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经过恢复、重建和不断发展,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与社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起步晚、基础薄弱等诸多原因,其整体水平与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和全球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水平仍有很大差距[1].当前,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审计领域,审计业务收入超过 70%,非审计业务收入不到 30%,这与国外同行的业务结构比例正好相反.由于事务所业务过度集中在审计领域,导致审计业务市场过度竞争,注册会计师执业质量和诚信水平受到威胁.为促进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健康发展,推动其服务领域由传统的审计领域向内部控制、管理咨询、投资决策等非审计领域延伸,促使其在优化企业治理结构、提高经济信息质量、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众利益等方面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2009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财政部《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9]56 号),鼓励会计师事务所大幅度拓展新的执业领域.2010 年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出台了《会计师事务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新领域业务拓展工作方案》,革命性地提出了注册会计师行业业务结构转型目标:力争用 8 年左右的时间,使审计业务与非审计业务收入比重达到 5:5[2].显然,决策者们试图通过拓展非审计业务来缓解目前我国审计市场收费偏低、竞争过于激烈、审计质量不高的状况.由于已有的就非审计业务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研究并没有一致的观点,我们需要用事实来说明促使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非审计业务的政策颁布是否具有良好的现实基础?同时,由于制度环境也是影响审计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Francis & Wang,2008)[3],目前尚无文献将非审计业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与制度环境相结合进行研究,为此,本文拟重点研究不同制度环境下非审计业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非审计业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关于非审计业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学者们主要利用"委托代理理论"、"知识溢出效应"、"寻租理论"等理论进行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
1.对审计质量产生不利影响.Firth(2002)利用1996 年在国际股票市场上市的 1 112 家英国公司的资料,实证研究发现,对支付非审计费用越高的公司,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小[4].Ruddock et a(l2004)使用澳大利亚公司的资料研究发现,或有非审计收费与公司的重大错报金额呈显着的正相关,而且当公司支付超出预期的非审计费用时,会有更多非正常性应计利润[5].Causholli et al(2010)研究认为,当客户承诺支付高额的非审计费用时,客户的盈余管理行为会更多地得到满足,未来丰厚的非审计费用会使注册会计师在高压环境下容易屈从于客户,从而损害审计独立性[6].陈丽英和李红(2009)利用 2004~2007 年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非审计费用比重与财务报表重述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认为非审计服务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质量[7].
2.不会对审计质量产生不利影响.Dopuch et al(2003)认为,由于发展非审计业务可以被看作是对名誉的投资,为了降低审计失败的风险,事务所在提供非审计业务后会为了提高声誉而投入更多资本,并增加其审计独立性,从而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8].Craswell et a(l2002)通过实证研究认为,非审计业务收费不会影响注册会计师是否出具保留的审计意见[9].Kinney & Libby(2002)认为,非审计业务发展能够使注册会计师更加深入了解客户,提高风险识别能力,从而缩减交易成本,提高审计质量[10].Qick & Warning-Rasmussen(2005)以实验的方法研究在丹麦这样的北欧国家,注册会计师提供非审计服务对审计独立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审计服务对审计独立性没有影响,这可能由于丹麦独特的文化与市场环境所致[11].刘星等(2006)以 2001~2004 年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公司支付的非审计费用及其占总费用的比重对操控性应计利润没有显着影响[12].董普等(2007)以 2003~2005 年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非审计服务的提供反而提高了审计质量[13].
(二)制度环境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戴维斯和诺斯把制度环境定义为"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14].陈小林(2007)认为,制度环境就注册会计师而言,是指注册会计师执业过程所面临的一系列政策法则以及由此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即正式制度和人们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伦理道德、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从层次上看包括了宏观制度环境和微观制度环境,它们对审计独立性和审计质量有不同影响[15].
1.宏观制度环境与审计质量.宏观制度环境是指对审计活动主体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正式或非正式规则[15],具体包括法制环境、市场秩序等.学者们研究宏观制度环境对审计质量影响的观点可归纳为两个方面.
