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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竹枝词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思考

来源:南华大学学报 作者:罗杰
发布于:2020-04-24 共10125字

  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精选范文8篇)之第三篇

  摘要:近30年来, 对竹枝词的研究开始成为热点, 但总体来说, 研究视域仍局限于对竹枝词的民俗学、城市文化价值、民族史志材料的分析为主, 对竹枝词文学审美性的深层次挖掘和探究并未得到拓展。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视角来看, 竹枝词中涵盖了从唐到民国时期的异国异族形象, 包括少数民族形象、都市文化形象、西方形象、近世女性形象、异域形象、学生形象等。文章在梳理这些形象在中国风土诗歌中形象演变的基础上, 厘清竹枝词中各类形象生成的根源, 分析其跨文化交流的心理诉求及底层书写, 探究出一条与竹枝词相对应的审美话语体系, 从而建构起中国文学地方书写中他者视域下的审美认同。这在研究视域上深入拓展了比较文学层面上的竹枝词研究, 动态地呈现了竹枝词的审美意识体系。

  关键词:竹枝词,比较文学形象学,他者视域,审美话语,对话美学

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

  竹枝词是一种承载着异质文化碰撞比照元素、跨文化交流诸多影响因素和异国形象及其审美意识的文学样式, 是一种富有民族风土信息的文学载体, 具有“采风”“纪实”的聚合式文体功能, 强调微观视角、地方书写与底层书写。竹枝词最初作为吟咏地方风土的流动书写形式, 这些审美功能使得竹枝词被文人广泛运用来书写和建构民族形象与边夷景象, 也因此具有了适合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特质。除了是作为民族形象的文学载体, 其在近代转型过程中还承载着中国都市文化形象、外国人形象、西方政治形象、异域形象、假洋鬼子形象等。

  作为审美形态的竹枝词, 唐宋以降, 在竹枝词中的民族形象开始生成, 大致呈现从边夷想象转向族群形象的认知, 从学人原生采风式到体系性族群书写的流变。历代竹枝词中书写了民族形象、海外形象、女性形象、城市形象的题材、主题呈现出异域的审美想象和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倾向, 文人以竹枝词的范式书写了中国社会多层面的生活细节、民族风俗、审美意识等, 代表着对异质文化间交流的守望, 同时也因为社会意识形态随着朝代更替时社会文化的变迁而被不断重叙和想象, 竹枝词也蕴涵着对中华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审视。对内在的民族形象、都市文化、社会转型的审美建构与向外书写了西方智慧知识、西洋人形象的审美想象, 在文学文本中形成了复杂而多维度的“民族形象”, 形塑成独特的审美文化生态体系, 是一个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 更成为窥探中国形象演变的文学镜像。如果仍以当下的研究视野来审视竹枝词, 它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是低微的, 从时代学风与庶民文学独有的理论价值思考, 可尝试借鉴比较文学形象方法来廓清竹枝词研究新思维。

  一 理念回归:竹枝词作为比较文学新视域

  研究竹枝词观念转型的一个重要前提, 必须有更多的比较文学意识或世界文学视域, 时代更新与文学观念更替必然驱使我们对竹枝词此类中国传统文学价值的研究与反思, 在研究视野与思维模式上能够体现出代际跟进。正如王向远先生所言:“研究国别文学的民族特色或特性, 必须采用宏观比较文学的观念与方法, 否则, 所概括出的所谓‘特色’常常是某些‘突出现象’, 而不是他国缺乏、唯我独有的真正的‘特色’。”[2]可见中国比较文学的民族性首先是因研究视野的宏观性决定的, 不能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研究词的价值标准与考察方法来衡量竹枝词等中国风土诗歌的特色, 而是在审美维度中来思量竹枝词的独有特色。竹枝词中呈现的内容与其他中国传统文学不同, 竹枝词更多地是体系性较强的地方书写与流动书写, 在社会转型时期更快适应了受众消费心理, 体现出了较鲜明的平民审美意识。竹枝词中既有着名文人白居易、刘禹锡、苏轼、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杨维桢、朱彝尊、杨慎、董伟业、王士祯、孔尚任、林则徐等, 也有众多不知名的地方下层文人。书写者的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多元化, 也形成了竹枝词文人群体, 在创作上呈现出诗经“采风”传统意识, 他们的审美意识会投射到竹枝词中形象的生成上。

