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被害人与公检法机关关系上的变化
近年来，人民群众对“告状无门”的问题反映强烈。有些刑事案件被害人受害后，投诉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不上案，甚至不被受理；有的立案了，对被告人却该逮捕的不逮捕，该起诉的不起诉；法院判案，也存在着重罪轻判，该判不判等问题。究其原因，不可否认这背后常有“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和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祟；但也不能忽视公检法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行为缺少外部力量的有效制约，尤其是缺乏被害人一方的制约。
被害人诉讼地位的提高和权利的扩展必然对公检法行使职权产生制约，从而使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与公检法机关的关系发生“质”的变化。79年刑诉法实施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诉讼行为在不同诉讼阶段分别受到三机关不同程度的制约。其诉讼行为以三机关的主诉讼行为为前提而存在，属于辅助性、附属性或补充性的行为。纵观我国以往公诉案件追诉活动的全过程，不难看出，我国一贯的刑事追诉形式是国家追诉。公检法机关在国家追诉活动中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被害人成为附属。诉讼中的公检法与被害人存在着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被害人无法约束影响公检法的诉讼行为，其投诉难、告状难的问题在所难免。造成此问题的症结是79年刑诉法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规定明显匮乏，关于被害人对公检法机关诉讼行为的反制约缺少规范。立法界修改刑诉法时可能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在新刑诉法里建立了一套新制度，增补了三项重要规定：第一项是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第二项是被害人对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检察机关不立案、不追究的，有权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第三项是被害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有权向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其中对不立案提出异议权、申请提出抗诉权的规定是被害人通过合法手段间接制约、监督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诉讼行为的立法规范。直接起诉权是三项规定中反制约特色最突出的一项，这一规定表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若不服或不满公安、检察机关阶段性的追诉结果（结论），可以直接起诉（自诉）。直接起诉权的行使，可以使公诉案件转化为自诉案件，使国家追诉转化为个人追诉（自诉）。这实际上扩大了自诉的范围，有利于解决“告状难”的问题，使被害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积极性提高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被害人对公安、检察机关的制约和监督，保障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新刑诉法实施后，公诉案件的刑事追诉构成了以国家追诉为主要形式，个人追诉为补充形式的双轨追诉机制。为依法惩治犯罪，行使国家追诉权的公检法机关与拥有自诉权的被害人双方在诉讼中将形成相对独立、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新型关系。
二、关于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在法律规定上存在的不足之处及其变化趋势
（一）新刑诉法中关于被害人的权利规定存在的缺陷
被告人与被害人，本是犯罪行为中相对的双方，作为刑事诉讼主体，被害人应享有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同或相对的权利，然而，新刑诉法中双方的某些诉讼权利既不相同，也不对等，被害人的权利规定明显存在两点缺陷：其一，新刑诉法缺乏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权限方面的规定。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之一，其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应有同等的诉讼地位和对等的诉讼权利，推而及至，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也应与辩护人享有对等的诉讼权利，具有同等的诉讼地位。新刑诉法关于辩护人的权利规定得系统、完善、具体且贯穿于不同诉讼阶段，便于操作。相比而言，关于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规定仅见于新刑诉法第四十一条，此条规定也仅仅是列举了诉讼代理人的范围，没有述及诉讼代理人的权限。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与辩护人在权限规范上的不对等、不均衡，无疑是新刑诉法的疏漏之处。其二，新刑诉法缺少被害人上诉权的规定。对于应不应该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是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争议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对此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如果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势必产生两大弊端，一是导致上诉案件数量大大增加，不利于二审法院开庭审理案件；二是将使上诉不加刑原则名存实亡，形同虚设。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能够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另外，在被害人上诉的案件中，上诉的被害人与人民检察院的关系也难于处理。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弊大于利。另一种意见认为，注重保护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当代刑事诉讼发展的潮流和趋势。79年刑诉法在保障被害人诉讼权利方面规定得很不够。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依法行使检察权，不是被害人的代表，对于被害人请求抗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并不一定会提出抗诉，因此应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以上诉权。上述两种意见都有其道理，但第二种意见更具说服力一些。尽管上诉权的适用中可能会出现诸多棘手的问题，但上诉权是被害人的一项固有必要的诉讼权利，不可取消或剥夺。