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两个醉酒人士在深夜骂骂咧咧地撞入德国东部某郊区的移动公寓楼，在那里，将原本希望能在德国寻求庇护的加纳难民塞缪尔·奥塞吓得失了魂。
奥塞试图通过语言对醉酒者进行安慰，但对方却变得更为肆无忌惮，开始大喊大叫。其中一名喝得高了，砸起了奥塞所住公寓的大门，并窜到地下室切断了电路。而那时，奥塞则毫无他法地蜷缩在黑至冰凉的房间里，打电话给朋友求助，并报了警。这样的事在德国并不罕见，对于遭遇那些司空见惯的“排外袭击”的难民来说，这些已经再平常不过。今年前六个月，德国内政部总共登记了173起针对难民的右翼形式犯罪，这个数字，相当于去年同期的近三倍。
德国人的排外情绪
据国外媒体报道，针对移民的暴力事件，主要集中在德国的东部联邦州，有数据指出，基本每两起种族主义暴力事件，其中一起就可能发生在上述区域中。德国之声电台网站便于8月25日做了清算，去年发生在德国的排外暴力事件约130起，其中61起在柏林以及原东德地区的五个联邦州。而尽管上述地区居民占德国总人口数不足17%,却意外地在2014年覆盖了全德排外事件总数的47%,这一数据也夹杂着一部分政治因素，它的来源便是德国内政部日前对绿党提出的一项议会质询的回应。
对此，阿马迪乌·安东尼奥基金会发言人吕德克表明，是时候该引起应有的警惕了，尽管如今的情形也是意料之中。阿马迪乌·安东尼奥基金会位于德国柏林，是作为“公民社会与民主文化的倡导者”而成立的。
吕德克表示，在过去两年里，针对外国人发起的攻击事件确实在增加，“排外主义高涨的地方，种族主义暴力行为也就相应发生。”
“PEGIDA”（翻译成中文即“爱国的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游行运动曾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在去年10月，德国慕尼黑、伯恩、卡塞尔等城市每周一都会有名为“PEGIDA”的反移民、“反西方伊斯兰化”的排外游行。据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警方统计，该市共有1.75万人参加当时的“PEGIDA”游行。此事当然把德国政客从安稳的座椅上拎了起来，多名德国高级官员表示谴责，联邦政府发言人赛博特当时便公开表示：“德国不提供煽动针对任何宗教及其信徒的场所，右翼极端主义和排外势力不要企图有任何作为。”他补充：“参加'PEGIDA‘集会的人应该好好反思，你所参与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活动，是否在不知不觉中，自己被别人拿去当了枪使？”
包括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内的多位社会名流也出面对“PEGIDA”的示威者表示公开谴责，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德国各个伊斯兰组织以及德国基督教总会，都表示了对“PEGIDA”运动的担忧。
“PEGIDA”只是一个导火索，其背后藏着更深的愤怒。这里面，寄托着德国一些人对统一后德国状况的种种不满。虽说政府已经明确了和“PEGIDA”抗议者水火不容的态度，但还有部分知名人士认为，政府应该试图和抗议者进行对话。德国联邦环境部部长穆勒便提醒：“一味地排斥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侧面协助该运动。”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团长蒂勒曼则提出了更具理性的观点：参与“PEGIDA”的示威者或许只是对大环境保留着负面情绪，也并非宗教异端分子。这与德国各大民调机构摆出的数据不谋而合--超出1/3的德国人表示，德国移民和难民的不断增长已经严重影响到本国国民的生活质量。
即便如此，德国对于外来种族的疏冷态度和极端差别化的待遇却是难以争辩的事实；而且，德国的种族排斥，也有其历史根源。
根深蒂固的血统优越感
种族主义在德国人的意识内，处在一个很难动摇的位置，早在纳粹上台前，希特勒和纳粹党便大肆宣传种族主义思想。而希特勒执政后，纳粹所倡导的种族主义很快便落实到行动上，打着“科学，合法”的旗号，握着政权的鞭子，将那些极端的暴力政治，全部赶进了民众圈子里。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欧洲思想意识形态的混乱和窘迫期，理性主义、民主主义、人权主义被各种思潮侵蚀，而种族主义便是其中之一。现代种族主义与古老的阶级分化相比，拥有更多的“理论”支撑，它超出了“异教”的范畴，变身为世俗化的产物。
