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主题学论文（最新范文8篇）之第八篇
摘要：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兴起于19世纪,但长期以来基本上局限于欧洲文学的比较研究。到20世纪末,随着世界大格局的改变,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已是势所必然。尤其进入21世纪最近十多年来,学术的发展使比较文学可以真正走出欧洲中心,扩展到全世界范围的文学,东西方研究越来越受到普遍重视,我们真正进入了比较文学的新时代。
关键词：比较文学主题学,欧洲中心主义,东西方比较,国际比较文学学会
比较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活动。人要识别任何东西,采取任何行动,首先都必须比较。区之以别,才能认识事物,选优择善,才能有所行动,而区分和选择就必须做比较。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与生存或是毁灭不同,比较或是不比较,那并不是一个问题。在最根本的层面上,从本体的意义上说来,我们不能不做比较,而且我们随时都在比较,也由此才可能区分、识别、理解、做出判断和决定,并依据我们的决定来行动”(11)。所以比较并非比较文学得而专之的研究方法,而是人类知与行必有的前提。在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在科学研究中发生很大影响,物种的分类和鉴定必须比较,于是比较作为研究方法特别受到重视,发展出比较动物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解剖学等新兴学科。在此学风影响之下,文学研究也打破了单一语言文化传统,发展出比较文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比较文学当然以比较为基本方法,但其特别的界定在于:必须以至少两种不同语言文化传统为前提,研究文学作品超出民族文学范围、在其他国家读者当中的流传,讨论在国际范围内文学思潮之涨落、文学运动之兴衰等内容,并希望由此对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文化之显现能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诗经》与《楚辞》各具特色,李白与杜甫也常有人比较其高下优劣,唐诗与宋词各领风骚,白话与文言也并存而有差异,但所有这些都是同一语言文化传统中的比较,也因此不是学科意义上的比较文学。从一开始,比较文学就是超出民族文学传统、具有国际和世界眼光的文学研究。
然而比较文学发源于19世纪的欧洲,那是西方向外扩张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西方人在文化上也自信,以欧洲为优越,大多数学者对欧洲以外的文学缺乏兴趣和了解。比较文学又特别强调研究者必须掌握比较的语言,由作品原文做比较,绝不能靠翻译。奥匈帝国时代出生在匈牙利、以德语为母语的学者雨果·冯·梅泽尔(Hugo von Meltzl,1846-1908)在1879年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比较文学刊物,名为《比较的世界文学学刊》(Acta comparationis litterarvm vniversarvm),他提出研究者应该以10种语言(Dekaglottismus)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即德、法、英、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荷兰、匈牙利、冰岛、瑞典等国语言,再加上拉丁语。所以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掌握多种外语,许多比较学者也往往懂得主要的欧洲语言。真正熟练掌握10种语言当然很困难,能够做到的人也不多,但却不能不令人敬佩,然而梅泽尔提出的10种语言毕竟都是欧洲语言,完全没有把比较文学的视野扩大到欧洲之外,早期的比较文学也就摆脱不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
实证主义在19世纪欧洲思想中占居主导地位,所以比较文学也以实证为主,调查作家和作品之间可以证实的联系,所谓rapport de fait,并由此讨论某作家或作品对其他作家的影响。这种以民族文学为基础、讨论作家和作品实际联系的影响研究,很容易变成主要文学传统如何影响了其他文学传统、某位大作家如何影响了其他作家的讨论,最终成为一种大国民族主义的论述。这种影响研究以法国学者为主,比较文学也最先在法国得到发展。然而20世纪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人们对民族主义的危害感受尤深。尤其战后在美国比较文学界颇有影响的几位学者都是犹太人,如列奥·施皮泽尔(Leo Spitzer)和艾利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他们都曾经在德国大学任教,却被纳粹解除教职,赶出德国,经过土耳其才最终到了美国,所以他们对鼓吹本民族为优越的狭隘民族主义深恶痛绝,也反对那种实证式的影响研究。于是比较文学在战后的美国得到新的发展,抛弃了实证主义的影响研究,并把比较的范围扩大到思想和艺术领域,成为主题比较的平行研究。这就是在谈到比较文学史时,常常提到的所谓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转变。其实这是时代变迁的结果,而非仅仅人为的努力。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én)在《比较文学的挑战》一书中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并把这两种不同的研究途径称为“法国时刻”和“美国时刻”(46,62)。