关于法制环境对审计质量的影响.Choi et al(2008)的研究表明,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环境在决定注册会计师的努力和审计费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对审计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16].Johnson et al(2002)研究发现,在法律环境较差的国家,法律制度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保护力度较差,企业对于高质量审计的需求较低.在这些国家,注册会计师所承担的舞弊风险较小,所受到的法律惩罚较弱[17].Franciset a(l2005)认为,如果国家的法律能更好地保护投资者时",四大"对客户将更加保守,审计质量更高[18].
白云霞等(2009)认为,当法制环境发展较好时,企业因财务舞弊被曝光的可能性更高,曝光后注册会计师因舞弊所受到的法律惩罚也更严重,这对会计师事务所声誉的损害也更为严重[19].王爱国和尚兆燕(2010)通过对我国 CPA 法律责任变迁的研究发现,随着法律惩戒力度的增强,注册会计师会更多地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类型的审计报告[20].但是,并非无限度地加重对注册会计师的惩罚就能够提高审计质量(Chan & Pae,1998)[21].Narayanan(1994)认为,在连带责任制度下,当被审计单位破产,没有偿债能力时,注册会计师必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不管他的努力和尽责程度如何,这可能不利于鼓励注册会计师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关于市场化程度对审计质量影响.陈小林(2007)认为,市场化程度越高,市场秩序越好,政府行为就越规范,对企业和注册会计师的干预也就越少,也越有利于注册会计师独立、客观地执业[15].孙铮和于旭辉(2007)实证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代理层级越多的国有上市公司更倾向于聘请高质量的会计师事务所.雷光勇和范蕾(2009)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较低,地方政府有强烈动机对上市公司的外部审计进行干预.Wang et a(l2008)研究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国有企业聘请本地所的情况更为严重,主要是由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政府干预所致.
2.微观制度环境与审计质量.微观制度环境主要是指注册会计师面临的客户公司的治理结构及其效率[15].既有的关于微观制度环境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研究文献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关于股权性质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赵学彬等(2006)认为,国有控制的上市公司更容易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主要由于国有大股东代表为追逐表面好看的标准审计意见,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施加压力.Chan& Lin(2006)研究发现,在中国,本地政府控制的本地企业由本地所出具的非标准意见更少,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公司在第二年更可能从外地所转回本地所,转回本地所后更可能得到标准审计意见 .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的实证检验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显着低于非国有控制的上市公司,主要是由于国有控制上市公司特殊的所有权性质所致,民营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更强.
关于股权比例对审计质量的影响.Shleifer &Vishny(1998)研究发现,股权的集中或控股股东的存在,会减少企业管理当局的机会主义程度.Dechow eta(l1995)研究发现,缺少非执行大股东的公司的盈余管理现象比较严重.Fan & Wong(2005)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股权过于集中,控股股东能够决定会计师事务所以及注册会计师的选聘,并影响审计费用金额,导致审计独立性丧失.同时,大股东为了掩盖自己侵害小股东的行为,不会去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
关于公司治理结构对审计质量的影响.Beasley(1996)研究认为,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及其持股比例与任期和审计质量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Niu(2006)、杜兴强和周泽将(2007)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Carcello(2000)研究表明,勤勉型、专家型、独立型的董事会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Birkett(1986)、Parke(r2000)、李纹和薛祖云(2005)、涂建明(2010)研究认为,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设立、专家成员比例及其有效运行对提高审计质量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三)简单评述与本文的研究机会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关于非审计业务对于审计质量影响,学术界没有得到一致性的观点,这主要是由于拓展非审计业务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审计行业自身发展的阶段不同所致.审计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进行并且受制于具体的制度环境,在不同制度环境下,会计师事务所的非审计业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可能有所差别,但在目前研究非审计业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时,学者们还没有考虑到制度环境因素.
