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发表其着作Metaphors We Live By并提出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简称“CMT”）以来，“CMT”掀起了隐喻研究的热潮。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隐喻不仅存在语言中，也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中.他们一反传统隐喻观点，从认知角度研究隐喻。
情感作为人类普遍、基本的经验，并非难以言状，而是蕴含丰富内容。爱情是人类最久远、最神秘的情感之一，也是诗歌的永恒话题，古今中外，都有无数诗人不吝笔墨去描绘爱情。为了使人类的这一体验更生动形象，诗人常将它隐喻化。而情感隐喻实质上是以隐喻为认知机制，参照空间方位，或具体有形的实体，特别是人体本身来表达情感概念的.本文将以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为指导，在“映射论”的基础上，以中德爱情诗歌为语料，对中德爱情诗歌中的隐喻进行对比分析，重在寻找相同之处，试图借此进一步了解两种文化背景下的爱情认知共性。
二、概念隐喻
概念隐喻理论是由莱考夫和约翰逊于1980年正式提出的，他们认为隐喻不只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隐喻的工作机制是“映射论”,Lakoff等人认为隐喻的每一个映射过程都有其内部结构--始源域和目标域,是一个概念映射到另一个概念的过程，比如在“argument is war”（争论是战争）中，通过“战争”去理解“争论”,其中“argument”是目标域，“war”是始源域，始源域概念化了目标域，同时一个目标域往往有不止一个始源域。
在Metaphors We Live By中，Lakoff还将隐喻分为了结构隐喻、方位隐喻和实体隐喻三类。结构隐喻是指以一种概念的结构来构造另一种概念，使两种概念相叠加，将谈论一种概念的各方面的词语用于谈论另一个概念。
比如“time is money”（时间是金钱），“love is journey”（爱情是旅程）等等。方向隐喻是指概念由“上下、高低”之类的方向概念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光明、喜悦、高兴、未来、更多”是“上”,“黑暗、难过、悲伤、已知、失控”是“下”,而道德和社会地位则有高低之分。
实体隐喻是指将抽象、模糊的思想情感、心理活动、事件、状态等无形的概念视为有形的实体， 从而可以对其指称、量化和识别特征。情感隐喻绝大部分属于实体隐喻,人类情感之一的爱情亦是如此，如“love is bird,loveis plant”等。
三、中德诗歌中爱情隐喻的相同特征
爱情是诗歌的三大主题之一，它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却从不曾被透彻认知，一直以来爱情诗歌的创作也从未间断。为了充分阐释爱情这一抽象概念，诗人常借助隐喻，用具体或抽象的事物指代爱情，同时也展示自身对爱情的认知方式。通过与比较中德爱情诗歌，我们发现中德诗歌的爱情隐喻对始源域的选择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具体表现如下：
（一）爱情是植物
爱情本身是抽象的，诗人们为了更加形象地呈现它，往往会采用具象的物体，植物便是其中之一。例如鲜艳的玫瑰象征着热烈的爱情；红豆代表诉说不尽的相思情；梧桐诉说了相偎相依、隽永深沉的爱语等等。中德诗歌中都有“爱情是植物”的概念隐喻。例如：
（1）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2）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
（3）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君知否。
（4）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
（5）Wenn Ros' und Lilie der Sommer bringt, erdoch vergebens mit Liebchen ringt.
（6）Das sind die liebchen Veilchen, die ich zumStrau erkor.
（7）Die Myrte still und hoch der Lorbeer steht.
（8）Unter der Linden an der Heide wo unserbeider Bette war.
（二）爱情是鸟
冲动与激情赋予了爱情活力，而不离不弃的相伴保证了爱情的绵延。鸟儿永不疲倦地歌唱爱情的瑰丽，充满了活力，它们彼此间无需多言的陪伴也羡煞旁人。中德诗歌中都有“爱情是鸟”的概念隐喻。例如：
（9）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10）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作仙。
（11）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12）天泉水暖龙吟细，露畹春多凤舞迟。
（13）So liebt die Lerche Gesang und Luft.
（14）Und vor deinem Fenster soll klingen dasLied der Nachtigall.
（15）As alle Vgel sangen, da hab ich ihrgestanden mein Sehen und Verlangen.
（三）爱情是星体
诗人常选择日月星辰作为其爱情的见证，同时日月星辰这些星体也是他们诗中的隐喻--爱情的热度与太阳的温度、爱情的纯洁与月光的皎洁、爱情的不渝与星辰的永恒就是其中三组映射。这些星体体积庞大，影响广大深久，是爱情宽度与深度的概念化。中德诗歌中都不乏含有“love is star”的具体诗句，即“爱情是星体”的概念隐喻。例如：
（16）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17）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
（18）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19）Ich denke dein, wenn mir der SonneSchimmer vom Meere strahlt; Ich denke dein, wennsich des Mondes Flimmer in Quellen malt.
（20）Der Mond scheint klar und rein, ich singund mchte weinen!
（21）Wie die Sterne leuchtend, wie ugleinschn.