  与其他文学样式相比, 竹枝词却独具整合多种文学样式的精髓, 体现在主题方面有力道开拓文学疆域后反映边夷景象的民族竹枝词, 有开埠后都市商业文化气息浓重的城市竹枝词, 有体现在“西学东渐”思潮下渴求西方知识的海外竹枝词, 有表述视角转换后记述妇女生活文化的女性竹枝词。体现在书写转型方面有羼入小说中的竹枝词, 有作为都市商品消费文化兴起后的竹枝词, 有以西湖文化圈为主题书写的竹枝词, 有跨文化交流后对异域新奇新闻的书写, 有文学竞技后兴起的地方掌故书写的竹枝词, 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较明显的竹枝词文化承载的多重审美意识结构。近年有学者朱易安专注“竹枝词及其近代转型”的系列论文, 但是作为竹枝词的比较文学宏观问题, 仍可作必要的探索, 希望在竹枝词的发生学上能够区别出它与其他中国传统文学在审美意识上的差异, 体现出原创性和个性化见解。

  视野的拓展与观念的更新是在思维模式上的突破, 研究竹枝词必然汲取其他学科的方法来替换现在的学术视野。近十年来, 随着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王利器等编《历代竹枝词》、丘良任等编《中华竹枝词合编》的问世, 竹枝词作为承载着地方书写研究异军突起, 取得一定成绩。但是总的来说, 仍以对竹枝词的文献整理和总括还原为主, 多数从社会文化史领域切入, 深层次的挖掘和整体上的研究仍留有一定的空白点。在竹枝词研究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学者, 通过撰写有关竹枝词研究的高层次论文、专着、博士论文而在学界立足。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有:上海师范大学朱易安的《清代中期竹枝词的市井化趋向及其意义》 (复旦学报, 2017年01期) 、《论清代竹枝词创作范式转变与地位提升》 (文艺理论研究, 2017年02期) 、浙江大学叶晔的《竹枝词的名、实问题与中国风土诗歌演进》 (中国社会科学, 2014年11期) 、朱秀敏《清代湖南土家族竹枝词的创作特点》 (中国韵文学刊, 2017年03期) ;博士论文有:周建军的《民族文学视野下的竹枝词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 2012年) 、孙杰的《竹枝词发展史》 (复旦大学, 2012年) 、吴玲玲的《唐宋西南竹枝词及其地域文化研究》 (陕西师范大学, 2016年) 、《近代竹枝词转型与都市文化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 2015年) ;专着有:贵州师范大学严奇岩的《竹枝词中的清代贵州民族社会》 (巴蜀书社, 2009年) 。

  从近十年竹枝词研究的现状来看, 多数论及竹枝词起源发展演变、近代转型、民俗风情、社会文化、性别文化, 他们都是从中国传统诗学领域来研究竹枝词, 擅长对竹枝词的宏观把握和具体词作作静态审美阐释, 或是从都市文化角度进行挖掘, 或涉及竹枝词的中国传统文学价值。但是对竹枝词词人词作词事及异国异族形象生成的文学生态环境的考察, 与竹枝词文人跨文化交流心理诉求及多民族文学文化融合下形成的特性的整体考察较少, 忽略了竹枝词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关系、异质文化间的互动影响, 同时也未能及时反映出研究对象的时代递变和研究者思维的代际演进。

