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几乎所有的比较文学理论教材在讲到学科发展史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件对本学科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教堂山会议”。1958年 9 月在美国北卡大学教堂山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著名学者韦勒克发表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论文，这成为了美国学派崛起的重要标志，但同时也催生出了“无边的比较文学”。
19 世纪 20 年代，一代文豪司汤达借用拉辛与莎士比亚的比较，大力推崇浪漫主义的文学，并且引证许多文学史上的伟大人物创作上的优点，宣称“一切伟大作家都是他们时代的浪漫主义者。
在他们死后一个世纪，不去睁开眼睛看，不去模仿自然，而只知抄袭他们的人，就是古典主义者”，这或可称之为“无边的浪漫主义”。20 世纪后期，依然是在法国，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加洛蒂提出了饱受争议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新文学尺度。同样，美国学派也并非只图夺一时之眼目而妄造新词，而是具有相当的针对性。
一、缘由
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由来已久。20、21 世纪之交，克罗齐提出，如果认定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那就不能是民俗学、神话学之类的东西。但事实上，比较文学根本不关注文学本身，而是专注于一些文学之外的材料，所以比较文学只是一种态度、一种方法、一个着眼点，而不是一个领域。
而在德国，“尤其是狄尔泰的美学和诗学思想对实证主义精神的叛离，也带来了德国学者对比较文学的性质、方法乃至对象和范围的质疑”。面对当时学界泰斗的讨伐，法国学派提出了自己的应对策略，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一书中对比较文学重新定义，旨在给予比较文学一个科学化的学科定位。但随之产生的问题却是: “法国学派在限制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时，一方面将比较文学局限于两个文学范围内，一方面又将其关系的性质限制为事实性的、实存的关系”，使得比较文学远离文学本身，还有其中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更是不利于学科发展。
针对这些弊端，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和实质》一文中提出了“平行研究”理论———比较文学的定义最好是根据它的角度和精神，而不是根据文学中任何被分割开的部分做出。
比较文学将从一种国际的角度研究所有的文学，在研究中有意识地把一切文学创作与经验作为一个整体。……比较文学就与语言学、人种学和政治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成了一个概念。它的方法也不仅是一种，除了比较之外，还可以有描写、重点陈述、转述、叙述、解释、评价等。比较也不能仅仅局限在历史上的事实联系中……比较的价值既存在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中，也存在于毫无历史关系的语言现象或类型的平行对比中。
之后，韦勒克又在其他一些文章和论著中展开论述了“平行研究”的方法，强调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美学成分和“文学性”概念，还打破了法国学派实证研究划定产生出的“欧洲中心论”。美国学派并未就此打住，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一文中，又给比较文学下了这样的定义———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 、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 、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这就是著名的“跨学科研究”。雷马克将此视作“‘美国学派’与‘法国学派’之间阵线分明的根本分歧”，在肯定法国学派历史功绩———“由于既把更大范围的文学结合在一起，又谨慎地严格限制在文学的范围之内，方才得以冲破学院式分门别类的死板界限”———的同时，雷马克也认识到，如果“文学研究与批评当中的几乎任何东西只要稍加一点说明，都可以够格成为‘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要是成为一个几乎可以包罗万象的术语，也就等于毫无意义了”。所以，他又对此概念进行了范围限定: “文学和文学以外的一个领域的比较，只有是系统性的时候，只有在把文学以外的领域作为确实独立连贯的学科来加以研究的时候，才能算是‘比较文学’。学术性研究不能仅仅因为讨论了必然反映在全部文学里的人生与艺术某些固有的方面，就划入‘比较文学’的范畴。”
美国学派的工作进行到这一阶段已可谓功勋卓著，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为比较文学学科破除了学科危机，另一方面还同时开拓出新的发展版图。看似前途一片光明，但新的“危机”才刚刚拉开帷幕。美国学派内部出现了分歧，在《比较文学的名称和实质》这篇文章中，韦勒克这样评价雷马克的论述: “不能说轻率，但却更雄心勃勃。……但是雷马克先生却不得不做出某些人为的、站不住脚的区别。”
由是，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题材和方法的人为的划分，关于来源与影响的机械的概念，文化民族主义的促进因素，不管这种民族主义是多么气度宽宏———在我看来，这些似乎就是比较文学历时长久的危机的症状。这三个方面都需要进行彻底的调整。“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的人为界限应当废除。“比较”文学已成为专指超越某一种民族文学界限的文学研究的特定术语。……我个人希望我们能够只简单地说文学研究或文学学术研究。
