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和陶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北宋贬谪诗人苏轼和明末清初遗民诗人张岱在追和陶诗的道路上都做了积极的尝试。二人和陶都带有仰慕渊明其人其诗的动机，但在外在环境与心灵世界的影响下，苏轼极力刻画心中的美好世界，又在文化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以期消解仕与不仕的矛盾，而张岱则先是将和陶作为娱情娱性的手段，后又在生死是非之中寻求内心的归属。从二人和陶思想背后，可以看出苏轼心灵趋于自由的审美意趣，相反张岱逐渐走向的是生命无法自释的境界。二人的和陶诗由此打上了心路历程的烙印，也折射出各自的人生旨归。
关键词 : 和陶诗;苏轼;张岱;比较;
陶渊明作为“回归自然、回归自我”的文化符号，被历代诗人不断强化，大量文人开始追和陶诗。苏轼开启全面追和陶诗的传统，留下一百余首和陶诗，张岱继其波澜，创作了五十余首和陶诗，他们二人在和陶史中是不可忽略的。目前对于和陶诗研究，更注重历代大家的个案研究及与陶诗的对比，较少涉及不同诗人的比较研究。故本文拟从创作缘由、思想意蕴以及审美意趣三方面比较苏轼、张岱二人的和陶诗，从而窥探其背后蕴藏的深刻含义。
一、创作缘由之比较
苏轼、张岱两位异代诗人追和陶渊明，不仅是出于对陶渊明人格品质和诗学风格的认同，也是时代环境下的自我选择。
苏轼追慕渊明，导源于被贬谪黄州期间。苏轼曾说：“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躬耕虽艰苦，但他却体会到难得的乐趣。《东坡八首》其三云：“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诗人全程参与农事，将劳作过程称作“乐事”，这与渊明有着相似的文化心理。在身体力行的劳作中，苏轼发现了与渊明的契合之处——安享田园的自得之趣，但此时苏轼对渊明的理解停留在传统的隐士形象上，并未上升到精神层面。
元佑之后，频繁的党派纷争与官场的失意使苏轼原已消沉的出世之心重新浮起，由当世之志转向内在的心性整理便是苏轼和陶诗生成的重要原因。《和陶饮酒二十首》是苏轼和陶诗的开始，当时苏轼外放扬州，“终日欢不足而适有余”是其饱受党争折磨后的心理体现，对饮酒诗的追和可以看出苏轼向渊明深层的心灵世界靠近。绍圣之后，苏轼被贬谪岭海，历经磨难，接下来长期的贬谪生涯让苏轼身心俱疲，他内心的当世之志随之消解，转而投入渊明的怀抱，带着这种心态苏轼遍和陶诗。此时的他对渊明的理解愈发深刻，曾有言：“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苏轼已不仅是从诗歌角度模仿渊明，更是将渊明作为价值理想上的模范来追随。
与苏轼类似，张岱和陶的初衷源于对渊明风雅的追慕。张岱出生于浙江绍兴仕宦之家，少年时期潇洒风流，此时渊明对张岱来说是娱情娱性的模范。《述史十四章》中《陶靖节》曰：“有晋高士，柴桑陶潜。荷锄带月，植杖听泉。瓶则缺粟，琴亦无弦。诏客且去，我醉欲眠。”此处就能明显看出陶潜之风雅以及张岱的仰慕之心。
而后现实境遇的急转直下使得张岱将渊明作为人格坚守的重要支撑。相比苏轼在起伏不定的政治环境中寻求陶潜的共鸣，张岱则是在易代的大背景下想要效仿渊明在现实中立身。顺治三年(1646)，绍兴沦陷，本欲抗清复明的张岱迫于时世躲入西白山，开启了困窘的隐居生活。生活的贫穷和精神的不平都让他联想到渊明，故和陶诗以自勉。《和陶贫士七首》是张岱在风雨凄然之际学习渊明精神的典型作品，渊明君子固穷的品质无疑给了张岱精神上的支撑。
二、思想意蕴对比
苏、张和陶诗中饱含对渊明的倾慕，但表现出的思想意蕴却有不同的侧重点。
首先，苏轼、张岱都通过描写田园生活来抒发性情和内心丘壑。试看以下诗歌：
“环州多白水，际海皆青山。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东家着孔丘，西家着颜渊。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周公与管、蔡，恨不茅三间。我饱一饭足，薇蕨补食前。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斗酒与只鸡，酣歌饯华颠。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苏轼《和归园田居》其一)
“山中无俗事，粗粝可充饥。涧下青荠嫩，坡前笋蕨肥。不藉松为饭，无劳薜作衣。兰亭去感慨，彭泽无伤悲。不求今日是，不知昔日非。孤藤悬夜壑，四大空如遗。一念既不住，万念复何归?自到移情处，成连安足师?”(张岱《和有会而作》)
二人诗作都融入了村居生活的真实面貌，然而从思想意蕴来看，却有不同的倾向性。苏诗中更多寄托了一种人文理想，“东家着孔丘，西家着颜渊。市为不二价，农为不争田。”便是表现了一种理想化的淳朴世界。而张诗意在抒发自我的生活哲理，“不求今日是，不知昔日非”化用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想要表明一种告别尘途、回归自然的愉悦，并尝试用“四大空如遗”的思想消解外在的孤独寂寞，以此来获得内心的平静。
