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962 年的经典论文《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中，亨利·雷马克说的一段话被视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滥觞: “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 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 、哲学、历史、社会科学( 如政治、经济、社会学) 、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1］随着该文的中译首发于《国外文学》1981 年第 4 期( 张隆溪译)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也正式开启了它的中国之旅。在此后 30 年中，不少学者围绕着它各抒己见，却又很难达成共识。所以说，“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理论建构的30 年，也是纷纷扰扰、“剪不断、理还乱”的 30 年。概而言之，学术界的争议主要集中在 3 个方面。
一、“跨文化”是必须的吗?
亨利·雷马克在描述“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时，并没有指明它是否还要“跨文化”，因此，在较长时间里，中国学者也没有认真思考过“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之间的区别，以至于有意无意地将两者等同起来。比如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就声明: “在一个民族范围内，没有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比较研究也属于比较文学。”［2］136直到王向远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我们才意识到比较文学界一直引以为豪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原来只是一般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而非真的“比较文学跨学科 研 究”。对 此，王 向 远 着 重 从 两 个 角 度 加 以 了辨析［3］102 －104:
第一，“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并不是文学研究的专属方法。自然科学中的数、理、化、生物、医学等学科的研究，往往必须“跨学科”，以至产生了“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新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中，也有“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这样的跨学科的交叉学科。
第二，“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普遍方法，并不是比较文学研究才使用的方法。“文学是人学”，一切由人所创造的学问，都与文学有密切的关联，而研究文学势必要“跨进”这些学科，比如，一部《红楼梦》，王国维的研究角度是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俞平伯等“索隐派”用的是历史考据学，毛泽东等人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还有宗教学的角度、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等等，这些研究成果绝大部分都是“跨学科”的，然而，都可以划入比较文学学科中来吗? 当然不能!在陈述了上述两个理由后，王向远提出一个关键性疑问: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呢?
他给出的答案是: 同时也“跨文化”的跨学科研究。例如，在宗教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中，研究印度佛教与中国文学、基督教与中国文学、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而研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只能属于“跨学科研究”而非“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
显然，王向远提高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入门标准，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作了明确的区分，突出了跨学科研究的“比较文学”特性。传统的观点认为，一切与文学有关的跨学科研究都可以纳入比较文学的范围; 按照王向远的标准，一切与文学有关的跨学科研究还必须是“跨文化”的，才算是比较文学研究。10 年之后( 2012 年) ，何云波表达了与王向远不一样的看法。作为“泛比较文学”的支持者，何云波提倡不要为比较文学设置过多的条条框框［4］，因此，他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研究范围的界定要“宽松”得多。在他看来，“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可以跨文化，也可以不跨文化，有些时候，最好还是不要跨文化，比如说中国诗与西洋画，两者属于两个无法通约的知识系统，比较出来的也许具有跨文化的意义，但与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并不相干。再如基督教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在王向远的理解中倒是典型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但何云波却担心，这种研究很容易做成异域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而这属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而非“跨学科研究”。
何云波没有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作“跨文化”的硬性规定，不等于要回到传统的老路上去。他发现，传统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有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无视各种学科的“历史性”，比如忽略了过去的“诗”与现在的“诗”、过去的“画”与现在的“画”、过去的“文学”与现在的“文学”等等之间的差异; 二是无视各种学科的“民族性”，比如忽略了中国的“诗”与西方的“诗”、中国的“画”与西方的“画”、中国的“文学”与西方的“文学”之间的差异。以至于大量的研究只注重静态、抽象层面的“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最后获得了一些并不可靠的发现。
为了避免这样的尴尬，何云波提倡，尽管“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不一定要“跨文化”，但最好引入“跨文化”的思维和视野: “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倒不是一定要拿中国诗与西方画，中国文学与西方哲学等来进行比较研究，而是在进行跨学科研究时，引入跨文化的视野。不同学科，在人类文化的知识架构中拥有各自的领域，有着自己的一套概念范畴、话语规则，但同时相互间又有相通之处，如何在对各自‘话语’、‘知识体系’的清理中，实现跨文明、跨学科的对话，便成为我们深化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步骤。”
二、“以文学为中心”是必须的吗?