在批评另外一位坚守学科规范的学者弗里德利希时，韦勒克又提出———在文学研究中并没有所有权，也没有公认的“既得利益”。人人都有权研究任何一个问题，即使这只是一种语言的一部作品，甚至有权研究历史或哲学或别的任何题目。
这样一来，韦勒克将雷马克剪开的一道细缝大大撕开，几乎是想以比较文学来统领一切的文学研究甚至于历史和哲学的研究。本来是属于美国学派方法论特色的因素，突变成了“无边论的比较文学”; 本意是为了拯救一个被他人指责为失范或归于狭隘的学科，却在美国学派学者的阐释之下，将其边界扩大至无边无际。
二、症结
其一，对“内部研究”和“文学性”的过度强调，忽视了文学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等外部因素。
一方面将剖析工具限制为手术刀，另一方面被解剖对象却被近乎无限地扩大化，雷马克虽试图为之划定范围，可惜“系统性”、“确实独立连贯的学科”等概念未能准确定性，在研究实践中更是难以把握。另外，两位理论家的论述中本身还带有另一个矛盾，两人的初衷都是为比较文学学科设立规范，但雷马克将比较文学称为“一个非常必要的辅助学科”，而“不是一个必须不顾一切地建立起自己一套严格规则的独立学科”。韦勒克更是将比较文学放到了“文学研究或文学学术研究”的窘境中。这种内在矛盾将比较文学从民族中心主义的实证研究的窘境中释放出来，却让它陷入了无尽的放逐中，成为文学研究大陆上无家可归的孤儿。乔纳森·卡勒对此质疑道: “假如比较文学囊括了全球性的文化研究，那还需要其他的人文系科干什么?”“这样的比较文学系还能叫做‘比较文学系’吗?”
其次，用比较文学取代一般的文学研究的提法，更是应者寥寥。跨学科研究的失范会淹没本学科的边界，也让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研究受到重创，在很多时候他们无法说明自己的研究实践。
韦恩斯坦就明确对雷马克这种跨学科研究提出反对: “用一个浮士德式的隐喻来说，我以为把研究领域扩展到那么大的程度，无异于耗散掉需要巩固现有领域的力量。因为作为比较学者，我们现有的领域不是不够，而是太大了”; “‘比较文学’这个词组是造成混乱的根源，它是文艺批评术语中存在着种种风险和圈套的例证。这个词组虽然肯定文学被加以比较这一观念，却未指明比较的条件。”
其三，引起最多麻烦的还是“跨学科比较”研究，从中国大陆的学科理论教材而论，这实在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难题。比如新时期国内第一本比较文学教材《比较文学导论》中就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为“非本科范围研究”，并表述为“凡以文学之外的学科来研究文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社会科学、文学与其他艺术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的，都列入这类研究的范围”。但也予以了区别对待，“一是被比较的文学是超越国界的，是不同国家的文学，对此，可把它们分别归入‘平行研究’各类中。另一种是研究并非超越国界的文学，根据比较文学的定义，如果把它们算做比较文学，就失去了这门学科的特殊性”。王向远先生在《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一书中则使用“跨文化”和“超文学研究”两个概念进行了规范。在另一本教材《比较文学》中，定义更加模糊: “‘比较’的真谛，在于跨越和打通既定的界限; 比较文学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跨界限(民族、国家的界限和学科界限) 的文学研究。”
此定义相对美国学派的国界线，只是增加了一条跨民族线。虽然该书也说到美国学派“对于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界定过于宽泛，或者说比较模糊，理论阐发也不够周密，不够完善”，但并未进行相关概念的厘清，更对跨学科研究进行了篇幅达六章的论述，显然撰写者对这种研究方式是赞同的。
究其原因，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文艺理论各大流派百家争鸣、空前繁荣，比较文学也更多地与其他人文学科相结合，“以一种开放姿态广泛关注并吸收当代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最新成果，同时也不排斥文学学科以外的各种有着较大影响的新思潮、新理论甚至新观念和新方法，此外它还积极介入当代文学理论、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等领域的前沿学科的理论争鸣，从而使得比较文学一度成了可包含一切文学研究(除了专注某一国家的作家、作品研究之外) 领域的总称。这样做的一个优点显然在于把比较文学本来固有的领地扩大了，促使了这一学科的长足发展和机械化，而缺点则表现在其大而无当，缺乏某种明显有别于其他学科研究的独特性”。
一方面固然是美国学派理论缺陷导致的新“危机”，另一方面也是国内对西方的盲从，“我们当前最活跃的比较文学家，实际上都是文学理论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西方文学理论的跟随者”。确实，中国的文学研究理论几乎全然采用西方的话语，一旦脱离西方话语体系就会造成我们的“失语症”，其影响已经深入我们理论建构的各层面，并成为中国文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在一个全球化时代的语境下，还要再强分彼此，就恐怕有违比较文学的初衷了。从实际的学科发展来看，自钱钟书先生《管锥编》问世，在无数学人的努力之下，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实在。所以对苏珊 · 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批评性导论》和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宣扬的比较文学死亡说，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都表现出了自觉而强烈的反对。
