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健康传播即与健康相关的内容传播,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健康传播现象广泛,且在广大乡村具有典型性。本文分析乡村基层社区面临的健康传播障碍,结合乡村基层特点,试图就问题给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关键词： 健康传播; 乡村基层; 疫情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1月23日重灾区武汉市“封城”,标志着全国各地区开始进入全面疫情防控阶段。在疫情防控阶段,不少乡村社区受地理位置、人口素质、传播技术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疫情防控中的健康传播问题值得关注。
什么是健康传播?健康传播由美国学者罗杰斯提出,指的是一种将医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易读的健康知识,并通过态度和行为的改变,以降低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有效提高一个社区或国家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准为目的的行为。
一、疫情期间乡村基层的健康传播特点
(一)人际传播受疫情影响发生变化
人际传播即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在城市社区中,人与人之间彼此较陌生,城市快节奏的生活给予人们轻社交的交流方式。在乡村社区,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针对亲戚邻里的强关系社交得到保留,亲戚、邻居等熟人是乡村人际传播的主要传播对象。在乡村地区,能很容易地看到一伙人在家门口或村中心等公共场所闲谈的场景[1]。这是乡村中一种非常重要的信息交流模式,同时,这种模式也是乡村健康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
由于疫情防控需要,村民们被隔离在家中不能出门,乡村地区这种人际传播模式被打破,公共场合的人际传播不再是村民们重要的信息分享方式,家庭成员之间的人际传播、从电视,手机等媒体中获取信息的大众传播成为疫情期间最主要的传播形式。
(二)大喇叭重新发挥积极作用
此次疫情防控期间,除了电视、智能手机等媒体,大喇叭火爆整个网络。乡村大喇叭最早为村广播,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医疗卫生条件较差,大喇叭承担起了防控传染病的宣传工作。在一次又一次的传染病防控宣传工作中,大喇叭作为乡村地区特有的一种传播工具,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信息传播作用[2]。疫情期间,网络上流传一段村主任大喇叭喊话的视频,来自河南的某位村主任呼吁村民们戴上口罩,在家隔离不要出门。这段视频被网友们纷纷点赞,且在弹幕视频网站上有1000万以上的播放量。在一段时间内,以大喇叭喊话的方式风靡全国,而大喇叭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不仅在线下,同时也在线上对广大网友起到了教育作用。大喇叭文化承载了几十年乡村人的情怀,在疫情防控阶段又重新发挥传播沟通的作用。
(三)媒介占有产生信息沟
通常来说,有关疫情方面的信息,以电脑和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比以电视、广播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更占优势。一方面,整个中国乡村媒介的占有率呈两极分化的态势,仍有少部分极度贫困地区解决不了电视媒介占有率低的问题,经济发展较好和较差的地区存在信息差。放大到具体的乡村基层,媒介的占有率也存在不同,每个村有媒介占有较全,电脑、手机、电视全都占有的家庭,也存在只有电视媒介的家庭,同一个村中的不同家庭之间也会出现信息差。
另一方面,现在乡村基层老龄化问题较严重,年轻人出去务工上学,中老年人留守在乡村本地。由于疫情发生于春节前夕,不少年轻人会回到乡村本地,这部分年轻人具备较强的新媒体使用能力,而年老辈的媒介使用能力较弱,会出现媒介使用能力方面的信息沟。值得注意的是,回乡的年轻人会对年老人群产生一定的媒介连带教育,促使其提高一定的媒介使用能力。
(四)村民健康意识薄弱,但号召响应速度快
在基层地区,村民们获取信息的速度较慢,再加上电视新闻没有进行足够的报道,以至于在疫情初期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年轻人与中老年人出现了口罩争论。年轻人认为,疫情已经十分严重,需要戴口罩以避免被感染,人群尽量不要聚集;而中老年人则认为,疫情并没有那么严重,不必戴口罩,仍坚持去往人员聚集场所。1月23日武汉“封城”,标志着疫情防控正式开始,电视上基本每天都在报道疫情。在此之前不具备防控意识的村民,也开始响应政府不聚集居家隔离的号召。全国各基层单位纷纷行动,一时间,村民们在村口封路、喇叭喊话、拉横幅、回乡劝返等等,由于医疗卫生条件较差,乡村地区无法承担感染风险,村民们的迅速反应成为乡村疫情防控的重要优势。
二、乡村基层疫情健康传播障碍
(一)媒介使用能力偏弱导致健康信息缺失
