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虽然美国文学家在世界文坛拥有一席之地的时间还不到两个世纪，但却有不少文学家以其独到之处屹立于世界文学的杰出作家之列。爱伦·坡以其对侦探推理小说的贡献给世界文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的创造者，他不愧为侦探推理小说的大师。
关键词 : 侦探推理小说;内涵;结构;埃德加爱伦.坡;
埃德加·爱伦·坡在十九世纪美国文学的发展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的诗歌、短篇小说创作，既不同于欧文的浪漫传奇的轻灵，也有别于库柏的长篇巨着的恢弘。他另辟蹊径，开创了美国侦探小说的先河，同时又探究了人类心理和情感最隐私的角落。在他的作品中恐怖和美丽奇特地结合在一起，理智和疯狂难分难解地并存，扩张着读者的想象力，试探着读者的承受力，给他们一种恐怖的奇诡的享受。”[1]坡创造了“侦探小说”这一新的文学体裁。朱振武、吴研曾在其文章中认为坡为侦探小说在小说之林开辟了一块立足之地[2]。何劲虹也认为侦探小说和硬汉形象的塑造都源于美国[3]。诚然，在爱伦·坡的时代还没有侦探小说这一提法，坡自己将这一类小说称作“推理小说”。他对侦探故事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使短篇小说的发展包含在故事的中心主题和结构上，使读者透过现象窥视到结构和形式的和谐统一。在侦探小说中，坡不是在故事之外来解释问题，而是利用故事叙述的每一阶段进行解释，正如安妮·杰弗逊在谈到故事的预见性时所说：“叙述的人物不只是代言人式演员，而是在阅读的过程中，是在发现自我中分析事件和形势。叙述所带来的结论就是叙述过程中无论是人物、叙述者还是读者所提出的对各种不确定的诠释的最终制定。”[4]196爱伦·坡所创作的侦探小说是这方面叙述的典范，比后现代主义的美学思想要早很多，人们不难想象他和后现代主义作家纳博科夫以及约翰·巴斯、乔治·路易·波杰斯等人的思想是一致的。
一、爱伦·坡的侦探推理小说内涵
爱伦·坡自己也意识到他在自己的所谓推理小说中既包含着读者也会有解释者。他在一八四六年给菲利普·潘德尔顿·库克的信中说：“这些推理小说之所以畅销是这种新的解答，我不是说它的就其方法和方法的氛围来说它们不巧妙，而人们认为它们比实际更巧妙。比如在《莫格街谋杀案》中，作者自己编织的网该如何才能解开呢，他是为了解迷而编织的。”[4]208坡的侦探小说是关于创造一种方式，对坡来说就是发现已经存在着的方式。我们要做的是将一种神秘作为文本而接受，这是一种由准确定义的动机和线索所构成的文本方式，因为它在方式内部发挥作用。根据沙文·罗森海姆的观点，坡的侦探们仅靠抽象的象征，它们将物质的世界转变成一种不相关的关联的符号表面，使其一目了然。罗森海姆认为，这种方法也同哥特体的故事有关系，因为它将三维空间的表示转为二维的代码。在将事件转换为文本内部交织网中，侦探就是批评者，而罪犯则是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他创造了情节，侦探要将其看出来。侦探小说家G.K．切斯特顿曾说过：“侦探故事将日常生活赋予诗意，街上的每块石条，墙上的每块砖都有人的印记。这就构成了有意的象征。”[4]205当然，侦探是对细节敏感的大师，将日常生活的细节转换成具有文本意义的动机，不仅是创作侦探故事的关键因素，也是创作短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关键因素。
爱伦．坡的其他推理实验故事，如《椭圆的箱子》和《就是你》是在他的杜邦系列故事---《莫格街谋杀案》出现的三年后一八四四年的两个月中发表的。这些实验故事就其重要性来说和“真正”的侦探小说不同，首先，每个故事的解谜者就是讲故事的人。因此读者就缺少了像杜邦故事和《金甲虫》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中间叙述者。坡使用叙述者的技巧使读者处于一种紧张的情绪之中，读者对叙述者比对故事的主人公了解的还要多。
其次，这些故事不像杜邦故事那样，是一种无法解开的、解释不清的迷。在《椭圆的箱子》中，叙述者被证明他的假设是错误的，而在《就是你》中叙述者一直到故事的结尾才告诉读者信息。因此，读者就不知道侦探或者解谜者创造了结尾。在《椭圆的箱子》中，在结尾处只有一个悲伤的神秘揭露出来。而在《就是你》中，直到故事结尾读者才得知神秘的揭晓。