中国是一个地域宽广且市场化程度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虽然各地区的制度框架基本统一,但由于市场化程度和法律制度发展不同,制度环境差别很大,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天然试验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所做的主要工作及可能的贡献是,从制度环境中的法制环境与终极控股权性质两个角度着手,首次尝试研究并检验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非审计业务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相对于好的法制环境,在差的法制环境下,非审计业务规模对审计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相对国有控制的上市公司,在非国有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非审计业务规模对审计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检验发现,当非国有控制的上市公司处于差的法制环境时,这种作用更为明显.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发展
(一)非审计业务与审计质量
一方面,学者们基于"寻租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认为,注册会计师向同一家企业提供审计业务与非审计业务时,高额的非审计费用,使注册会计师在经济上依赖于客户,并可能成为企业向其进行寻租的手段,也会使注册会计师处于即当"球员"又当"裁判"的尴尬境地,从而导致"独立担保人"的地位发生变化,影响审计独立性.然而,这些可能是否成为现实还要受很多因素制约,这些因素包括注册会计师的声誉、职业道德以及放弃或降低审计独立性的成本大小等.非审计服务的提供,能够增加注册会计师的声誉资本投资,而声誉资本恰恰是注册会计师维持审计独立性的担保品,非审计服务的提供将使注册会计师更有激励去维护其审计独立性(Dopuch etal, 2001)[8].在安然、世通等舞弊案发生后,社会高度关注注册会计师这一行业,随之而来的是职业道德的强化,日益严格的监管措施,使得注册会计师的违法成本大增.目前,我国非审计业务收入占审计业务收入的比例还很小,还不会形成注册会计师因非审计费用而依赖于客户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知识溢出效应",非审计服务的提供可以使注册会计师加深对客户的了解,从而有利于收集审计证据,分析和判断客户的持续经营能力和重大不确定事项,最终形成恰当的审计意见(陈国辉和王军法,2006).国内学者如刘星等(2006)[12]、董普等(2007)[13]从企业角度的实证检验也支持了注册会计师提供非审计业务不会损害审计独立性,甚至还会提高审计质量的结论.
此外,目前我国审计市场"僧多粥少"的残酷现实使得审计业务竞争非常激烈,如果会计师事务所单一专注于审计业务,极易陷入以妥协审计质量来获取审计业务的恶性循环中.会计师事务所大力拓展非审计业务,能改变其单一的经营结构,扩宽收入来源,更有能力承受由于失去某个审计客户所遭受的损失,减少对审计业务的过度依赖.提供多元化服务也能使会计师事务所引吸和培养更多优秀的多技能的综合性人才,改变注册会计师的知识结构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人才结构.因此,我们认为,在我国现阶段,会计师事务所拓展非审计业务不但不会对审计质量造成不利影响,反而会提高审计质量.基于此,我们提出本文的假说 1:H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的非审计业务规模与审计质量正相关.
(二)不同制度环境下非审计业务与审计质量
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市场主体之一,其提高审计质量的动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制度约束;二是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制度约束具有强制性、显性和易观察等特征,市场机制调节则具有持续性、隐蔽性以及难以观察等特征.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引导市场机制朝着有利于提高审计质量的方向进行调节,但当制度因素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时,市场机制原始的自发作用就难以被观察到.只有在缺乏有效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所发挥的原始配置作用才会占据主导地位,容易被观察到.通过拓展非审计业务来改变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市场结构及事务所的业务结构,进而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这本身是市场机制对审计质量发挥调节作用的过程,但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这种调节作用可能被明显观察到,也可能被隐藏在制度约束之下.