疫情初期,媒介使用能力与信息接收存在相关关系。在乡村基层地区,中老年人留守在本地,而这些村民们通常文化水平不高,学习素养较低,新媒体的使用对他们而言存在种种不便。尽管许多老年人已经拥有智能手机,但是其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往往以通话交流、娱乐为主,在信息获取方面仍存在一定困难。这部分民众获取信息仍然以电视媒介以及与熟人之间的人际传播为主,而电视媒介由于其线性的特点,信息一经播放便转瞬即逝,无法回看,很容易导致错失重要信息。善于使用新媒体的年轻人或文化素养较高的村民则较容易把握信息主动权。无法及时了解自己想要关注的健康信息,导致部分村民对健康资讯的了解非常被动,对健康信息的关注度不够高,时间一长容易形成恶性循环。
(二)媒介占有率低增加疫情防控风险
在一些偏远地区,当时仍存在个别贫困村,这些村通常人口较少,对外交通困难,村民经济条件较差,对电视、新媒体的占有率较低,甚至部分家庭仍然不具备占有电视媒介的条件。疫情暴发后,村民们无法主动获取最新的信息。对于这种经济条件较差的乡村,只有用最原始的办法,即村干部或者村主任以挨家挨户敲门或者开会的形式宣传防疫控疫,这样的传播方式不仅效率低,而且容易导致人员聚集感染,给疫情防控带来风险。
(三)谣言迷信
疫情的出现,使全国民众较为惶恐,在这样的环境下,谣言十分容易滋生,在中老年人的各种微信群中,附近新增确诊病例的谣言最为常见,且配有图片视频。除此之外,还存在预防新冠肺炎的各种谣言,如板蓝根灭病毒,多带几层口罩防病毒效果更好,盐水漱口防病毒,抽烟喝酒防病毒等等。这些谣言十分不科学,对疫情防控没有任何帮助,但对科学文化素养缺乏的人群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另外,仍有部分偏远地区流行一些封建迷信的方法,这些迷信的方法对科学健康信息的传播容易产生十分大的阻碍,如求神拜佛,迷信巫术,通过水煮“灵符”消除病毒等等。这些封建迷信的方法不仅干扰了正常科学健康信息的传播,而且影响了村民的身心健康[3]。
三、乡村基层的健康传播优化策略
(一)增强村民对疾病的防范意识,提高对健康信息的重视程度
从主观上来说,以往村民因自身限制,获取健康信息较被动,既无法获取健康信息,也不主动获取健康信息。这次疫情暴发后,村民对科学素养和健康医疗素养的提高存在极大需求。
首先,村干部要积极主动。作为村中心的公众人物,具有一定威信的村干部在增强村民的健康意识方面具有较大影响力,可在疫情结束后召集村民,定期举办传染病或其他流行病的健康知识讲座大会,健康巡展、义诊等活动,举办时注意使用恰当的传播手段,把一些学术的名词通过具体生动的例子讲述给广大村民,把看似枯燥的健康讲座与村民的生活联系起来。
其次,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活环境。比如通过乡村旱厕改造,改变以往的厕所环境,使其更加方便卫生。对于一些特殊作业的从业人员,可配发口罩、手套等物品。兴建体育器材设施、文化广场,这些场所能隐性提升村民对健康的需求,并方便村民进行文娱活动。
(二)加强村民对新媒体的学习和使用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具有无可比拟的信息获取优势,而基层中老年人的新媒体使用能力偏弱,尤其是老年人,在这方面的劣势更为突出。
首先是在村中心设立媒体交流站点,为有学习需求的人群提供交流沟通的平台,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进行定期技能培训。课程时间不宜太长,要针对中老年人群的特点进行针对性教学。教学以及村民自发人际传播交流,会让新媒体学习变得更为简单。
其次是建立线上微信沟通互助群,将新媒介学习使用者聚集起来,鼓励这些人每天使用新媒体,延长与新媒体的接触时间,并在微信群里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通过频繁接触新媒体较快提升技能。
(三)针对顽固村民,改变说服方式
针对部分对健康信息持固有态度的村民,如果健康讲座等传播效果不理想,可改变说服方式,诉诸恐惧,运用“敲警钟”的方式。“敲警钟”是大众传播中一种较为常用的战术,可通过“敲警钟”的方式唤醒人们的危机意识和恐惧心理,让其达到态度行为发生改变的目的。利用恐惧诉求提升村民对健康资讯的需求,促成其对传播内容的接触。尤其是疫情期间,死亡病例多为中老年人,可运用具体实例以及图片资料,说明利害,但诉诸恐惧有两面性,需要适度把握,否则会对传播对象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影响传播效果。
四、结语
乡村地区的媒介使用、信息传播与城市地区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城市地区健康传播水平的提高策略在乡村地区不一定适用。在当下的疫情防控阶段,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健康信息的分享与传播对广大人民群众都是十分必要的。乡村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经济条件等的特殊性,提高健康传播水准注定要走上一条更加艰难的道路。中国乡村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比较大,组织好乡村地区的疫情防范战,必将为全国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的保障。
参考文献
[1] 雷欣颖.新媒体背景下西部农村健康传播机制研究[D].重庆大学,2018.
[2] 覃信刚.农村大喇叭告诉了我们什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例分析[J].中国广播,2020(03):17-21.
[3] 陈维璐,周静芳.土家族农村地区健康传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新闻研究导刊,2018,9(03):1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