1989 年，在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撰写的“导论”中，王宁力图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国化为“超学科研究”:“所谓超学科比较研究除了运用比较这一基本的方法外，它还必须具有一个相辅相成的两极效应。一极是‘以文学为中心’( 韦勒克语) ，立足于文学这个‘本’，渗透到各个层次去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关系，然后再从各个层次回归到‘本体’，求得外延的本体……”［6］2 －3简言之，“从文学出发”，再“回到文学”，是王宁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所预设的一大标志。
像王宁一样坚持“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的学者还有不少，甚至说占了大多数。比如蒋述卓强调: “进行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必须是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要突出文学的审美批评与分析。”［7］刘象愚写到: “比较文学的研究，无论跨越了什么样的界限，总须把文学性也就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些基本性质置于自己的核心。”遗憾的是，面对该如何“以文学为中心”的疑问时，这些学者要么语焉不详，要么王顾左右而言他。其实，并不是他们不想说得清楚，而是“以文学为中心”本身就“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是因为人以及由人构成的社会是一切系统中最复杂的结构，“是根本不可能用哪一门学科的‘内在逻辑’独自就能解释清楚的”［9］。因此，文学固然号称是人学，但它自身并不足以揭示所有人的问题，文学研究当然也不可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既然已经跨学科了，就必然要牵涉人类创造的各种知识体系，比如最常见的“哲学”和“历史”。古人感叹“文史哲不分家”，表明哲学也是人学，历史也是人学，单单从“人学”的角度看，谁又能将“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截然分开? 既然分不开，坚持“以文学为中心”又何其艰难?
正因为看到了“文学性”的虚妄性，青年学者赵义华才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必须“以文学为中心”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什么是“文学研究”，什么是“非文学研究”，本身就没有一个永恒的划分标准，比较文学界流行的“文学本位论”与其说来自严密的学理论证，不如说来自长期的学科分化所造成的学科身份思维。近代以来的学者们基本都是大学中某个学科领域从事专门性研究的教育者和研究者，这种教学和研究的专门性强化了他们的学科身份思维，“以至于当他们面对一个新的方法时，总是无法摆脱自己的学科中心，任何思考都呈现一种学科向心性，从而影响和限制了学科对话和学科开放，走向固步自封。”［10］赵义华提醒我们，现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证明，跨学科互动是学术科研创新的必然途径，打破学科壁垒，走向学科综合越来越成为一种时尚并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因此，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不但不应坚持“文学本位”( 事实上也无从坚持) ，相反，还应当积极打破‘文学本位’这种学术潜意识的思维壁垒，倡导一种开放的研究心态和研究视野，开展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多途径互动和对话，以促进学术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赵义华的观点还可以进一步商榷，但无疑说得坦诚和务实。如果说，一般的文学研究“以文学为中心”虽然艰难，却还有可能，那么，比较文学研究“以文学为中心”则有些虚无缥缈，原因很简单: 尽管比较文学界一再声称“以文学为本”，但还是无法阻挡“比较文学”在事实上变成了“比较文化”。
作为“比较文化”内在组成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又该如何“以文学为中心”呢? 或许，“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有别于“跨学科研究”的文学性或许只在于它“从文学出发”———一方面，它的研究主体通常是文学研究者，另一方面，它的研究对象通常是文学( 包括作家和作品) ，至于它是否必须要“回到文学”，则不宜作过多的约束和强制。
三、到底如何“跨学科”?
如果说要不要“跨文化”争议的实质是“什么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要不要“以文学为中心”争议的实质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目标是什么”，那么，“到底如何跨学科”争议的实质则是“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该如何操作”。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该如何操作呢? 王宁说了一段比较模糊的话: “通过多方面的比较，立足于文学本身的角度，去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 同时，也通过对各门艺术的鉴赏和比较，发现文学与其他各门艺术在审美形态、审美特征、审美效果以及表现媒介方面的共同点和相异之处，揭示文学与这些艺术门类的内在联系，最终站在总体文学的高度，总结出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特规律，进而丰富和完善文学本身的学科理论建设。”［6］3这一界定基本上是对西方“跨学科研究”的继承和复述，所遵循的思路不外乎是两种: 一种是借用影响研究的“影响”，探寻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影响; 另一种是借用平行研究的“平行”，探寻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通或差异。在我们的视野中，国内大部分学者的看法与此大同小异。
让人耳目一新的是王向远构想的“超文学研究”: “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的研究，是将某些国际性、世界性的社会事件、历史现象、文化思潮，如政治、经济、军事( 战争) 、宗教哲学思想等，作为研究文学的角度、切入点或参照系，来研究某一民族、某一国家的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这里应该特别强调是与文学相关的有关社会文化现象的‘国际性’。”［3］105在这个界定中，与“文学”这一极相对的不再是“其他学科”，而是其他学科中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