法律制度是制度环境的主要内容之一,不同的政策法规会通过对选择或提供高质量审计服务者的奖励,以及对发布虚假财务报表或审计报告者的惩罚,改变企业与注册会计师博弈双方的收益成本对比,促使对高质量审计服务需求的增加(张立民和张阳,2007).在健全的法制环境下,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会更加完善,同时也会加大对注册会计师和企业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同时政府也会依法行政,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从而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因此,在法制环境发达的地区,企业本身缺少弄虚作假、虚报业绩的动机,注册会计师自身也有动机提高审计质量,制度环境的强制因素在促使注册会计师提高审计质量方面的作用更为明显.与此所对应的是,在法制环境欠发达的地区,政府的较强干预,企业的较低舞弊成本以及审计市场的无序竞争,使注册会计师更容易受到和接受来自政府与企业方面的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会计师事务所的绝大部分收入来源于审计领域,就极容易陷入为了生存以妥协审计质量来换取审计业务的境地;相反,如果会计师事务所在市场力量驱动下拓展非审计业务,多元化业务拓宽了事务所收入来源,事务所就会更有资本抵抗外部干扰而客观地执业.因此,在法制环境欠发达的地区,非审计业务规模对审计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故,本文在假说 1 的基础上,提出假说 2:H2:相对于好的法制环境,在差的法制环境下,会计师事务所的非审计业务规模与审计质量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着.与企业相类似,各会计师事务所也分布在法制环境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因此,为进一步检验假说2,我们分别按照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注册所在地的法制环境发展水平检验不同法制环境下非审计业务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为此,我们将假说 2 进一步细分为如下两个假说:
H2a:上市公司处于差的法制环境下,会计师事务所的非审计业务规模与审计质量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着.
H2b:会计师事务所处于差的法制环境下,非审计业务规模与审计质量的正相关系更为显着.
上市公司由于所有权性质不同,其所具有的政治、经济背景,所面临的经营环境、公司治理机制以及经营目标也不同,最终导致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和程度的差异(刘大志,2011).我国资本市场建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筹资和经营管理困难等问题,因此,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无论在 IP0、再融资,还是发行债券、银行举债等方面都受到政府的特殊关注.国有企业在追求企业利润的同时,还要承担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和政治成本,其管理层通常也是通过行政途径任命,管理层更多是对政府负责,政府偏好比公司业绩评估更能够影响管理层的薪酬和升迁.因此,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操控盈余的动机及程度更明显受制于所有者性质这个制度因素,国有控股在某程度是抑制了盈余管理(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在融资方面面临着更为苛刻的条件,其管理层完全遵循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在资本市场的巨大压力下,企业一旦经营不善,投资者就会在市场上"用脚投票".因此,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管理层操控盈余的动机及程度更明显受制于市场机制.不同所有者性质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及其结果会向注册会计师事务所传递不同的压力,会计师事务所也可能会因为自身发展而表现出不同的应对.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受制于市场机制更明显 (柴斌峰,2012),也更有动机通过各种方式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寻租.相应地,如果会计师事务所拥有广泛的经营范围,广阔的收入来源,就更有资本来抵制来自客户的寻租,表现出更强的独立性.因此,本文在假说 1的基础上,提出假说 3:
H3:相对于国有控股的上市企业,为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的非审计业务规模与审计质量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着.
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也会受到法制环境的约束.在好的法制环境下,法律制度对企业和注册会计师所都会形成良性约束,从而减少企业自身造假的动机,也会增强注册会计师提高审计质量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好的法制环境对审计质量提升的作用远大于非审计业务规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反之亦反.因此,本文在假说 2 与假说 3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假说 4:H4: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处于差的法制环境时,会计师事务所的非审计业务规模与审计质量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着.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根据中注协颁布的 2009 年与 2010 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百强信息,我们根据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年度总收入与审计业务收入,计算出非审计业务收入,然后对其取自然对数作为会计师事务所非审计业务规模的替代变量.中注协各年发布的百强所信息略有区别,仅在 2009 年与2010 年分别披露了前一年百强会计师事务所年度总收入与审计业务收入数据,而在其他年份则没有单独批露审计业务收入数据,因而我们的样本只能限于 2008 年与 2009 年.另外,2008 年与 2009 年分别有 2 家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没有进入百强,①在样本中予以删除.公司数据来自 CSMAR数据库,并剔除了其中金融类企业、当年新上市的公司以及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我们获得的样本数为 2 951 个.数据处理使 STATA12.0 软件.