《椭圆的箱子》叙述者就其推理思维来说，同杜邦相比还算不上个职业家或者专家，他试图揭示谜底的动机只不过是好奇而已。尽管人们将其纳入坡的推理小说范围，它却同坡的小说中关于身体的艺术冲突故事极其相似，一位叙述者的错误是怀疑椭圆形箱子中裹藏有一幅油画，而实际上箱子里藏的是一具漂亮女人的尸体。的确，当夜晚他听到有人打开箱子，接着听到抽泣和呜咽声时，叙述者想象威耶特在“将其目光涉猎内部的财宝”。“涉猎”这个比喻带有奇特的讽刺意味，因为叙述者相信那幅画就是“最后的晚餐”的复制品，而威耶特将其装入椭圆的箱子扔进了大海，说明了自己魅力的外表形象的错误---这是坡的故事《贝尔尼斯》和《丽姬娅》中的一个主题。
《就是你》也包含一个需要解开的谜，但读者一直到故事结尾处才了解其神秘性。故事的叙述者在一开头就说他要创造奇迹，他实际上就是形成其结局的所谓奇迹的创造者。另外，虽然叙述者说他对用一种不适当的轻率的语句讨论这个事件感到抱歉，但是这种轻率的语言实际上贯穿整个故事，故事的情节以人物沙特温斯基的失踪开始，沙特温斯基和一个叫古德菲罗的人是好朋友。情节的结构不像杜邦故事那样建立在隐藏方式的解释中，而是建立在讽刺方式的创造之中。在整个故事中，读者都相信古德菲罗是个“好家伙”，一个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人。种种迹象都表明失踪者的侄子---潘尼菲德先生应对他的失踪负责，但他在言谈举止中出现了很多错误和失误。在发现潘尼菲德谋杀了他叔叔并被判处死刑后，古德菲罗收到一封信，信中说他将收到沙特温斯基失踪前几个月给他的一箱酒。当然，在结尾处，当酒箱被打开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典型的坡的诗歌般的意境：沙特温斯基本人坐在箱子中喊出“就是你”。叙述者此时解释说他从没有相信古德菲罗是个“好人”。因为这太极端化了，所以他必须去寻找，并找到了丢失的沙特温斯基，然后将他缠裹起来使其就像一个装了弹簧的小丑一样一下子弹了起来。然后用自己的口述来完成情节，抓住罪犯。这样的结局所展示的不是犯罪的情节，而是整个情节中轻松的语调所达到的道德动机。因为这时我们知道叙述者日常准确地把握这种语调，他就是制定情节之人---古德菲罗。因此，犯罪不是通过故事的主要叙述者而找出的，而是叙述者通过死者尸体和死者本人声音的发现而解开的。
二、爱伦·坡推理小说的结构特征
从爱伦·坡推理小说结构技巧上来看，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就是《金甲虫》。显然它不是一个侦探故事，但却是坡有生之年写出的最流行的故事。这个故事中没有侦探，确切说也没有一个罪犯，但它却通过一个叙述者的朋友这个中心人物，像杜邦一样，此人不仅有些神经质，说话无根无据，而且还是一个解谜专家。这个故事的第一个动机就是误解或者叫缺乏交流。首先，勒格朗告诉叙述者他发现了一种新虫类的甲虫，接着又说他把它借给了别人，他对叙述者说，“今晚你就住在这儿，明早日出时我就让丘比特去把它取回来，它可真是最灵妙的造物！”[4]433叙述者的反应是“什么？---日出？”这种人称代词“它”所指的模棱两可在故事中没有得到证实，只是为了引出模棱两可的动机。其他的例子如前奴隶丘比特将正确的英语解释成错误的，他将他听到的词转化成了他的土话中的新词。比如：当评论甲虫的“触须”时，丘比特答到,“这没啥了不起……甲虫是个好甲虫。”[4]434再比如：当丘比特告诉叙述者勒格朗一直都在“拼字”，他将“计算”听错了，也误解了这个词的意思。当叙述者问丘比特他有没有从勒格朗那儿捎来什么话时，丘比特递给他一个条子，并说：“没有，先生，我只捎来这封信”[4]435。评论家认为这些例子及其他例证表明丘比特和叙述者都是“蹩脚的读者”，即“使用语言不当的人”。随着金子的发现，故事的叙述达到了高潮。故事的真正解释也就开始了。正如大多数短篇小说一样，主要兴趣在于建立传统的分析性解释的方式，而不在于故事的暂时叙述线索。首先吸引勒格朗的是这种巧合。他把画着甲虫的羊皮纸一边和骷髅头的另一边相比较，发现大小和轮廓一模一样，他承认这种巧合使他迷惑不解。“这是人们碰到的巧合的结果。脑子里想理出一个头绪，——找出因果关系——而一旦不能如愿以偿，就会出现暂时的呆滞。”[4]454故事中的甲虫实际上就是一条红色的鲱鱼，它根本就不是什么宝贝，它主要起着寓言的作用。正是勒格朗把那个寒冷的日子里的“罕见和令人愉快的事件”联系到了一起，才让事实得以揭秘。如果把甲虫看作是发现财宝的第一步，那么理解儿童绘画就是第二步，密码的揭示作为最后一步就取决于勒格朗对信息的结构性质的解密。代码、人物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随意的，而它们的上下文位置则是强迫的。