然而无论传统法国式研究还是美国式研究,20世纪的比较文学基本上还是以欧洲文学为中心,也就是说,其最杰出的研究成果,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典着作,如奥尔巴赫《摹仿: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恩斯特·库尔求斯(Ernst Robert Curtius)《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弗莱(Northrop Frye)《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弗兰克·凯慕德(Frank Kermode)《终结的意识》(Sense of an Ending)等,都只在西方文学范围内讨论问题。这些杰出的学者们治学态度十分严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以他们虽然学识渊博,但着书立说,讨论范围都谨守在他们熟悉的欧洲文学。这也不能不显出比较文学作为欧洲兴起的学科,本身有其局限。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真正使比较文学研究者具有全球的眼光和普世的胸怀,已经是必然的趋势。
对于比较文学局限于西方,许多比较学者早已提出质疑。对中国文学和其他东方文学很有兴趣的法国学者安田朴(RenéEtiemble)在上世纪70年代就说,梅泽尔以10种欧洲语言为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想法早该过时了,因为在这些欧洲语言之外,中国、日本、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许多地方早已有文学经典出现,“那时候这10种语言的文学大部分还不存在,或者尚处于十分幼稚的阶段”(19)。对日本文学很有研究的美国学者迈纳(Earl Miner)在上世纪90年代着有《比较诗学》一书,指出“只从一种文化传统来考虑诗学问题,就只是考察单一的一种思想世界,无论这思想世界有多么复杂、细致而丰富。考虑其他种类的诗学就必然会去探究各种文学思想全部的范畴,全部的观念和构想”(7)。此外还有佛克马(Douwe Fokkema)、苏源熙(Haun Saussy)、魏璞和(Wiebke Denecke)等等许多学者,也包括笔者本人在内,都力图把比较文学扩展到欧美之外,尤其引入中国文学和整个亚洲文学悠久而丰富的传统。杰出的比较学者克劳迪奥·纪廉虽然自己并不懂东方的语言文学,却极其重视东西方文学的比较。他赞同安田朴的看法,呼吁比较文学应当超越“欧洲或欧洲中心的沙文主义”(86),并认为把历史上没有关联的作品相比较,正是“比较文学最具前景的趋势”(87)。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把东西方两部作品硬拉在一起,毫不考虑比较的基础和理由,牵强附会,最终只是表面肤浅的比附。但纪廉认为,比较的理由不必再是实证主义的实际联系或历史的接触,而是理论观念的沟通与共鸣,所以他认为对今日的比较文学而言,东西方比较研究“提供了特别有价值和最具希望的机会”(70)。到20世纪末,尤其进入21世纪,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学界的共识,比较文学走向欧洲之外,走向东方,走向南美,走向整个世界,都势在必然,而纪廉倡导的东西方比较研究,更可谓是正得其时。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基本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世界。正如比较学者特奥·丹(Theo D'haen)在最近一篇文章里所说,歌德在19世纪初提倡的世界文学观念最近重新引起学界的注意和探讨,都与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两大变化相关,“一是冷战的结束,其具有象征意义的日期是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但实际上包含了自1980年代中至1990年代中的整个阶段。另一个则是我们一般称之为‘全球化’的扩展”(8)。更具体地说来,“911”以后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中东和阿拉伯世界许多地方的战乱和骚动、伊斯兰国的出现和恐怖主义的威胁、欧洲面临的移民潮,直到最近英国脱离欧盟的公投及其后果,这些都是国际政治经济方面互相关联的大事件,也造成世界大格局的变动,形成许多不确定因素。特奥·丹指出,冷战刚结束时,西方有些人以为资本主义是世界唯一可能成功的制度,福山(Francis Fukuyama)过早提出了现在看来完全错误的“历史终结”(D'haen 9)的概念,而在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中,卡桑诺瓦(Pascale Casanova)和莫瑞蒂(Franco Moretti)也以经济全球化为模式,提出了以欧洲为中心、世界其他地区为边缘的世界文学概念。但在那之后不久,“911戏剧性的事件和我们一般可以称之为历史的回归就完全打碎了这类信念”(D'haen 14)。欧洲中心已经越来越没有说服力,在我们这个时代,比较的世界文学研究不能够只有一个中心,而必须是多中心或多元的,“于是‘欧洲’文学不再是研究世界各种文学的焦点,也不再是研究世界文学的中心视角,却成为研究对象,看它如何与‘世界’的各文学相关”(D'haen 14)。这种以全球眼光看来、把欧洲视为世界之一部分的多元观念,在比较文学兴起之初,甚至在20年前的西方,都是难以想象的。而这也就证明无论在政治、经济局势,还是在文化和学术环境方面,我们这个世界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种变化很明显地直接反映于比较文学的国际组织,即国际比较文学学会(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简称AILC/ICLA)。这个学会1956年在巴黎正式登记成立,至今恰好有60年历史,而在这60年当中,一直是以欧美比较学者为主导,推进比较文学在全球各地的发展。也恰好在这个学会进入60周年时,笔者有幸作为第一个中国学者,被选举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而且下一届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大会,2019年将第一次在中国大陆举办。