除拥抱自然外，二人还把笔触伸向历史，从历史人物或事件中汲取精神力量。陶渊明自然是二人首要吟咏的对象，他们大多直接对陶渊明的为人、人生态度等生发议论。如苏轼《和陶饮酒》其三“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与《和陶读山海经》其三“渊明虽中寿，雅志仍丹丘”，以及张岱《和读史述九章》中《陶潜》：“有晋徴士，柴桑陶潜。……醉不在酒，琴亦无弦。”陶渊明对于二人不仅是自然田园中的隐士，也是坦率真诚的精神支撑。
而后在生活磨难下他们对历史的审视更加坚定有力，这不再是陶渊明文化的外在灌输，更是凝聚着自身磨砺后的生命感悟。苏轼《和陶咏三良》最能看出其内在的思想意蕴，他一反渊明赞叹三良殉死之道，转而推崇生命的真正价值和死的真正意义。“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苏轼逐渐从顽固的忠君思想中脱离出来，不再依赖君王，其原因在于“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正是朝堂之上的新旧党争以及避祸的文人心理使得苏轼思想发生转变。相比苏轼在文化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徘徊，张岱则直接通过树立典型来透露自己真实的思想。张岱《和读史述九章》咏历史人物，分别写了季札、范蠡、鲁仲连、张良、王羲之、陶潜、李泌、邵雍、苏轼，这些人俱有壮思奇节，实为张岱心中敬佩的一流人物，但又隐含了另一层深意。范蠡助勾践复兴越国后归于江湖；鲁仲连以辩才退却百万兵，功成身退；张良以智谋助刘邦赢得楚汉之争，晚年随赤松子云游……张岱借此道出自己的志向：他愿意效仿历史上这些人物，虽有治国之才，但却怀有归隐之心。
其实苏轼、张岱二人都力图通过和陶来消解人生矛盾，以追求和谐的思想境界，只是苏轼想要消解的是仕与不仕的矛盾，张岱则是生与死、是与非的矛盾。渊明对于进退出处的选择引起了苏轼的关注。《和陶贫士七首》其二云：“渊明初亦仕，弦歌本诚言。不乐乃径归，视世羞独贤。”渊明出仕是因为“诚言”，而不仕也非以退为进，仕与不仕取决于内心的性情，苏轼受此影响将“不乐乃径归”作为自己的处世态度而暂时获得了思想上的自由。而张岱生存于明清之际，遗民的身份让他意识到仕途已是无望，在他面前横亘着的是生与死的选择、是与非的辨认。在国土沦亡、社会动荡的明清鼎革之际，何去何从，对千千万万明代士人而言都是异常艰难的抉择。有诸如祁彪佳、王思任义不仕清、以死明志之人，但更多的人还是选择生存，张岱便是其中一位。他忍辱求生、修史自存，以期故国复兴，从这一点上来说，张岱的生比死更艰难。
三、审美意趣之对比
苏轼、张岱和陶诗是生命体验的抒写和精神境界的升华，二人独特的人生际遇使和陶诗拥有别致的审美观，也带来了不同的审美体验。
苏轼和陶诗中较直接地表现出一种寓意于物的审美意趣，而最终目的是培养超出物外的理想状态。上文提及苏轼面临仕与隐的精神困境，实际上为求得心灵解放他曾做出许多尝试。谪居黄州时期，在切身的生存忧患和困境中，苏轼学陶躬耕，“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田亩之中的自然物象使得苏轼获得了全新的体验，体会到了亲身劳作的乐趣。但身为形役、欲归不得的无奈又让苏轼借酒之意象超越形体，“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这其中是对身心解脱的向往，寓志于酒而非囿于形骸逃遁。外界的束缚让苏轼寻找安置身心的绝佳方式，这种人生态度在岭海时期表现得更为彻底，苏轼没有再刻意寻求提供“寓意”的外物，因为生活本身就足以容纳全部的意义。《和桃花源》中“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一句表明逃避世事的理想之境不必向外探寻，在现实人生中就能找到心灵的居所，而“桃花满庭下，流水在户外”这样诗意的图景是士人们千百年来期待的灵魂家园，是审美的境界，也是苏轼理想的人生状态。
同样是寓意于物，张岱则尽力表现以情感物的一面。在未成为遗民之前，张岱是风流潇洒的名士，没有像苏轼那样矛盾的心灵选择，他更愿意去发现生活中的乐趣，和陶诗中所描写的物象则是其重要载体。张岱尤精通品茶、烹茶之道，《和述酒》中，他将采茶、烹茶、观茶等各道程序娓娓道来，《陶庵梦忆·兰雪茶》也记叙了他依据松萝茶的做法自制兰雪茶，此茶“一哄如市焉”，以至于“越之好事者，不食松萝，止食兰雪。”张岱以此建构了个性化的审美趣味。而经历易代后的张岱已无财力、心力去支撑曾经的生活情趣，只是把遗民情怀寄托在物象之上。《和贫士七首》其一：“秋成皆有望，秋萤独无依。空中自明灭，草际留微晖。霏霏山雨湿，翼重不能飞。山隈故盘礴，倚徙复何归。清飙当晚至，岂不寒与饥?悄然思故苑，禾黍忽生悲。”原本秋收是喜悦的，作者却写到空中独自飞舞的秋萤，它微弱的光芒与曲折的经历让作者联想到自己遗民的身世，诗中提及的秋萤、微晖、山雨等意象凄清且悲凉，其实都暗示了作者当下处境的困窘，末句更是直接道出思念故国的深情。
如果说苏轼的和陶诗呈现出一种心灵趋于自由的审美意趣，那么张岱则是在缓缓流动的情感体验中走向生命无法自释的境界。所以说，同是在和陶中寻求支撑自我的精神人格，但苏、张二人所达到的却是不同的人生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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