（四）爱情是旅程
旅程艰辛，一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从出发点坚持走到终点可谓困难重重，还常伴有热情逐渐减退，徒生畏惧的情况。可途中如画的风景使得这场旅途意义非凡。爱情亦是如此，有起点、终点，更有艰难险阻，却也能品味苦涩而甜蜜的心情。“love is journey”即“爱情是旅程”,将旅程中的“起点、终点，路途漫漫”等概念映射到“爱情”这个目标域中。中德诗歌中都有诗句表达这一概念隐喻。例如：
（22）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23）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24）Ach! sie regt in ihrem Lauf, so wie deine,meine Schmerzen.
（25）Ich sehe dich, wenn auf dem fernen Wegeder Staub sich hebt.
（五）爱情是梦
梦看似虚无缥缈，却也有反映现实的含义，有的梦天马行空，有的梦基于生活，也有好梦、噩梦之分。总的来说，梦是朦胧的，总隔着一层轻纱，似真非真，若隐若现。爱情则有撩拨人心，却捉摸不定之感，让人们患得患失，或带来苦闷，或带来喜悦。把“梦”这一始源域映射到“爱情”上，很好地将爱情概念化了。中德诗歌中就有“love is dream”,即“爱情是梦”的概念隐喻。例如：
（26）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27）醉起微阳若初曙，映帘梦断闻残语。
（28）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29）Trumend, wie im halben Schlummer, wandleich bei Tag.
（30）Verblichen und verweht sind lngst dieTrume, Verweht ist gar mein liebstes Traumgebild'.
四、中德诗歌中爱情隐喻的不同
在中国，人们的文化传统长期以来都受着儒、道两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是关于处世的哲学，重于今生该如何度过，并没有来世之说。道家则以“道、无、自然、天性”为核心理念，虽探求世界本原，但同样没有创立另一个世界的存在。总的来说，爱情和生命一样具有现世终结性，死亡终结了爱情，爱情也无法在死后得以延续。陆游的《沈园二首（其二）》有“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诗作于其妻唐氏溘然长逝四十余年后，诗人并不认为有一个死后的世界，所以诗人与妻子是永远都无法得见的，连梦里也是见不到的。潘岳在悼亡妻子杨氏的《悼亡诗三首》中写到“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层层土壤将他和妻子永隔。同样可以看出，诗人认为妻子已入土为安，并没有另一个世界的存在。苏轼在《江城子》中也只能在“明月夜”,于“短松冈”（即亡妻坟前）回忆在世时两人日常生活之景，而“年年肠断”.
在德国，人们受宗教传统的影响，认为存在着“天国”,即便死去，也能在天国里和爱人再续前缘。浪漫派诗人诺瓦利斯为了悼念死去的未婚妻写下Das Lied derToten,诗中写到：Klagen sind nicht mehr zu Hren,keine Wunden mehr zu sehen, keine Trne abzuwischen;Ewig luft das Stundenglas.诗里所描绘的亡人世界是一个童话般的乐园，没有人诉苦，没有人想离开，没有伤痛，没有眼泪.在亡人世界里，诗人更与未婚妻性结合。诗人表达了在人们死亡之后，仍有另一个世界的存在，在那里，人们继续前缘，爱情穿越生死的界限。
由此看来，两国诗人受其传统文化或宗教信仰的影响，汉语中蕴含着“现世论”,而德语则是“来世论”,这体现了他们的认知差异。
五、结语
自莱考夫和约翰逊发表着作，提出“CMT”以来，“CMT”一直颇受争议，有肯定，也有批判质疑。从这里就应看到，没有哪种理论是完美无瑕的，“CMT”自身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学者对其提出批判质疑的同时，也推动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比如：在看待文化共性与差异的关系上，Kvecses认为在自然场景中，隐喻概念的形成受到两方面的影响：来自“体验”（embodiment）的压力和来自“情境”（context）的压力。
在以上语料的分析研究中，不难发现具有相同特征的爱情隐喻。中德诗人在表达时也有不同之处--同一隐喻概念下，喻体存有差异。例如：中国诗人多用“杨柳、红豆”表达爱情中的不舍、思念，而德国诗人则是“椴树、玫瑰、紫罗兰”;中国诗歌里多用“龙凤、鸳鸯”等双栖偶居的动物来表达爱情中的成双成对，而德国诗歌则是“夜莺、云雀”.这是由于两国诗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不同，导致中德诗人选择了不同的喻体，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用Kvecses的观点来阐释就是，隐喻概念在形成过程中受到来自情境的压力影响。
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中德诗人对爱情的认知共性。我们发现在“爱情是星体”“爱情是旅程”这两个隐喻上，两国诗人描绘爱情时具有相似性。这是由于诗人们所看到的星体是相同的，对于旅程的体验感受也颇为一致。在两地的植物、动物种类本来就不相同的情况下，诗人们也自然受生活环境的限制，处于一种“就近”认知的状态。由于人类的认知活动根植于日常的身体及物质经验，而不同民族的人体及物质经验却是相同的，因此存在着人类共同的普遍性的隐喻概念。概括来说，中德两国诗人对爱情隐喻认知的相同之处是以人类的物质体验为基础的，也就是受到了来自体验的压力影响。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德诗歌爱情隐喻的异同分析，汉德两种语言在构建爱情隐喻时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各自特色。对于德语学习者来说，如果能在学习时了解相关的德国文化背景，将十分有助于对德语的理解。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宁波大学外语学院蔡玳燕老师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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