19世纪后半期，种族主义开始蚕食整个德国社会的思潮；同时把这一思潮实打实地凝固到现实，并不断量化的，便是以最恶毒的形式进行的反犹太人行动。
作为种族主义的牺牲品和黑历史的主角，犹太人一直经受着待遇上的落差和形象上的损毁。早在1881年，一份有225万人签名的“反犹太人请愿书”便明目张胆地呈交给当时的首相俾斯麦，要求禁止犹太人移民，拒绝犹太人从事教育和担任高级职务。曾经的外交部部长瓦尔特·拉特瑙，作为一名被德国社会同化的犹太人，还自信地给出过这样的观点：“犹太人正成为德国人民身上的外国微生物。”
血统优越感和借此而生的残暴，似乎在当时德国社会种族主义的思潮涌动下融合得很好，思想在那个高能灼热的时代，一点点被融化，黏合在一起，最终都被倒进了同一个思想模具里。借着达尔文《物种起源》内“适者生存”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纳粹衍生出“种族的选择与淘汰”的口号，当年希特勒以及其他纳粹分子发表的一系列讲演中便指出，异族（特别是犹太人）的影响使德国“文化和道德沦丧”,国家正受到“种族混杂”、高于平均出生率的“劣等”种族的威胁。
除了迫使犹太人绝育执行的种族清零手段，与其他暴政一样，种族歧视最后都被塞进了法律的皮囊里。纳粹上台后，迅速通过立法来保证其种族主义政策的不可撼动性，将法律拗成其暴怒和疯狂的发泄口。法官们对纳粹的街头暴行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整个德国社会在当时也悄悄闭上了公正的双眼。日后成为“重建第三帝国”设计师的法理学家赫尔姆特·尼古拉在其着作中便放言：法律政策的首要任务即是“与种族羞辱作斗争”,因为“法律源于其管辖人的种族灵魂”.
针对犹太人，当时的纳粹当局颁布了大量法律和难以计数的相关条令。其中比较着名的，是在1935年9月15日，纳粹党代表大会在纽伦堡一致批准的《纽伦堡法》，这其中还包括《德意志帝国国旗法》《德意志帝国公民法》和《日耳曼种族及荣誉保护法》。其中《德意志帝国公民法》明确规定，只有具有日耳曼血统或者属于日耳曼血统的人，才能被算入帝国公民，而犹太人则无奈被剥夺了公民权。
与法律的“联姻”,使纳粹变得更加肆无忌惮，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制造了历史上着名的“水晶之夜”事件，握着法律和民愤的利刃，纳粹毫无意外地将其刺入了犹太人的血肉。这一彻头彻尾的屠杀行为，最终导致91名犹太人殒命，也由此成为了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组织性“猎杀”的开端。
历史的记忆比起人们遗忘的速度要来得长远许多，那些暴力、歧视和疯狂，最后还是烙在了历史的脑海里，疏散到了下一代人身上，血统论的双手还是时不时遮住那些排外者的眼睛，只留下一张咆哮躁怒的口，而这样的血统论在意识形态里已经有了新的角色，即所谓民族优越感。也许，历史并非是一直前进的，在那些恶行过后，它自然而然会拖下一条长长的灰色线索，借着无知的力量，拽着人们去重演某些熟悉的过程。在人们急不可耐地去修复历史的错误时，其背后滚动着的循环，则显得更为讽刺又引人深思。
集体的沉默压制个体
英国《卫报》报道，24岁的印古什共和国避难市民玛蒂娜，在半夜被烟雾的味道刺醒，当时在她身边的是两个年幼的孩子。接到妻子的电话后，27岁的伊布雷恩赶回家，在眼前的是一大堆烧起的报纸。
曾被一群年轻人在火车站拳脚相向的马里移民玛拉·法迪加，有一套在德国东部城市哈雷生活的“自保规则”:要一直保持警惕，而同时，不要被别人窥见自己的恐惧。
今年7月上旬，萨克森州麦森一座难民居住的三层小楼遭纵火犯攻击，整栋楼淹入火海，造成超过20万欧元的损失。而早在难民入住于此的三个星期前，门口便出现用德语和英语涂上的匿名留言，要求他们“滚出德国”.这些仅仅是一小部分的故事。一幕幕类似场景的切换以及凌弱的行为惯性，历史的故态复萌让局外者只有默默摇头。当年的“水晶之夜”并非在地下发生，而是暴徒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作为；正如此次的排外事件一样，人们最常见的反应还是沉默--那些对难民的袭击数据就是最好的证明。
集体的疯狂是可怕的，相比之下，集体的沉默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罩着恶行，淹没个体的声音。讽刺的是，一些荒诞在历史的沉淀过程中，却能生长出它的合理性，轻而易举地抽掉了最基本的是非观，想必最终还是沉默在滋养着它们。
也许，历史和现在本身就存在一个维度，它让我们在不停回顾过往，剖析问题的同时，反过来看到的都是我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