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科学论述,揭示了人类社会宏观上总是在不断的转型与转变中,实现螺旋式发展的特征和必然规律。 近年来,学者们还从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等视角,对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进行微观研究,并提出社会转型等学术概念,使对社会转型的研究成为近年来学术探讨的重点课题之一。 这一研究最早兴起于西方,自上世纪末开始,“国际学术界对‘转型国家’ 社会转型的高度关注和研究热情使社会转型研究一时成为显学”,并“很快对中国学术界产生影响”。
例如国内有学者认为,自 1840 年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较为明显的社会转型时期,即慢速转型期、中速转型期和快速转型期。 那么,我国历史上的三大转型期在发展速度上为什么存在差异? 经济发展对社会的平稳快速转型有什么重要影响? 本文从社会转型这一学术视域出发,聚焦经济发展这一重大课题,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速转型期为例,讨论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执政者如何把握特殊时期的经济发展规律,妥善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实现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以经济转型加速社会转型的目标。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形势
新中国成立之初, 我国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出现财政混乱、投机盛行和物价飞涨的严峻局面。 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表明,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国民经济十分落后,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1949 年,工业总产值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减少一半。 其中,重工业减少 70%,轻工业减少 30%,钢产量减少 80%,煤产量减少 48%。 农田受灾面积达 1.2 亿亩,粮食产量减少 25%,棉花产量减少 48%,灾民达 4000 万。交通运输处于瘫痪状态,铁路、公路、桥梁、机场、码头以及各种运输工具都遭到严重破坏。
城乡交流和对外贸易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 市场萧条,物资奇缺,投机猖獗,通货膨胀。 国家财政经济十分困难,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广大事业失业人群急待救济和安置”。
为了从经济上医治战争创伤,稳定民心和新政权建设建立巩固的经济基础,中央采取了多种措施,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在农村,从 1950 年冬季开始到 1953 年春天,全国新解放区分三批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除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约 700 万人口之外的 3 亿多无地或少地农民获得了土地和生产资料,土改任务的完成,“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我们民族贫困落后的一条重要根子,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城市 ,发动两场经济领域的战役 (“银元大战 ”、“米棉大战”), 迅速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的飞速飞涨,稳定了民心,同时,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确立国家统一后的财经管理体制;按照《共同纲领》制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原则的指导,以建立合理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为重点,调整工商业。 为了打击不法资本家向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与破坏活动,1952 年, 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为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1953 年,在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后,立即制定并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社会恢复良好,发展稳定,各项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新政权的领导下,我国人民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各项任务,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我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并进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转型时期。 从经济发展的层面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突破西方的包围和封锁,以巨大成就回击国内外反动势力对我们建设新国家能力的不信任与不理解,是因为党准确把握了新中国成立初社会转型期经济建设的规律, 统筹全局,勇于探索,从解决首要问题、聚集重点问题和规划长远问题等三个方面入手,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措施,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首要问题是新生政权为赢得人民的信任,缓解燃眉之急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重点问题主要是指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特殊社会形态的背景下,正确对待和处理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是新政权必须回答的第二个问题;至于长远问题则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远景规划,这是第三个问题,也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不可回避的战略思考。
二、首要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发展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应对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农村进入城市,执掌国家政权,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连资本家和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交了“一百分的答卷”。但同时国内外敌对势力认为共产党可以在马上得天下,但是不能在马上治理天下,就连一些持同情和中立态度的人也对共产党稳定局势,治理国家能力也表示怀疑,甚至有资本家断言中共在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考试中将要被判“零分”。 如上文所述,经过多年的战争破坏,此时的中国百业待兴,国民党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是一个经济颓废的烂摊子, 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速上涨,人民生活痛苦不堪,老百姓对于过上稳定安逸生活渴望的强烈是可想而知的,人民群众对新生政权有着诸多渴望和期待,而最为紧迫、最为现实的事情就是带领老百姓在经济上打个翻身仗,给予人民真正的实惠。 因而,解决经济和财政窘境,稳定全国经济秩序,是横亘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当务之急,燃眉之急。正如陈云同志所说:“统一和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
反之,如果经济问题没有解决好,真的交了白卷得零分的话,不但要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耻笑,而且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 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迎来了领导经济建设的首次考验,也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向世界展示执政能力,树立执政权威,建立执政基础的一次考验。
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面对复杂局面,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出发,立足当下,运用各种手段(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等措施),多管齐下,先后发起经济领域内的两场战役———“银元之战”和“米面之战”。 “银元之战”是新政权在经济战场上打响的第一场战役,主要采用的是政治和法律手段。 全国解放前夕,在国内部分大城市,尤其是上海,一些投资资本家趁着局势不稳,国家财政经济的暂时困难和社会主义经济力量还不强大,人民币立足未稳之际,利用他们在市场上的优势,进行疯狂的投机金银活动,导致通货贬值,物价飞涨,人心动荡。 为了打击投机,稳定市场,各地党政部门发挥中共的政治和宣传优势,组织工人和学生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工作,揭露金银投机的危害性和投机分子的阴谋;同时,禁止金银流通使用,一律以人民币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通用货币。 对投机活动最为猖獗的上海,1949 年 6 月,中央批准上海市人民政府依法查封投机大本营———上海证券交易所,逮捕投机首要分子 200 多人,全国其他城市也先后效仿,终于,新政权取得了“银元战役”的全胜。
如果说“银元之战”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的是行政和法律手段的话, 那么接下来的第二场经济战役———“米棉之战”,则完全是采用经济手段,按照经济规律展开的。 主要做法是,首先人民政府利用国营经济的力量,在全国氛围内调集大量粮食和纱布等生活必需品,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于 1949 年 11 月下旬各地按照国营牌价统一抛售,迅速降低过高的米棉价格,迫使投机资本家不得不赔本出售囤积的商品,让他们在同新政权的又一次较量中吃到了苦头。
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政权发动的两次经济战役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它对于稳定一度失控的经济局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新政权以同样的满分答卷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其领导经济工作的信赖,是新政权准确定位转型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妥善解决了经济稳定和恢复这一首要问题,为促进国民经济的继续好转奠定了基础。
三、重点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发展中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就是如何对待非社会主义经济,主要是如何处理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问题。
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革命必经阶段, 对此,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已论述过。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新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