既然中国学者反对这种“比较文学无边论”，如何划定边界又成了问题。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一般文论、艺术学等的区别又何在呢? 比较文学学科走到了一种泛文化的危险边缘，文学研究开始向文化研究转向，例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设有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 而在某些从属于比较文学学科之下的论文中，一切的文学文本的异同都归于文化的差异，这种研究几乎就泯灭了文本的独立价值，整个文学研究沦为文化的附庸。
跨学科、跨文化算不算? 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算不算? 比较文学跨文化诗学又算不算? 研究全过程的各因素，究竟何处存有比较才能算比较呢? 这些并不是玄谈责难，而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当代国内比较文学的研究实践中，好多的论文论著都自称是比较文学的，但仔细分析这些研究成果，似乎也可以划分到社会学、泛文化研究、艺术学研究甚至于哲学研究领域。“比较文学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成为了一句学界的笑谈，这也让“危机”不断的比较文学处于一个不尴不尬的境地。
三、解决问题的尝试
曹顺庆先生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总结为“涟漪式”的结构，即是说“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不是以新的理论取代先前的理论，而是层叠式、累进式的前进”。正是在这种“涟漪式”的发展结构中，美国学派倡导以文学性为中心的平行研究，但他们并不是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彻底否定，而是扩大其范围，补充其理论缺陷。
同样，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也是在继承和发扬法美两大学派中发展起来的，从前人那里获得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但继承和发扬并不等同于简单的叠加粘贴。法国学派以实证的影响研究为比较文学画出一个小圈子，美国学派加入了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将圈子扩大，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要做的应该是更好地规范并使之继续发展。
无规矩无以成方圆，要为比较文学学科找到边界不妨回到原点去看看。
1． 比较文学的基本精神———世界文学
歌德早在 1827 年 1 月 31 日与艾克曼的一次谈话中就提到了世界文学 (Weltliteratur) 的概念———一国一民的文学而今已没有多少意义，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我们每个人现在就该为加速它的到来贡献力量。但是，我们对外国文学的重视还不应止于某一特定的文学，唯视其为杰出典范。……其他文学都只能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好的东西只要有用，就必须借鉴。
这一经典的论断虽然远在比较文学学科诞生之前，但却对比较文学界有着巨大的影响。1848 年，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从唯物史观入手，对“世界文学”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是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以国际性的胸怀和眼光来研究文学，是一种世界性的研究方法，这才是比较文学的核心原则所在。
“比较文学的学理依据，涉及世界文学意识的现实基础与建构原则。它以世界文学的存在为前提……比较文学的意义，在于提供系统的世界文学意识，推动民族文学的反思借鉴融会贯通，进而促使其在跨民族文学对话与竞争中实现发展，逐步成长为世界文学。”
对“世界文学”概念的承认几乎是历来比较文学界的共识，即便是在概念的具体界定上有所差异，但在比较文学中要贯彻一种世界文学的意识，依然是个完全适用的观念。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文学”的意识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只会显得更加重要。文学消费群体对文学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一定程度上也越来越世界化，民族文学如果不在个性的基础上具备世界文学的素质，也是不可能真正进入世界文学宝库行列的。比较文学研究理应在这方面走在国别国学之前，自觉体现出自身的学科优势，为本国本民族的文学发展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如果在进行一国与另一国文学的比较时缺乏世界文学意识，那就很可能流于为了比较而比较式的比附，所得出来的结论也与国别文学的研究没有太大区别，理论深度方面也必然是不足的。
这显然不是比较文学学科所要追求的那种“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在现阶段并不是一种概念化的方法论或者研究范围(因为一定要囊括世界文学的所有经典进行比较研究，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更多是一种自觉的理论意识，它需要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始终贯彻。因而，那种抛却了世界文学意识的所谓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是为比较文学学科所摈弃的。