《莫格街谋杀案》《玛丽·罗杰之谜》和《失窃的信》是坡最有名的三个故事，因为它们引入了神秘故事的主要依据——从福尔摩斯到赫克勒·彼罗——坐在舒服的扶手椅上破案的非职业侦探。作为第一个侦探故事，《莫格街谋杀案》是以一篇论文的形式出炉的。其灵感源于十八世纪爱迪生和斯蒂尔的议论文特征，这种议论文的主题由作家客观地表现出来就是一种独特的脑力状态的体现。尽管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违背常理的，但这种分析本身并无悬念。分析能力本身仅仅从结果中揭示出来没有办法决定结果，分析的过程和后果同时发生。另外，分析的特点是尽管它就是方法的灵魂和精髓，它却只是直觉的。尽管这聪明的“智慧”的结果显得不可思议。这些都是理解坡对短篇小说的贡献的关键所在，因为，尽管这种形式需要谨慎的控制，但它产生了一种“神秘”的影子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故事的叙述让读者感到他不是在写一篇论文，而是在写一篇“奇特的叙述”的前言。然而，在叙述真正开始这一点上，他说叙述要按照“让读者说的是对要发展的事情做出一点评论”。假如有人问叙述和解释谁先谁后，当然，回答是不得而知，因为正如结局所示，当杜邦开始解释用分析的方法阐述时，叙述就成了解释。对神秘的“重新解开”就是隐含的叙述本身的展示，这是通过分析家的“解谜”的形式让真相大白天下的。对于坡来说，创作就是解谜，因为创作就是重解，它要重新发现构成神秘事件的奥秘所在隐藏的方式。
在杜邦系列故事中，杜邦的特殊分析才能使他似乎看透了叙述者心中所想。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方法”的结果，是以观察开始。这只是假设，通过观察找到关键的要求，下一步就是假设一系列联系。杜邦按照这一线索去一步一步发展，杜邦所做的这一系列是我们正常线索却认识不到的。《莫格街谋杀案》中一段来自报纸登载的关于两个妇女死亡的消息。关键是犯罪现场听到的语言在报道中有矛盾，杜邦注意到法国警察往往太注意事情的某一点，而不从整体上考虑。杜邦认为考虑事物要看到整体。另外，太直接地去观察事物就会使其消失。看到一些神秘的事物要从“一边”去看，也就是要间接地去看，就像人们阅读文学作品一样。坡的侦探小说最困扰警察的往往是解不开其中之谜。对杜邦来说，正是这种动机的缺乏使其容易解开谜底，杜邦说，正是通过这种违背常理才可能用推理的方式解开真相。杜邦还说人们该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不是问“过去没有发生的事怎么就发生了？”警察通常是依据过去的先例，依据现实的或者严密的逻辑动机作出判断，而杜邦完全超脱常规去接受事件的独特的特性。杜邦揭示真相是按照可以解释通的事物一步一步地进行。紧闭的房间、从房子的楼上向下听到的模糊不清的声音，让叙述者把杜邦所描绘的“不寻常的活动”和报纸上所描述的“非常独特”的声音联系起来。
三、爱伦·坡的文学成就与地位
除了以上提到的坡的推理小说外，《玛丽·罗杰之谜》和《失窃的信》都属于推理小说范畴。坡将推理分析作为一种文体引入短篇小说，使得故事曲折生动，扣人心弦，引人入胜。正如张冲在其编着的《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一卷中所归纳的，“坡以其短篇小说的成就在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他的全部小说，都源自他多舛的一生，独特的想象力，深刻的洞察力和强大的创造力。”[1]当然，在创作这些推理侦探小说故事时，坡并不是要创造一种新的小说类别，他只是要证明自己具有分析推理的天赋。但事实上，他的这几篇小说对推理侦探小说作为一个文学类别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连福尔摩斯的塑造者柯南道尔也曾感叹：“一名侦探小说家只能沿着这条不宽的主道而行，所以他时时都会发现前方有坡的脚印。如果他偶尔能设法偏离主道，独辟蹊径，他就可以感到心满意足了。”[4]7进一步研究爱伦·坡的推理小说将有助于加深对这位作家的全面了解。
参考文献
[1]张冲新编美国文学史第1卷(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246-247.
[2]朱振武，吴研爱伦坡推理小说源流考论[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1):63-67.
[3]何劲虹对美国侦探小说几个问题的思索[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0(5):46-50.
[4]爱伦坡爱伦坡精品集[M].曹明伦,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