(二)模型构建
一般而言,审计质量是指发现并揭露财务报告违规行为的联合概率,它取决于独立性与专业胜任能力(DeAngelo, 1981).由于审计质量难以直接衡量,学者们采用了不同的替代方式来衡量,比较常见有:会计师事务所规模(DeAngelo,1981;房巧,2005);审计收费(Copley,1994;Elitzur & Falk,1996);抑制盈余管理程度(Becker,1998;刘峰,2007);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概率(刘峰,2007;方军雄,2004);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法律诉讼(Palmrose,1988)等.本文采用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来衡量审计质量.为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假说 1~4,我们构建基本模型(1),并使用 logistic 回归进行分析:
Logi(tOpin=1)=β0+β1Lnnoaufee+β2Absda+β3Lnas+β4Lev+β5Crg+β6Big4+β7Cfoa+β8Loss+β9Top10+β10Pb+β11Year+β12Ind+εit (1)
因变量:Opin 是哑变量,当注册会计师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时取 1,否则取 0,主要解释变量:Lnnoaufee 是本文的主要观察变量,由会计师事务所的非审计业务收入取自然对数获得.我们预期 Lnnoaufee 的系数为正显着相关,说明会计师事务所非审计业务规模越大,审计质量就越好.
控制变量:我们借鉴以往的研究(Krishnan &Stephens,1995;Lennox,2000;Carey,2006; 刘 明 辉等,2003;陆正飞和童盼,2003;蔡春等,2005;夏立军等,2005;刘伟和刘星,2007),在模型(1)中控制了企业特征变量和会计师事务所特征变量.此外,我们还加入了 Absda(操控性应计利润)变量,控制了年度与行业效应的哑变量.变量的具体说明详见表 1.
表 1 中各变量的说明.Lnas 衡量了公司规模,大公司有更强的协商能力,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较小.Lev 衡量了负债所带来的财务风险,负债越高,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越大,越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Cfoa 衡量了公司的现金流和盈余质量,Cfoa 越小,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大,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Loss 表示当年是否亏损,公司当年亏损时,管理当局更有动机进行"大冲澡".Top10衡量了股权集中度,高的股权集中度,少数股东有可能完全控制公司董事会与监事会,进而影响对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Pb 为市净率,高市净率的公司更有倾向进行盈余管理.Crg 表示会计师事务所市场占有率,刘明辉等(2003)研究认为,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占有率与审计独立性呈倒 U 型关系.Big4 表示是否为"4 大"审计,吴水澎和李奇凤(2006)认为,国际"4 大"的审计质量要好于国内所[47].Absda 衡量了公司的操控性应计利润,Absda 越高,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
樊纲、王小鲁、朱恒鹏(2011)在借鉴了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标体系.我们利用其中 2007 年的"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指数来衡量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法制发展水平,并按其平均值,将各地区分为好的法制环境(指标值大于平均值)与差的法制环境(指标值小于等于平均值).
为检验假说 1,我们使用所建立的模型(1)对全部样本进行回归.
为检验假说 2 及假说 2a、2b,我们分别按照上市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注册所在地的法制环境水平将样本分为好的法制环境组与差的法制环境组进行检验.
为检验假说 3、4,我们首先按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的性质将样本分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两组分别进行检验,然后将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组的样本按上市公司注册所在地的法制环境再细分为好的法制环境组与坏的法制环境组,再分别进行检验.
(二)样本数据的初步处理
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为消除极端值影响,对主要连续变量上下 1%进行了 Winsor 处理,全部样本的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2.