取消上诉权，就会破坏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完整性，这与人权保障的全面性要求不相适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还可减少刑事终审裁判后的申诉现象。权衡利弊，为了既避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可能产生的弊端，又能加强对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对被害人上诉权的适用可以有条件的加以限制。即，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尚未生效的一审判决、裁定不服，可以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不符合抗诉条件的，决定不抗诉的，被害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二）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范围的重新界定势在必行
关于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范围，在79年刑诉法中是指正当权利或合法利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适用对象包括自然人和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组织。对这一解释，《刑诉法》修正案既未修改补充，又未出台新规定，致使被害人的适用对象依旧狭窄，不能适应当前刑事犯罪斗争形势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前法人犯罪和其他新型犯罪日趋增多，犯罪中经济损失或合法利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受害方往往是法人和国家。法人、国家能否成为被害人？若将法人、国家界定为被害人，其诉讼权利由谁行使？因此，适当扩大被害人的适用范围已势在必行。建议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细则》中有必要重新界定被害人的内涵，划定被害人的范围，将被害人的适用对象扩及到法人和国家，适应当前惩治各类犯罪的需要。同时还应明确规定：若被害人是法人的，其法定代表人可依法行使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若被害人是国家的，在国家利益遭受犯罪行为不法侵害，受到一定程度损失的情况下，从立法上应根据具体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犯罪客体来具体确定被害人。即确定有职责代表国家保护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的社会关系，依法有义务维护国家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利益不受侵害的国家职能机关或主管机关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由其具体承担国家作为被害人的权利和义务。诉讼中在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情况下，若其不服人民检察院不起诉的决定，只要其有证据证明其所维护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国家利益遭受了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的不法侵害，可代表国家作为被害人行使自诉权，以维护国家的合法权益，挽回国家的经济损失。
（三）促进诉讼制度民主化，突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立法保护
为顺应世界潮流和刑事诉讼发展的客观规律，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在促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方面突出被害人的立法保护，我国全国人大应制定专门的法律，采取下列措施对被害人的权益予以切实保障。首先，扩大被害人适用对象的范围；其次，为被害人实现其诉讼权利提供物质保障。例如：被害人因经济困难无力参加诉讼应如何救济、被害人缺乏起码的诉讼常识应如何提供帮助等等；第三，加强对被害人的整体保护，防止被害人再度被害。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有的被害人因人身受到威胁而不敢参加诉讼，有的隐私案件的被害人在诉讼中因人格、名誉受到毁坏而苦不堪言。因此，国家立法应在整个法律过程中加强对被害人的整体保护，必要时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防止对被害人的威胁和报复行为；第四，扩大对被害人法定赔偿损失的范围，将精神损害列入法定赔偿的范围。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7条和刑法第36条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赔偿范围仅限于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对于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损失，被害人不得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我国《民法通则》中已将民事损害赔偿的范围扩大到精神损害赔偿，这就在我国立法上形成了一个极不协调的状况。因此，刑诉法的规定应尽快与《民法通则》的规定相协调，将精神损害赔偿合法化，消除就同一问题两部法律的规定相冲突的现象及由此导致的弊端；第五，建立国家对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在实践中，由犯罪导致的被害人死亡、伤残以及惨重的经济损失，往往会因犯罪人无力赔偿致使被害人承受无限期的被害延续。为了避免被害人痛苦的无限延续，应由国家对不能从加害人那里得到赔偿的被害人的损失进行赔偿。这样，可以使被害人的心理得到平衡，提高被害人及其他公民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犯罪人的负罪感，唤起其良知从而有利于矫正犯罪。
总之，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地位的变化及其权利的赋予，表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在加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使其拥有完整的诉讼权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有利于刑事被害人充分行使法律赋予其的各项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合法权益进行依法保护的最突出表现。这些变化对于消除司法不公，加强司法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惩罚犯罪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制建设的加强，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将会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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