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太仓充分利用沿江港口资源和邻沪区位优势重点落实“以港强市”、“接轨上海”两大战略，发展沿江和邻沪经济，取得了显着绩效，城市综合竞争力大幅提升，经济势能明显增强。毋庸置疑，太仓的经济社会发展凭借优越的区域位置和丰裕的长江岸线：地处长三角、位居长江入海口、与上海相邻，优越的区域关系是其发展的外在资本；沿长江港口资源禀赋及密集的水网系统，优质的水运条件是其发展的内在源泉。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今乃至未来发展，港口和邻沪的资源属性决定了太仓须在“区域”中方可赢得用武之地，此亦即为太仓得以依托“区域”平台发挥优势的基本前提，因而区域统筹是太仓当今及未来发展的必然导向（图 1）。依据太仓发展过程中城市与区域联结的纽带要素，其城市空间发展与区域关系的演化已经历漕粮海运与临港而立、以粮为纲与限城弃港、借力上海与以城促港、依托上海与以港兴城四个阶段。
1. 漕粮海运与临港而立发展阶段（~1949 年）
太仓古城的建筑始于春秋时期皇家粮仓贮备职能的需要，随后进一步扩展至漕粮海运的枢纽职能，遂人口聚集而兴盛。至 1949 年，城池一直稳居在古内城，同时受当时经济水平、政治因素和交通方式等的作用和影响，太仓城远离港口。
1.1 空间特征--点状雏形与依水而筑
古代太仓城缘于历史、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生活方式、交通出行、地方习俗等原因，“城市”是州县治所在的内城城池，围绕盐铁塘、致和塘等河道依水而筑、临水而居（图 2、图 3）。宋朝拉开了太仓城建设的帷幕，主要是住房、市场、庙宇等建筑的兴建，云集于致和塘一带。元、明、清时期海运业的繁荣推动了人口和空间的增长，其内城建设沿河纵向延伸，空间生长主要集中在盐铁塘两侧，形成了水陆街巷平行、纵横密布的格局，其城池形态历时 600 余年直至 1949 年。
总体而言，1949 年前太仓城的建设集中在古内城，以城池为核，据点发展。盐铁塘、致和塘交会节点所具有的汇集功能是太仓城选址的决定性因素，浏河的通江达海特性及其商贸通道职能是其空间生长之源。为便于人流聚离和商品集散、集市贸易和经营服务，城市沿河展开建设，形成线性的空间生长特征。
1.2 区域关系--江海枢纽与轴向汇集
在古代水运交通为主导的背景下，太仓城所在地域的浏河联结了长江、太湖流域和东海，是当时江南进行国际贸易的重要通道。这样的地理特征，在内河商贸航运和海运兴盛的时代便决定了太仓城必然是属于区域的，是江海联运的枢纽；而浏河的联结纽带作用，使太仓所在的城市区域以其为发展轴进行内外经济和空间联系，表现出轴向汇集的发展特征。
元初，为解决因战火造成的京都粮食短缺，朝廷采取了“海运漕粮”策略。浏河的特性必承担漕粮海运之职，而浏家港是浏河近太仓城临长江口的内河近海航运枢纽。由此，太仓城的区域地位突显，浏家港成为江南地区的重要良港，浏河化为漕粮海运的专运通道。伴随海运业发展，海运粮仓逐年增加，加之政府鼓励国际贸易，浏家港成为联结大江南北乃至国内外的江海枢纽。港口的发展加快了商贸业的成长进而推动了太仓城的空间发展，使城市依托浏河及其浏家港以轴向汇集的形式进行国内国际商贸，扩大了区域尺度，衍生了太仓城与浏家港之间浏河沿线城镇带的形成与发展，塑造了太仓“六国码头”之美誉[3].后来，随着大运河的复航、清末政府的闭关自封、近代战争的频发及上海港的崛起，浏河及浏家港退出了航运舞台，沿江港口渐次没落，导致太仓的城市区域尺度逐渐变窄，地位迅速下降。