  竹枝词中的异国异族形象作为弱势边缘性民族的历史、文化与文学的载体, 折射出异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以及文人在竹枝词中国族群治的跨文化心理诉求, 与整个中华多民族文学文化融合的潮流有关, 注定了竹枝词是异文化因素冲撞与比较的产物, 其民族性和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特性是中国比较文学不得不关注的人文资源。对竹枝词作跨文化交流与阐释远没有得到全面的展开, 就竹枝词研究的趋势来看, 古代文学理论素养的积淀固然重要, 但对竹枝词的聚合式发展演进及其异质文化环境的整体把握同样不可或缺, 随着竹枝词研究的深入, 如何从比较文学的民族性挖掘竹枝词的异质之美, 适度地推进竹枝词中少数民族形象、西方形象、城市形象的经典化和审美化, 将是竹枝词研究走出困局的一条重要思路。

  二 异质之美:竹枝词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立意

  尽管, 近年来竹枝词研究中呈现出热门话题, 从对竹枝词近代书写空间转型的探讨, 到对从竹枝词文体功能及地方书写、庶民化倾向的演变阐释, 都不同层面地开掘了竹枝词在当代中国文学话语中的地位。虽然层出不穷的竹枝词研究中不乏新颖之论, 但如果从学界对竹枝词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来看, 对竹枝词的文学价值的定位难免有分歧。笔者认为, 争论竹枝词的社会文化史、风土史料重要性的思维定性, 是“但由此, 形成的重风土轻文学的思维惯性和研究走势。……换句话说, 编选者重视的是这些风土诗歌的史料价值, 而不是他们作为文学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1]由此可知, 因研究定位的不同, 对竹枝词的理解偏差, 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诸多分歧, 这会影响到文学本位上竹枝词的深入研究。且更多的人并没有厘清竹枝词的文学审美价值, 虽然各自有不同的研究视角, 但对竹枝词概念的理解、理论价值的区分和定位还可以更加谨慎。

  从比较文学倡导跨学科研究的角度来看, 竹枝词研究是否应该跳出原有的思维模式, 或许探究文人是如何在竹枝词中建构起以抒情诗歌这样的文体来书写异族异国形象的观念, 并将竹枝词拓展为承载了异族异国形象的书写转型的重要文体。关于竹枝词中文人书写转型观念的生成, 学界基本上持国家行为与城市化进程中文人书写空间及心态决定因素, 这些思考道出了中国近世文学发展的趋向, 却也启示了挖掘竹枝词中形象体系及其承载着历代文人的审美意识。对此, 可建立新的审美话语来对之探究, 也许以整体的研究思维来看竹枝词的“异质之美”, 对学界的研究思路另辟蹊径, 能够拓展出竹枝词的文学审美价值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虽然理论思考与方法体系建构有一定难度, 却也是比较文学的人文品格与使命。对竹枝词诗学传统与书写倾向的讨论, 大致经历了诗人边夷采风吟唱, 诗人多因政治因素导致个人人生境遇的变化, 因在边夷的移动空间中强化了异质文化, 转向书写新奇边民;其后, 随着国家行为的影响、务实学风的兴起、中国社会转型等因素, 从文人的跨文化交流心态角度来谈论竹枝词的文学性, 可以说学界更多的还是从中国囿有的文学研究方法来讨论竹枝词的文学价值, 虽也深层次地推进了竹枝词的研究范围, 但却都未脱离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的范畴。

  竹枝词中的文学审美价值何在?各家各派均持各自立场与文学理念。但从前人研究行为和研究态度来看, 不难发现目前学者更多地讨论竹枝词的价值时最终还是导向为其文学本位, 也都强调了从竹枝词的文学审美性来讨论其艺术审美价值, 这也肯定了竹枝词的审美特质。这为竹枝词研究奠定了基调, 我们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学的态度上, 如何作出研究视野上的拓展, 这也是众多学者力图突破的学术盲点, 这在研究基调上明晰了竹枝词的研究态度。

