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和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致力于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经济学等领域研究，融合古今中外管理思想精华，创造性地提出了东方管理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核心思想，构建了“学、为、治、行、和”的东方管理理论体系，并将东方管理的核心思想应用于国民经济学、管理心理学、产业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基本情况
1932 年 10 月，我出生于一个爱国华侨家庭，1950年培元高中毕业，1953年厦门大学企业管理系毕业，毕业后到国家重工业部任调研员，自1956年9月起，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等单位从事实践、教学、科研工作。1972年1月起进入复旦大学工作，先后在复旦大学经济系、经济管理系、经济管理研究所、产业经济系担任系主任、教授、所长、博导和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现任东方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会会长，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东华国际学院院长等。担任由国际 30 多国管理协会组成的世界管理协会联盟（IFSAM）理事，IFSAM中国委员会主席，上海市政协委员，东亚国际经营学联合会常务理事等职。学术研究范围包括哲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主要着作百余部，近2000万字。曾获国际、国家级和省部级的特等奖十余项，被国务院表彰为“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被英国剑侨大学国际名人传记中心评为“世界有突出贡献的名人”。
在我执教 50 周年时，复旦大学举行了庆祝活动，教育部发来贺电，称赞我探索并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东方管理学派，为中国管理科学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东方管理学说的研究历程
20世纪80年代前后，亚洲经济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带动下迅速崛起，直接威胁了欧美等老牌发达管理理论和方法手段，便由此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以中国管理文化为代表的东方管理文化，已经成为世界管理界众望所归的灿烂新星。无论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巨大经济潜力的释放，还是世界华商的经济起飞，其背后都有着中华传统管理文化的支撑。中国式、日本式、新加坡式管理也恰恰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与该国文化的结晶。甚至是美国管理文化的“人本复归”倾向也与东方管理文化的“以人为本”的精神极为一致。我对中国乃至东方国家管理思想的研究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古为今用阶段
我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着手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管理的相关着作。最初，我给复旦中文系学生作关于《红楼梦》经济管理思想的讲座。我把《红楼梦》十三回到十五回中王熙凤治理宁国府的管理手段总结为“管、卡、压、罚、打”，这些手段后来又变本加厉为“榨、抢、杀”等。当时，我感觉王熙凤的管理方法和晚些时候西方流行的泰罗式管理有相通之处，但泰罗式管理在美国成功施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而王熙凤的管理只在短期内奏效，长期下来却树敌太多、积怨太深，怎样苦心经营也无法挽回家族衰败的命运。虽然这只是小说中的故事，但却启发我思考其中的深层原因，思考的结果是王熙凤的失败因为她完全背离了东方文化的精神，她的管理方法根本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管理的要求。后来，我又做了另一个讲座《〈资本论〉与管理科学》。《资本论》第三卷提到管理的两重性问题，即管理也具有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我感到，管理的社会属性同时也是管理的文化属性。所以，在此后的研究中，我格外注意分析具体的管理方法对现实文化土壤是否适应。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陆续发表了《中国古代经营管理思想——孙子经营和领导思想方法》、《现代管理学中的古为今用》、《中国古代行为学说研究》、《试论管理科学的对象与性质》等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其中《中国古代行为学说》把中国古代管理行为学说分为十类，这是对东方管理中的行为模式最早的研究之一。我到日本参加学术交流时，向他们介绍了自己关于中国古代管理行为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很感兴趣，他们当时就提出要和我合作建立一个管理学的东方学派，当时我没有答应，一方面出于民族责任感，我认为中国自己的学者有能力做好这些工作；另一方面也考虑到自己对博大精深的东方管理思想研究得还不够深入。
(二)理论创建阶段
我把东方管理思想的本质概括为“人为为人”。“人为”即每个人必须首先注意自身的行为和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从事、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在持久的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为人类社会更好地服务。“人为”和“为人”二者具有辩证关系，相互联系并可以相互转化。这一思想最初渗透在1987年出版的《管理心理学》（第一版）中，并成为我独创的“人为科学”的理论基础。“人为为人”的东方管理理论充满生命力，在以复旦大学学者群为代表的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对东方管理思想的研究不断深入。时至2002年，《管理心理学》已出第四版，发行量逾百万册，该书的每一次更新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方管理思想研究的新进展。
随着对东方管理思想研究的逐渐深入，我越发感到有必要对中国浩如烟海的传统管理文献进行梳理、提炼。着手编着《东方管理学派经典丛书》（三学、四治、八论等15部），系统地对东方管理文化，尤其是中国管理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发掘、整理、研究，是海内外第一部系统、全面地反映中国历史上各时期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精华的大型着作。1996年，耗时三年多，由我担任总主编、上百位国内外学者参与编撰的《中国管理通鉴》出版了，这是第一部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着作，内容丰富全面，分人物、要着、名言和技巧四卷，共计280余万字。《中国管理通鉴》的出版为东方管理思想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我从1992开始连续参加世界管理协会联盟（IF-SAM）举办的世界管理大会。先后在东京、达拉斯、巴黎、马德里等国的会议上提交和宣读论文，向国外学者介绍东方管理思想研究的最新进展，使他们从不了解到感兴趣，再到与中国学者开展合作研究。