这在我个人当然是极大荣誉,说明自己多年来从事东西方比较研究的成果,得到了国际学界同仁们的承认和赞赏;但我十分明白,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成功,在更深的层面上,这更是上面所说我们所处时代的大环境和大趋势之变化使然。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30多年来变化之大、成功之巨,在全球历史上实为罕见。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尤其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变化,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对中国产生极大兴趣,也对中国的学术文化刮目相看,越来越重视。中国学者现在与国际学界有越来越频繁的交往,在学术研究中也逐渐有中国学者的声音。至今仍然以欧美学者为大多数成员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能推选一个中国学者为引领者,可以说是比较文学进入新时代的一个标记。
然而比较文学的新时代不是一个突然的转折,而是人文学科和国际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遵循了它自身内在演变的逻辑。早在19世纪初,德国大诗人歌德在与他年轻的秘书爱克曼对话当中,谈到他在读一部中国小说,这部小说与他熟知的欧洲文学作品很不一样,但又使他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书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于是他讲了关于世界文学很有名的一段话,宣称说:“诗是全人类共有的,[……]民族文学现在已经是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词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就在眼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促成其早日到来”(212-213)。歌德不仅读中国小说,而且非常喜爱古代波斯诗人哈菲兹的作品,并在其启发之下,写出了他自己的《东西方诗集》(West-?stlicher Divan)。在他那个时代,歌德的确是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诗人,但19世纪欧洲建立的比较文学却没有像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那样,把全世界的文学都包括在研究范围之中,而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局限在欧洲文学的范围之内。正如特奥·丹所说,随着当今世界的变化,世界文学重新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也就是要真正在全球范围内研究不同文学传统。有一些比较文学研究者对世界文学的兴起颇有保留,主要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用英语来讨论世界文学,包括翻译成英语的各种世界文学选本,使美国学生丧失了学习外语、真正了解外国文学的兴趣。还有一种反对世界文学的理由,尤其是艾米莉·阿普特尔(Emily Apter)在《反对世界文学》(Against World Literature)一书中提出的论点,则是强调翻译之不可能,认为世界文学低估了理解外国语言文学的困难。不过在我看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并非互相对立,比较文学要超越欧洲中心,就必然走向世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包括非西方文学传统。这正是纪廉早就宣告过的比较文学发展的新方向,尤其是东西方比较研究的方向。如果说比较文学从来强调掌握外语,要扩大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真正了解世界文学,就必须学习和掌握欧洲语言之外的其他语言,所以对外语的要求不是减少了,而是要求掌握在传统比较文学的英、德、法、西班牙、意大利等主要欧洲语言之外的外语。奇怪的是,比较文学在欧洲文学之间比较,似乎没有不可译的问题,而恰好在比较文学要走出欧洲之外、走向世界其他文学和文化传统之时,我们却听见一阵高呼,特别强调不同语言文化之间不可译、不能相互理解。这岂不是故意制造障碍,反对比较文学走出欧洲中心的局限吗?当然,任何学术研究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要走出欧洲中心,更不是只凭意愿就可以成功。对比较文学研究者们说来,更重要的是多阅读,多思考,在扎实的语言文学基础上,开拓研究的新领域,取得重要的成果。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的环境。我们有明确的方向,有努力的意愿和信心,只要我们坚持做踏实的研究,最终一定会取得相应的成果。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已经进入了比较文学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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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 iner,Earl.Comparative Poetics: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4]Zhang,Longxi.“Crossroads,Distant Killing,and Translation:On the Ethics and Politics of Comparison,”From Comparison to World Literatur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