  在此基调上, 从他人研究竹枝词提供的视角合理性来反思竹枝词及其书写转型, 能够为研究竹枝词提供更为多维的视角。从此角度来看, 竹枝词中存在着被学界忽略的异族异国形象体系的演变, 以及这些“民族形象”生成背后书写者的审美意识, 对竹枝词文学审美价值却未尽专注其中的建构完整的异族异国形象体系。这里所讲的异族异国形象, 在某种程度上与特定时期中国文人书写的某类审美对象相关, 这类形象在内涵上包括了中国边地少数民族形象、民族文化形象、西方智慧知识形象、留学生形象等, 也包括了异域景象、知识观念、城市文化、游记新闻等, 凡关涉到与异族异国形象相关的审美想象、书写倾向、意识形态、异域情缘等, 构建为中国风土诗歌中的社会总体形象。讨论竹枝词的异域和“他者”形象书写, 文学文本中的社会总体形象多倾向于对异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中国文化形象”“中国人形象”, 或是“西南民族文化异域书写”和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研究, 少有对竹枝词中社会总体形象等的书写及对文人群体书写心态与跨文化诉求研究。比较文学形象学中的“民族形象”是两个或两个文化体系综合研究的核心课题, 而在异质文化间互动影响下改变了竹枝词的文体功能, 其文学功能演变为聚合了众多诗歌类型书写策略, 竹枝词中的异族异国形象可谓是“他者”形象的典型, 在竹枝词文人的书写与建构中形成了异族异国形象体系。在民汉文化互动影响过程中产生了竹枝词这种文学样式, 竹枝词书写者在他者视域和微观视角下对民族形象的书写与建构, 竹枝词中的异族异国形象是“他者”形象的典范, 经过书写者自身原生文化与接触异族异国文化后审美体验在文学文本中建构起边夷想象、民族形象、西方形象、城市文化, 是中国文学中文人对异域想象书写的传统。

  在反思竹枝词的审美价值时, 引入比较文学形象学上的异族异国形象是为了更好地挖掘出竹枝词的文化隐喻、地方认同与审美认同。民族文化与民族形象在特定的文学、文化空间中成为文人求异心理上书写的对象, 因此在外界对异族异国形象的认知上, 边地的自然古朴、神秘离奇、险山怪水、异域相异性文化、他族的先进政治文化与科学技术等表述成为中国近世文学中对异族异国形象的建构, 也造就了其特有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价值。即是为竹枝词研究提供一个审美话语, 关注的是作为文学审美意义上的竹枝词, 这除了是关注竹枝词的文本内容外, 也反映竹枝词书写者审美意识的嬗变。

  竹枝词中异族异国形象的书写和建构有待进一步挖掘其内在的深层文化意蕴, 在其形象层面背后的跨文化交流心理诉求需要考察, 以求社会总体形象的整体方法研究, 重点是研究竹枝词中的异族异国形象缘由什么样的书写而生成此类形象的审美意识, 以及此类文学形象因竹枝词的流传在民汉、东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当书写者以跨文化交流的心态来书写社会总体形象时, 其隐喻指向了社会总体形象产生的审美文化语境, 即竹枝词是作为一定审美文化的文学文本, 这源于书写者的多重身份及在空间移动时形成的文化认同。严格意义上的竹枝词有两万多首, 它与唐宋词等的数量大致是一样的, 同理它们的研究价值是等量的。在近代出现了的海外、异域、民族、西洋新事物等题材的竹枝词, 是晚清民国时期竹枝词适应了“西学东渐”思潮的重要反映, 实则上是书写者在审视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时的文化觉醒;民族形象、底层生活、城市文化、西洋文化、报刊广告、学生新人、科技气息、革命维新、政治金融、医院教堂等类型题材的大量涌现, 直接体现了近世文学在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的生存手段, 书写者全知视角与书写权下沉, 将审美视野广泛地触及到社会各层面。在本质上, 竹枝词中书写与建构出来的多重形象是一种审美文化现象, 是历代竹枝词文人审美意识演变的集中体现。

