特殊教育中国经验是高等特殊教育界全纳教育本土化建构重要的历史借鉴。
三、中国全纳教育本土化建构要体现“自力更生”的民主观
《萨拉曼卡宣言》强调全纳教育要引导每一个学生从“学会生存”真正走向“积极参与”。每一个个体都需要适应主流社会，但被动和主动的目标指向天差地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要向着主动适应社会的目标努力，这就是全纳教育“积极参与”的民主观。通过教育，每一个特殊大学生都积极投身其中，在高校中提前体会到主动参与的民主氛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德才兼备的特殊大学生也是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力量，是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为了更好地引导残障者走向社会，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出了针对残障本身的救治方案。在朴素的唯物主义观指导下，中国先民很早就意识到部分残障并不是顽疾，而是可以在医治后好转甚至痊愈的。早在先秦时期，导引、按摩、推拿等理疗方式就已经十分发达，部分残障者可以恢复生理机能，正常人可以康复休养健身。在《黄帝内经》《淮南子》《抱朴子》等着作中，对于人生理结构的认识就已经非常完善，这不仅促进了残障者的自力更生，也推动了中国传统医药学庞大系谱的建立[13]。针对残障者开设的医疗性慈善设施延续了整个传统社会，春秋齐国的“养病院”、隋代的“悲田坊”、唐代的“养病坊”等一脉相承，为残障者“学会生存”提供了基本的保障。
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特殊教育中残障者的“积极参与”也有所体现。《诗经·灵台》载：“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1]524在周文王德行的引导下，庶民主动参与灵台的建设，作为周朝蔚为壮观的礼乐设施之一，百姓归服周王，一片歌舞升平。《周颂·有瞽》载：“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设业设虡，崇牙树羽。应田县鼓，鞉磬柷圉。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雝和鸣，先祖是听。我客戾止，永观厥成。”[1]594在宗庙演奏中，瞽蒙地位崇高且重要，有安置乐器的助手，擅用各种乐器，音乐肃穆而又曼妙。由此可见，在西周的王室中，从上至下都浸染着德行的教化，这种教化激发了人民，尤其是残障者主动参与社会生活的热情。在先秦时期，由于神秘主义的盛行，与宗教活动相关的巫史大多由残障者担当，他们往往受到统治者的赏识，地位尊崇，甚至有些能够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左丘明6就是典型的例子。
由于传统农业文明需要身体健全的劳力，残障者在生产生活方面并无优势，但他们中的佼佼者仍可以通过自力更生，在社会的其他层面主动改善自己的命运[14]。与此同时，希腊罗马时代的残障者却被野蛮地隔离和遗弃，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管子·入国》载：“所谓养疾者，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哑、跛、躄、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3]1033在春秋战国时期，几乎各诸侯国都有针对残障者开设的医院和制定的法律，但这种国家扶养的前提是“不耐自生”,本质上还是鼓励残障者自力更生的。自力更生正是全纳教育从“学会生存”走向“主动参与”的关键，也是中国高等特殊教育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路径。
四、中国全纳教育本土化建构的时代价值
(一)求同存异，在理解中宽容
全纳教育理念虽然肇始于西方学术界，由于不同社会类型的历史传统和发展路径存在差异，但从人类整体社会发展视角观察，还是多多少少存在着普遍的共性，高等特殊教育也概莫能外。中国高等特殊教育在从零开始的发展过程中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往往会遇到瓶颈与困境，但这些状况其实在西方高等特殊教育界也同样存在。全纳教育本身是一种先进的变革的特殊教育理念，但盲从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是没有出路的。全纳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全纳社会，也可以归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范畴内，只有扎实做好全纳教育本土化建构的研究，在理解和宽容中不断将全纳教育最新理念和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紧密相联，建立起全纳教育的中国范式，才是对中国高等特殊教育真正的贡献。
(二)上下求索，在文化上自信
中国传统思想有着深厚的根基和永恒的生命力，这是珍贵的历史遗产，也是鲜活的时代精神。新时代中国学术界高举“四个自信”7伟大旗帜，中国高等特殊教育界也将更多的目光返还到自身。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国高等特殊教育天然养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早在数千年前，中华民族就已经在传统特殊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中逐渐探索出属于自己的道路。中国在尊重残障、接纳残障、保障残障等方面曾经领先于世界。尽管中国传统思想在近现代经历了螺旋式的曲折发展，但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深入，新时代中国高等特殊教育已经开始在历史与现实中反复求索，全纳教育本土化建构正是中国高等特殊教育文化自信的成果。
(三)与时俱进，在反思下前行
中国高等特殊教育发展历程中，汲取了中国传统特殊教育和西方高等特殊教育的双重力量，中国的“仁爱”观和西方的“博爱”观渊源相通，这是人类整体历史发展共性的体现。全纳教育本土化建构作为世界教育界的时代命题，唯有不断地审视与批判，才能探索出适合全人类教育需求的发展路径。新时代中国高等特殊教育界迎来了发展的新局面，通过全纳教育本土化建构的历史契机，中国高等特殊教育界可以更从容地总结历史经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紧密相连；可以更自信地融入到全纳教育全球化的变革中，取长补短、携手共进，在前行与反思中归纳并建构全纳教育的中国范式，真正实现全纳教育从本土化到全球化的重大突破，助力中国高等特殊教育迈向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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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1994年6月10日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召开的《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上通过的一项宣言中提出的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过程。全纳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它容纳所有学生，反对歧视排斥，促进积极参与，注重集体合作，满足不同需求，是一种没有排斥、没有歧视、没有分类的教育。
2高等特殊教育(Special Higher Education):是指视觉、听觉及肢体等残疾者所接受的高等教育，特殊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
3《萨拉曼卡宣言》: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有关特殊教育的一份文件。1994年6月7日至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王国萨拉曼卡市召开了“世界特殊教育大会”,颁布了《萨拉曼卡宣言》,明确提出了“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的思想。
4“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统称“三礼”。“三礼”记录、保存了许多周代的礼仪，其中，《周礼》偏重政治制度；《仪礼》偏重行为规范；而《礼记》则偏重对具体礼仪的解释、论述。由这“三礼”所涉及的各种礼制的总和，也就是“礼”的全部内容。“三礼”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三部儒家经典，是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蓝本和百科全书。
5“有教无类”:是一个成语，最早出自于先秦·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论语·卫灵公》。有教无类，类：种类，指教育不分高低贵贱，对哪类人都一视同仁。
6左丘明：生卒年代不详。春秋末期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曾任鲁国史官，相传为解析《春秋》而作《左传》(又称《左氏春秋》),又作《国语》,作《国语》时已双目失明，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由于史料详实，文笔生动，引起了古今中外学者的爱好和研讨。被誉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孔子、司马迁均尊左丘明为“君子”。他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开山鼻祖。
7“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