由表 2 的统计描述可以看出:7.27%的样本公司被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各会计师事务所的非审计业务规模差别较大,发展情况不一样;不同的公司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盈余管理;约 5.97%的样本公司由"4 大"审计;样本公司分布于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域,且各区域的法制环境发展水平差异较大;57.81%的样本公司处于好的法制环境地区;85.34%的样本会计师事务所处于好的法制环境地区,说明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在法制发达地区;39.29%的样本公司属于非国有控股,说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数量仍占绝对优势.
2.多重共线性检验.由表 2 的 Pearson 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 0.4,说明多重共线对本文的研究没有产生严重的影响.
五、实证结果
(一)对模型(1)的回归
我们首先基于全样本对本文所设计的模型(1)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列示于表 4 的栏(1)中.主要观察变量 Lnnoaufree 系数为 0.235,在 5%的水平上正显着,说明会计师事务所的非审计业务规模与其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显着正相关,即会计师事务所非审计业务规模越大其审计质量越好,假说 1得到检证.栏(1)中的控制变量 Absda、Lev、Loss、Pb的系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注册会计师对高盈余管理水平、高财务杠杆、高市净率和亏损的公司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可能性更大.控制变量 Lnas、Cfoa、Top10 的系数为显着的负相关,说明规模越大、盈余质量越好的公司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小;前 10 大股东持股比例越大,公司越有可能通过董事会等机构选择迎合其需要的会计师事务所.回归结果中我们没有发现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占有率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以及"4 大"的审计质量更好.
(二)对假设 2 及假设 2a、2b 的检验
我们依据 2007 年樊纲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中的"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指数的平均值对样本进行分组.按上市公司注册所在地的法制环境水平进行分组的检验结果显示于表 4 的栏(2)与(3)中.栏(2)的Lnnoaufee 系数为 0.462,在 1%的水平上显着正相关.栏(3)的 Lnnoaufee 系数不显着.按会计师事务所注册所在地的法制环境水平进行分组的检验结果显示于表 4 的栏(4)与(5)中.栏(4)的 Lnnoaufee 系数值为 0.825,在 1%的水平上显着.栏(5)的 Lnnoaufee系数值为 0.136,仅在 10%的水平上显着.这些检验结果说明,在差的法制环境下,非审计业务规模对审计质量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而在好的法制环境下,非审计业务规模对审计质量的提升作用较弱,甚至不明显.因此,假说 2 及假 2a、2b 均都到检验.
(三)对假设 3、4 的检验
为检验假说 3,我们将样本按最终控制人的所有权性质分为非国有控股与国有控股两组分别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列示于表 5 的栏(6)与(9)中.栏(6)的 Lnnoaufee 系数为 0.367,在 5%的水平上显着,而栏(9)的 Lnnoaufee 系数不显着.这说明,在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非审计业务对审计质量的提升作用显着,而在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其作用不显着,假设 3 得到检验.为检验假说 4,我们在假说 3 分组的基础上,将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按注册所在地进一步分为差的法制环境组与好的法制环境组再次进行检验,回归结果列示于栏(7)与(8)中.在栏(7)中 Lnnoaufee 的系数为 1.059,在 1%的水平上显着,而栏(8)的 Lnnoaufee 系数不显着.这说明,当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处于差的法制环境下,非审计业务对审计质量的提升作用更显着,假说 4 得到检验.
(四)稳健性检验
为增加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对上述的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测试.
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加入 Lawdu 和 Law-du*Lnnoaufee、Stat 和 Stat* Lnnoaufee,构建如下 2 个测试模型,对已经得到的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测试.