在王向远看来，“学科”本身是抽象的、人为划分的东西，是科学研究的范围与对象的圈定，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本身。而“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可以被划入到某一学科内，但它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中，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东西，例如对文学影响甚大的弗洛伊德主义，可以被划入“心理学”或“哲学”学科，但作为“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又不等于“心理学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与文学关系密切的“国际性事件”，可以划入“军事”学科，但显然不等于“军事”学科。“超文学研究”所涉及到的正是这种可以划入抽象的学科但本身又是具体的“国际性的社会文化思潮”或“国际性的事件”。由此，文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不再受“超文学研究”关注，而与自然科学有关的国际性思潮“唯科学主义”与文学的关系，则属于“超文学研究”的范围。还有，“超文学研究”也不再关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但对“红色 30 年代”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对欧美文学、亚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影响则非常感兴趣。
王向远的新论的确很新，但在何云波那里，则又成了“旧论”。在何云波看来，“超文学研究”的“跨学科”不能算跨“学科”，只能算跨“学科的某些因素”。他进一步认为，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与“文学”相对的必须是各自独立的、自足的“学科”，而不仅仅是“学科”中的某些因素。像文学中的思想、心理、道德、历史等内涵的发掘，诸如某某作品的宗教意识、历史意识、哲学思想、道德感、战争观等等，可以算文学的文化研究，而不能算跨学科研究; 从中外文化比较的角度分析中外文学的人生观、宗教观、战争观、爱情观、道德意识等等，是跨文化的文学研究，但并非跨学科的文学研究。
只有探讨文学中的道德意识与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的同与异，文学中的思想与哲学中的思想表达的各自特点，文学中的法律与法学视野中的法律的融合与冲突; 文学中的历史与历史书中的历史的相通或分歧……才具有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意义。
四、从“学科立场”走向“问题立场”
毋庸讳言，比较文学复兴 30 年来，我们在理论建构领域几乎是“失语”的，因此，步入中国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一开始就打上美国学派的烙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向远、何云波等学者开始发出自己强有力的声音，让它的中国特色越来越明显。这大概要归功于三个原因: 一是“跨学科研究”本身的相对复杂性和模糊性; 二是西方学者对“跨学科研究”说得不多，留下了诸多发挥的空间; 三是部分中国学者具有原创的意识和能力。
时至今日，“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定义、目标和操作方式等关键性问题，学界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让我们陷入无从选择的尴尬———究竟以谁的说法为标准? 不过，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众说纷纭”代表着百家争鸣; “无从选择”意味着有更多选择，因为各家各派并非“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关系，也不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简单更替，而是凭借各自的合理性，在比较文学史上构成多元互补的状态。
即是说，“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国化过程中的纷纷扰扰，其实是比较文学及其研究者的幸运，因为不同的观点提供了不同的方法、视角乃至思维，让学界大开眼界。如果非要对这些争议作一个总结的话，我们希望这个总结是开放式的: 建议有能力和有魄力的研究者从“学科立场”走向“问题立场”后，然后再来审视这些争议。
我们知道，在一个知识分工越来越精细，学科壁垒越来越牢固的时代，研究者“很容易以自己所在的单学科的研究为起点，完全忽略单一学科之外问题的研究，更缺乏以问题为起点的研究”。［11］这种研究即“学科立场”的研究，其优点在于可以将学科不断深化、细化和系统化，其局限在于让研究对象越来越局部化。由于社会生活不可能像对应于它的社会科学那样被分解成相应的专业学科，“因此处于分解状态下的社会科学各学科实际上并不可能对整体性的社会生活具有哪怕一丁点的把握。”［9］也就是说，“学科立场”的研究很可能让研究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窥破问题的本原。为了反拨学科分割的历史错误，人们才倡导超越“学科立场”，以“问题立场”来做研究，当人们从“问题立场”出发，就会以解决问题的实际需要来发掘和组织不同学科的知识。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同样存在着“学科立场”和“问题立场”。持“学科立场”者，会为比较文学的无所不包焦灼和不安，为比较文学越来越不像比较文学痛心和疾首; 持“问题立场”者则乐观地认为，如果比较文学真能无所不包，真的越来越像比较文化，乃至变成了比较文化，那恰恰体现了它的价值和目标。
如果以“学科立场”来审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自然会纠结于它需不需要跨文化? 究竟是为了文学还是为了非文学? 要跨的到底是学科还是学科中的某些因素? 如果以“问题立场”来审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这些纠结就会烟消云散。文学研究也好，非文学研究也好，都是人为了解决各种问题而创造出来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它虽然依托于“文学研究”，但最终目标并不是解决文学的问题，而是解决人的问题。为了解决人的问题，如果它需要跨文化，那就跨文化，如果它不需要跨文化，那就不跨文化; 如果它需要回到文学，那就回到文学，如果它需要走向文化，那就走向文化; 如果它需要跨学科，那就跨学科，如果它需要跨学科中的某些因素，那就跨学科中的某些因素。一言以蔽之，只要研究者真的具备跨学科的意识，尤其是具备跨学科的能力，那么，无论怎样跨其实都可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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