从微观层面看，太仓自有行政建制后，区域交往尺度不断增大，但由于经济水平、社会发展、出行方式等限制，区域关系比较单一：城市集中于州县治为中心的内城，沿江市镇则以浏家港镇作为区域联系节点。从宏观层面看，浏河内联太湖外接海域的属性决定了浏家港作为江海枢纽的区域特质，引导太仓城向临港城市跨越，突出了区域职能；同时，作为江海枢纽，昭示了其城市的区域尺度已放大至大江南北。
2. 以粮为纲与限城弃港发展阶段（1949 年~1978 年）
1949 年后的“一五”~“五五”时期，国家政治政策背景是影响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对太仓县城及其港口的发展起支配作用。高度计划的经济体制和高度调配的管理体系赋予了地方政府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城市空间的发展即为政府意志的体现；加之东邻崛起的上海港，严重阻限了太仓城市空间组织的重要内容--沿江港口的发展，使其活动范围局限于内河转运和少量上海与太仓的客货往来。
2.1 空间特征--团状单核与沿河扩展
这一阶段，太仓县城的发展在沿袭古代内城格局基础上，对部分地段进行了重点改造；同时，县城经济的发展推动其空间在沿河纵深方向扩展蔓延，出现了东西（致和塘）、南北（盐铁塘）向两条空间增长轴，形成了团状单核的空间形态，承载了商业区、住宅区及少量工业等职能活动。依沿河拓展轴线和空间形态的差异，这一阶段太仓城跨越了“一”字型和“十”字型两个发展时期（图 4）。
“一”字型时期（1949 年 ~1960 年）。在“一五”和“二五”时期，太仓城市空间受控于城厢镇辖区，规模小，至 1954 年建成区面积不足 1km2;依托致和塘组织空间和功能布局，形成了 “一”字型轴带状的空间形态[3].
“十”字型时期（1960 年 ~1978 年）。1960 年代后，太仓县城开始有所发展，特别是 1976 年通向浏河的盐铁塘疏浚后，集聚了新的城建活动于两侧，拓展了城区发展方向；同时，初期工业化的发展增加了生产功能，城市职能在居住、公共服务、商贸活动基础上呈多样化发展，并使县城空间由“一”字型发展为“十”字型；但规模仍未有大的突破，至 1970 年代末，建成区面积仅 1.8km².
这一时期太仓城市空间拓展方向具有鲜明的水运交通指向性，这与当时的交通运输方式直接相关；县城空间由通航等级较低的致和塘两岸向通航等级更高的盐铁塘两侧发展，并向区域航道浏河推进，这显示出城市与区域的关系缓慢增强、区域交通引导着空间的发展。
2.2 区域关系--受控辖区与向心极化
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计划制度，太仓县城的经济活动十分微弱；高度的“计划”使城市与区域无需进行多余的“交流”,各自发展封闭式经济。公社化制度的严格管理使城市间的联系受到很大限制，加上当时交通条件缺乏，使区域内的城市离散分布，独立发展[4].从区域看，这一时期太仓县城的区域联结范围是极其有限的，以城厢镇为壁垒，与外部关联甚少，局限于受控的县域行政区；从县域看，县城与辖区小城镇有一定联系，初步显现以县城为中心向心集聚发展的雏形。
封闭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十分狭小的区域交往范围，社会经济的徘徊波动和高度计划使太仓的城市发展局限于以古内城为中心的不足 2km2的县城中，空间沿航道两侧拓展。除因完成政府指令“计划”而与周边城镇及上海、苏州、昆山等周边县市的极少联系之外，与外界鲜有交流与合作，区域空间尺度小，堪称“0”区域时代。如此固步自封的结果便是太仓在区域中地位的渐失，区位和港口的发展优势被废弃，导致城市发展十分缓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