  在比较文学形象意义上的“民族形象”, 竹枝词中的异族异国形象是一个整合和统摄了众多审美形象的概念, 它是从唐到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在审美意识上对自我与他者感知的形象传达,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是作为研究方法上的竹枝词。竹枝词中的异族异国形象集中地呈现了自我与他者的对话美学, 以最为微观与全知的视角, 将地方知识、西方先进文化知识、中国社会转型等在竹枝词中投射, 展示了中国文学的平民审美意识和底层书写。因此, 竹枝词的研究, 可以尝试借鉴比较文学的相关理论来分析书写者的跨文化书写策略, 以及竹枝词书写转型与受众的消费心理之间的复杂关系, 基本上可以厘清出一些规律。从审美角度对竹枝词的诗意书写作更多的文学阐释, 挖掘文人在不同文化空间中的审美意识嬗变, 竹枝词中蕴含的审美文化与中国审美观念的演进之间的话题, 在适度的挖掘中可释放出异质之美。

  三 跨界之思:以比较文学形象学为创新路径

  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也遵循了诗性精神的审美性本位, 比较文学形象学可将竹枝词“采风”的诗经传统与“纪风”的平民意识与接受美学分析结合起来。建构竹枝词研究的新体系的重要前提是鲜明的思维维度, 科学地研究和总结竹枝词中的异国异族形象, 必须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原理, 需要开阔的比较文学视野、观念、方法, 整合美学、跨文化诗学、话语建构学说、竹枝词理论等其他学科理论, 并重视“非文学”层面的群体标记资料。竹枝词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方法的创新路径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思考。

  首先, 竹枝词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方法, 是建立一套与竹枝词匹配的审美话语体系, 以竹枝词的陌生化、地域化、跨文化、跨民族等特性为切入点, 形成深入式对话机制, 在竹枝词文本阐析基础上, 全面地呈现竹枝词中的异国异族形象及历史演变。在研究思路中, 在讨论竹枝词中异国异族形象时, 应该是作为比较文学形象学视域下的异国异族形象。在从竹枝词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关系及多族群性的构成为出发点时, 不仅要为竹枝词建构一个与之特性相契合的审美话语系统, 更希望从竹枝词研究中总结来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能够从传统的研究视野中跳脱出来, 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或中华多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提供别样的思路和启示。

  其次是如何回归文学本位。通过文本细读辨识竹枝词的文学价值和审美意识, 反映在竹枝词聚合式的文体功能上, “采风”是竹枝词的诗学传统功能, 具有声诗的可歌可唱, 在文学与音乐视野下, 探究竹枝词与其他文体间的互动问题, 可增强竹枝词文本内容审美内涵的探讨。而作为审美形态的竹枝词, 可引入跨文化、跨学科的新方法, 比如拉康的镜像理论及话语建构理论可分析竹枝词中异国异族形象的生成与“自我形象”形成, 一方面是指在竹枝词中形成了对西南少数民族形象书写现象, 对这些西南少数民族形象的系统分析, 其审美内涵的阐释必然是回归到文学文本上, 清晰地描述出审美性。正如笔者撰文思考的“从‘他者’形象生成的深层根源来看, 书写采用的题材、主题、意象、词汇、创作时的心态, 都必然经历了跨民族、跨文化交流与体验后的文学诉求, 在竹枝词中呈现出来的是书写者体验‘他者’文化后构筑的总体性族群想象。”[3]另一方面, 异国异族也是竹枝词中的一大形象体系, 这类形象被视为他者视域下与“中国形象”的观念演变, 对解释多民族文化融合中文人如何共同书写和审美建构了异国异族这个“社会总体想象物”, 不失为一种新路径。