从传统来看，中国自古文史哲不分家，当代学术研究也对多科学协同的需要越来越多。到了今日，跨学科似乎已不能成为只属于比较文学一个学科的特征。学科交叉的研究催生出大量的全新学科，它们与之前的两个或多个学科确有一定的承继关系，但又在很大程度上与之前的学科存在着研究目的、对象或方法上的不同，具备自身独立的学科地位和意义。这种例子并不少见，社会心理学、文艺美学等都是因学科交叉而形成的新学科。如果强行把这些或交叉或综合的新学科纳入到比较文学的体系中，那追根溯源而上，比较文学学科自身便也没有了一定要独立的依据。所以在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比较文学更应该谨守自己的学科界限，以文学为核心“利益”。
2． 文学性
将“文学性”概念纳入比较文学是美国学派的创见，它将比较文学研究从实证的文学交流史研究中解脱出来，获得了新生。“真正的文学学术研究关注的不是死板的事实，而是价值和质量。正因为如此，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之间并没有区别可言。即便最简单的文学史问题也需要作出判断。”
“今天的文学研究首先需要认识到明确自己的研究内容和重点的必要性。必须把文学研究区别于常常被人用以代替文学研究的思想史研究，或宗教和政治的概念和情感的研究。”
可以看出，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强调文学性的同时也是反对失却学科规范的研究的。
文学是人类文明发展中产生出的多种文化形态之一，文学研究通常会接触到文化的层面，将大文化的视野运用到比较文学研究中，往往能获得许多有益的结论。但伴随着比较文学发展而出现的泛文化研究，却让比较文学偏离了航道。米勒在《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用》一文中认为: “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 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到专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从读译(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 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 。”
之前提到的卡勒先生也是泛文化研究的反对者，不过他开出的药方是将比较文学退回到文学层面，不涉及文化的因素。事实上这又是不可能的，纯粹的文学“内部研究”早已伴随“新批评”派的没落而终结。
面对这个问题，曹顺庆先生提出了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跨文化”的概念———“这种结合，是以文学研究为根本目的，以文化研究为重要手段，以比较文化来深化比较文学研究。”
显然这种跨文化研究必须是以文学研究为旨归，而且文化研究只是“深化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手段”，研究的目的和结合都应该是以比较文学研究为目的的。而这种结合一方面可以使比较文学研究更加深入、更加深刻，因为文化的探源，可以深化文学的比较，“但这种深化，不是以文化取代文学”。另一方面使得比较文学研究更具世界性的胸怀和眼光，也符合世界文学意识的基础性要求。“跨文化研究使全世界的学者将目光转向了不同文化的比较，更加关注异质文化的撞击、误读，寻求异质文化的交流与并存、理解与汇通。”
这或是一条值得尝试的道路。
3． 跨越性(inter-)
在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史中，这个“跨越”首先提出的界限就在于国家，对比较的跨越度问题，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大致都定义在了“国界线”上。梵·第根称为“不同的语言文字写的”，到了伽列的《〈比较文学〉初版序言》则变成了“跨国度的”，之后的基亚也将跨越范围放在了“国际文学的”。雷马克的跨越范围也是“超出一国(country) 范围之外的”，韦勒克的定义同样也是“国际的(international) ”。
但事实上中国比较文学所要面对的跨越范围还要复杂得多，首先是跨民族的问题，西语的 na-tion 或 country 翻译成中文，始终有所不足，所以还是从实际的情况出发来考量。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果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学进行比较，那只能说是比较文学的一种倒退，是将文学的研究领域从世界文学拉回到了国别文学的圈子。同时，这也是和之前所说的世界文学的意识相背离的。其次是跨语言的提法，毕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乍一看对不同语言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是很有道理的，但落实到具体的情况中则会复杂很多。在中国使用自己语言的少数民族不在少数，拥有民族文学的也不少，但是将这些民族的文学与汉族文学比较，或者它们之间的比较算不算比较文学呢? 只怕少数民族文学的学者会出来说比较文学抢了他们的饭碗。最后是跨文化，文化是个十分宽泛的概念，有大文化，也有按不同观点视角分类的小文化，如果是一种国家为单位的大文化则肯定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但是这其实与跨国概念相重合，没有必要重复提出。文化再扩大到跨区域文化的层面，那又会与更加宽泛的跨文明概念相重合。概念的模糊、宽泛都会在研究实践中造成操作上的不便，变成一种难以实践运用的纯理论，实际上也是造成“比较文学无边论”的一种缘由。结合中国的国情实际，以跨国为单位，反而是一种明白易行的划分。
通过以上三条标准的筛选，大致可以划出现阶段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边界”。但所有的理论都是需要不断更新和发展的，当比较文学研究实践发展到新的阶段，那时候学者又需要更新自己的知识，结合传统与现实，总结出新的学科划分依据来。面对各种的“危机”，只要学人们保持与时俱进、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切实工作，比较文学学科的明天必将更美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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