从理论上来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必然组成部分,不但不可废除,而且要允许其发展。但是,由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自身的缺陷(追求利润的本性,存在剥削的现象等),实践上存在仇视和要求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心理。 另外,包括私人资本主义在内的非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同时最终又将被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而消灭。 如何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既充分发展, 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又不会超越社会主义经济成分, 形成一家独霸的局面,破坏了我国社会正确的发展进程,这既是一个深奥的理论课题,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社会转型时期)必须要科学对待的工作重点。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相关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作家在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同时曾经强调:“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
所以,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只能逐步改造现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须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在领导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在实践上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思想,那就是自 1921 年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在实践上诠释了不能从小生产者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如何对待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中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中共中央曾做过深入的研讨和思考,毛泽东说:“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在落后状态,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 ……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
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实际,制定了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坚持既利用又限制的总方针,纠正一些地方政府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公正的做法。 一方面创造条件,为促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加以限制。 具体做法是以调整公私关系,劳资两利和产销关系三大关系为核心,于 1950 上半年开始到 1952 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合理的调整。在调整、保护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即对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面不让其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必须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发展,对于少数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新政权实行严厉打击的政策。 1952 年的五反运动就是为纠正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而发动的。 毛泽东在 1949 年1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指出,那种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以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是极端错误的。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科学研判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借鉴别国的建设经验,以限制和利用的双重办法,妥善处理了私人资本主义这个重点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巩固的经济基础。 1953 年,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基本完成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工作正式拉开帷幕,开始了以和平方式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尝试。
四、长远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发展中要解决的长远问题,就是如何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规划。
党进城执政以后,新生人民政府使用多种途径解决了物价飞涨、经济混乱的燃眉之急,也抓住了工作中的重点,妥善处理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等非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展示了领导经济建设的实力,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但是,暂时的胜利不等于永远胜利,一件工作的成功不等于所有工作都能成功。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更重要的事情是着眼未来,统筹兼顾,立足长期执政、长治久安和科学执政,谋划经济社会长期发展大计。
中国共产党人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他们并没有满足一时的胜利, 没有被暂时的功劳冲昏头脑。
经过新中国最初 3 年的努力,经济恢复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预期的成效。 1952 年底到 1953 年初,国内外的发展形势面临新情况和新问题,抗美援朝战争即将告一段落,土地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 最主要的是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 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说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已经来临,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及时提出新的任务和目标。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共中央开始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划。
1952 年底,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中共中央提出了被概括为“一体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过渡时期总路线指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途径和步骤,它的实质是改变生产关系,解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今天,站在时代的角度重新审视这条总路线,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条总路线是在转型时期特殊的国情下,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相结合的成功探索。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党和政府还针对我国工业化水平不高,起点较低的实际状况,实行重点发展工业、正确调整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等策略,改造和建设任务进展顺利。总路线设定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本来设定的时间大概是“2 到 3 个五年计划”, 而事实上到 1956 年底所有任务就基本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也于是年底提前完成,两个“提前”充分说明了这条总路线,虽然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但它基本上反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发展生产,改变长期以来经济发展滞后,国力不强的强烈愿望。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以和平方式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最根本的是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以及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局意识和长远规划。
五、当代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战胜社会转型时期经济领域内的考验和挑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妥善解决了首要问题、重点问题和长远问题等三大问题,推动经济从迅速恢复到稳步发展,为建立社会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证明,只要一个党和政府从实际出发,以人为本,按照唯物辩证法和科学发展的基本原则进行决策, 就能争取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战胜一切困难,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创造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成功典范。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到关键期和深水区,我国社会正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度转型,由传统城乡二元社会格局向城乡一体化深度转型,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在社会转型深刻发展的新时期,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大,“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
为了有效化解风险和考验,党的十八大要求:“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 ”
由此可见,抓好经济建设,对于拥有 13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依然是根本之策。 新时期新阶段, 在产业结构更新换代的大背景下,贯彻创新转型的原则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保证经济发展水平的首要问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体制、机制环境,是新时期的重点问题;而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从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
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标志我国已迎来深化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深化改革必将进一步加剧社会阶层分化,加速利益格局的调整,加快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发展是硬道理。新时期新阶段,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规律, 科学化解发展新阶段中的首要问题、重点问题和长远问题,在创新转型的总体思路指导下,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同时带动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协同发展,这是全国人民的新期待。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过程中, 立足当时中国国情,坚持从实际出发,促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成功实践,为我们战胜当前新挑战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历史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