Logit (OPIN =1)=β0+β1Lnnoaufee +β2Lawdu +β3Lawdu*Lnnoaufee +β4Absda +β5Lnas +β6Lev +β7Crg +β8Big4 +β9Cfoa +β10Loss +β11Top10 +β12Pb +β13Year +β14Ind+εit (2)
Logi(tOPIN=1)=β0+β1Lnnoaufee+β2Stat+β3Stat*Lnnoaufee +β4Absda +β5Lnas +β6Lev +β7Crg +β8Big4 +β9Cfoa +β10Loss +β11Top10 +β12Pb +β13Year +β14Ind +εit (3)
对假设 2 中的假设 2a,使用模型(2)对全样本进行回归.对假设 3,使用模型(3)对全样本进行回归.对假设 4,在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样本组中,使用模型(2)进行回归.在稳健性回归结果中,主要观察交叉变量的系数是否显着相关,回归结果见于表 6.其中,栏(10)、(12)的交叉变量的系数均为显着的负相关,栏(11)交叉变量的系数均为显着的正相关,这与我们分组检验的结论相一致.
我们对连续变量数据使用了删除双侧各 1%观测值的极值处理以及没有使用极值处理,并重新检验了上述假说,结论没有改变.我们按"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指数的 60%分位数,重新对样本进行分组并检验上述假说,结论也没有改变.我们分年度对样本重新检验上述假说,结论也没有改变.以上稳健性检验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六、研究结论及展望
本文利用中注协在 2009 与 2010 年颁布的前一年百强会计师事务所信息,以非审计业务收入的自然对数作为会计师事务所非审计业务规模的替代变量,从会计师事务所非审计业务规模的角度检验了非审计业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会计师事务所拓展非审计业务能从整体上增强审计独立性,提高审计质量.同时,我们将这种作用与制度环境中的法律制度和控制权性质相结合进行考察,检验发现,相对于好的法制环境,在差的法律环境下,非审计业务规模对审计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相对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在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非审计业务规模对审计质量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检验还发现,当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处于差的法制环境时,这种作用更为明显.
一些学者可能认为,在制度不健全的环境下,由于法制对企业与注册会计师约束较弱,企业极有可能通过非审计业务进行寻租,而注册会计师也更容易接受这种寻租.因此,在差的制度环境下,非审计业务对审计质量会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不是发挥更强的正面作用.这种说法似乎更符合逻辑,我们的研究结论与此相悖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拓展非审计业务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我们的样本事务所非审计业务收入占总收入比例的平均值只有 14.3%,说明在事务所的业务结构中,非审计业务所占的比例是非常小的,与西方各国有显着的差别,市场上可能还不会出现因为非审计业务而依赖于客户的情况.因此,在拓展非审计业务的初期,非审计业务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无论在"规模经济"还是"范围经济"方面,可能都处于发挥正面作用的阶段,即类似于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增阶段.其次,在提升审计质量的过程中,制度因素与市场机制同时发挥作用,并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尤其是在制度环境较差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更容易显性化.因此,在我国现阶段,特别是我们的研究样本所集中的 2008 年与 2009 年非审计业务发展的特殊时期,注册会计师行业正面临着由于市场容量小所导致的竞争过于激烈,审计收费偏低,审计质量不高的困境,通过拓展非审计业务,可以改变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市场结构及事务所的收入结构,有利于事务所"做大做强",降低对审计业务的依赖性.在注册会计师本身就有意愿增强独立性的情况下,拓展非审计业务,能增强其抵抗行政或非市场化干扰的能力,进而提升审计质量.这时,在制度环境较差的情况下,非审计业务对提升审计质量所发挥的正面作用显得更为明显,这本身也说明了"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绩效"的市场规律.
本文实证检验的结论尽管与人们的惯性认识和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不一致,但这并非否定了好的制度环境对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而是说明在现阶段国家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发展非审计业务具有良好的基础和条件.我们的研究也说明,制度环境与市场机制在某程度上起着替代作用,在制度环境还相对薄弱的条件下,可以利用市场机制,通过改变注册会计师行业的业务结构来提高审计服务质量.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随着非审计业务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情况也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更需要强调在健康制度环境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注册会计师业务结构的作用,防止市场的盲目和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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