1997年，我主持召开了在国内外管理学术界和企业界具有深远影响的世界管理大会（上海），国内外50余家媒体到会采访，《人民日报》的报道称大会标志着“东方管理文化在世界叫响”。会上，我的主题发言是《面向21世纪的东西方管理文化》，弘扬东方管理文化，提倡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发展。通过参加IFSAM的世界管理大会，我不断向世界管理学界宣传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的东方管理思想，深得与会各国学者的认同，扩大了东方管理思想的国际影响。从1997年起，我们连续举办八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学术研讨会，一届世界华商管理大会（1999），就东方管理思想研究展开广泛探讨，在海内外学术界和企业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国外学者将我所创建的东方管理学说的“三为”思想——“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称为管理学的S（Su）理论或O（Oriental）理论。这当然是溢美的评价，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东方管理学派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影响。
在“三为”核心思想的基础上，我们经过多方研究，全面构造了“三学”（中国管理学、西方管理学、华商管理学），“四治”（治国、治生、治家、治身），“八论”（人本论、人德论、人为论、人道论、人心论、人缘论、人谋论、人才论）的东方管理学理论体系。
(三)影响扩大阶段
1997我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东方管理学思想研究”，该项目的研究成果被评为优等。该研究的最终成果《东方管理》一书于2003年出版。在该书中，东方管理学派的学者将东方管理理论进一步完善，形成了更为全面的“东方管理理论体系”。它不仅以继承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为主，还广泛汲取东方管理文化中道家、释家、兵家、法家和伊斯兰教等思想流派的学说。
近几年，在我编着的《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产业经济学》、《管理学——东方管理学派的探索》、《应用经济学》等着作中，成功地把东方管理思想嵌入宏观经济管理、中观产业政策、微观企业经营中，受到了学术界同行的一致好评，也扩大了东方管理界名家学104Vol. 26 2014 No. 1思想的影响。
1998年，由我主编的、发行量高达300余万册的《国民经济管理学》再版，新的《中国国民经济管理学》中大量运用了十年来我研究东方管理思想和人为科学的成果；2000年，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承接国家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产业经济学》的编写工作，这是一部成功融合东方管理思想的创新之作，系统地论述了东方管理思想对产业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从产业经济的视角肯定了东方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并初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产业管理模式，此书已经连续印刷多次，即将推出第二版；2001年，我们出了一本阶段性总结着作《管理学——东方管理学派的探索》。该书弘扬优秀中国传统管理文化，融合古今中外管理理论精华，系统对比东西方管理理论，总结出华商管理理论的基本思想，东方管理思想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由此得到进一步的正式和挖掘，该书不仅丰富了管理学的内容，专辟章节阐述治家、治身，在框架上也突破了西方管理过程学派的束缚，充分重视文化和心理的影响和作用，从管理主体、管理权力、管理组织、管理文化和管理心理五个方面归纳出管理的基本要素；2003～2004两年间，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组织校内外学者合作推出了贯穿东方管理思想“人为为人”核心理念的着作《应用经济学》，系统论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企业、市场、政府、社会各领域的互动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我主持的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系、经济管理研究所就开始在工业经济、企业管理、产业经济学等学科下招收东方管理方向的硕士生、博士生，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的博士后流动站也开始招收东方管理方向的博士后。2003年，复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正式设立了独立的东方管理学博士点和硕士点，是全国第一家，已经开始正式招生，这标志着东方管理学科的人才培养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二十年来已毕业数百人，这些学生都成为政界、学界、商界的栋梁之材，他们在学校里学习东方管理，在工作中实践“人为为人”的理念。
三、理论创新和东方管理学的体系结构
自从20世纪70年代，我在复旦大学开始东方管理的研究以来，经过多年研究，汲取中国管理文化中道家、儒家、法家、释家、兵家、墨家以及伊斯兰教和西方管理、华商管理等派别主干思想的合理养分，终于开创性地提出了概括东方管理文化本质特征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原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治国、治生、治家和治身的“四治”管理，以人本论、人德论、人为论为核心、包括人道、人心、人缘、人谋、人才“五行”经验的东方管理理论体系，并提出东方管理学的管理目标是和贵、和合、和谐。这样，我创立的东方管理学的体系可以总结为五个字：“学”（三学）、“为”（三为）、“治”（四治）；“行”（五行）、“和”（三和）。东方管理学还从管理主体、管理权力、管理组织、管理文化和管理心理等五方面，归结出管理成功的基本要素：以管理主体为出发点，凭借职位权力和非职位权力施加影响力，依靠管理组织去协调人们的活动，通过管理文化规范管理主体的心态、意识和行为方式等，从而使组织目标顺利实施。
回顾60年来对国民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管理学和东方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本人主要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原创性观点：一是东方管理的哲学要素为“道、变、人、威、实、和、器、法、信、筹、谋、术、效、勤、圆”等十五个观点；二是东方管理的精髓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思想；三是东方管理的内容为“三学”（中国管理、西方管理、华商管理）、“四治”（“治国、治生、治家、治身”）、“五行”（“人道、人心、人缘、人谋、人才”）；四是融合古今中外管理精髓，创新了东方管理理论体系为“学”、“为”、“治”、“行”、“和”的“五字经”；五是提出东方管理的主旋律及其目标是实现“人和、和合、和谐”，构建“和谐社会”。《中国管理通鉴》（四卷）、《东方管理》、《东方管理学》、《管理心理学》、《产业经济学》等100余部着作，是我历经30多年研究，全面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经济与管理思想的学术专着，其中原创性思想、观点，对现代经济与管理科学发展，对建立中国特色管理学科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