  最后, 竹枝词中异国异族形象体系的比较文学形象研究, 揭示中华多民族文学交流中的“少数民族形象”与“自我形象”的关系形成、发展和作用。研究竹枝词中异国异族形象需要对唐代以降主流话语对异国异族认知的根源和审美意识的生成、演变有深入的了解。此外, 竹枝词中异国异族“自我形象”的研究可能性, 目前学界形象学研究少有对这方面的重视。竹枝词的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主要是为了回归作品本位, 竖立新视域, 可进入更宽广的审美空间, 注入更新的时代意识。对竹枝词进行比较文学形象学体系之建构的综合研究的关键是厘清竹枝词陌生化、地域化、庶民化与近世文人拓展文学疆域的关系问题, 这应与中国文学庶民化的发展趋势结合起来思考。对少数民族文人的竹枝词词人词事的收集及书写在资料收集上有一定的难度, 将前人已取得的成果加以整合并建构起竹枝词研究的学术体系。

  比较文学是以学科、民族、文化、语言等跨越性研究为内容的总体性文学, 在学界已是共识, 在比较文学形象学视域下研究竹枝词, 应“从‘文学间的对话’到关于‘存在’的对话性意识, 从母题、形象或者类型的异同到关于文化想象与文化身份的结构性分析”[4]。由此而论, 作为研究方法的竹枝词, 从竹枝词及其现代转型的社会历史文化演变中, 思考竹枝词中多重形象体系生成与建构是比较文学的新视域及可能空间, 从这个角度来说, 再挖掘竹枝词中的“异质之美”, 因“其承担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根本关联的人文学术的使命”[5], 有助于了解比较文学领域中处于缺席状态的审美话语。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竹枝词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内容, 以多重视角来建构起竹枝词中的形象体系, 能够明晰异国民族形象如何在中国风土诗歌中书写与建构。

  四 中国视角:文学本体与竹枝词的民族性

  所谓中国视角, 即立足于比较文学的中国视角, 以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作为竹枝词研究的拓展, 整合运用各种跨学科、跨文化的新方法的阐释后回归中国文学的本体价值, 淡化文学、美学、社会学等学科之间界限, 打开更宽广的视界, 必然能传达出中国声音。比较文学研究的人文视野必将向一个强调创新研究维度发展的学术空间, 比较文学研究追求民族性和世界性。学界对竹枝词定位、文体功能、史料价值、底层书写等纵深角度的探讨, 却少有专注于竹枝词中众多异国异族形象, 除了刘禹锡的“杨柳青青江水平, 忽闻江上唱歌声”, 让西南民族形象被读者广泛接受外, 其他竹枝词中的民族形象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文学认同, 而竹枝词中的西方形象、异域形象、城市形象、女性形象、文人形象、假洋鬼子、留学生等, 承载了中华多民族文学文化关系的审美形象更未被重视。

  作为承载浓厚异域情缘的竹枝词, 因没有建构起一定的文学话语和审美标准, 竹枝词潜藏的审美价值没有得到挖掘。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域下, 借鉴比较诗学、话语建构学说、跨文化诗学等理论, 建构美学对话使竹枝词中的“他者”在文学和文化之间的审美价值才得以调和, 建立与竹枝词相对应的对话美学系统, 让普通大众更乐于接受竹枝词文本及其异国异族形象, 因此需考察竹枝词中异国异族形象的生成机制和研究范畴, 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异国异族形象的经典化与审美化机制, 最终目的是为了回归竹枝词的文学本位。

  坚持比较文学的民族性, 就是要立足于比较文学的中国视角, 因此依据竹枝词独有多民族文学文化交融后的民族特色和审美价值, 回归文学本体及以建构对话美学研究机制是必要的, “在我看来, 世界文学目前没有一套固定的经典, 但一部作品要真正进入世界文学的范围, 而且长期得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喜爱, 其本身的价值, 包括内容的思想价值与文字的审美价值, 都将是关键的因素”[6]97。可见, 中国传统经典文学要真正进入到世界文学的范围, 需要我们改变固有的研究思维, 同时更要增加文化自信, 如何挖掘竹枝词中的“异国异族形象”的审美价值, 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首先, 关于竹枝词研究比较文学新视域的思考, 建构与竹枝词异国异族形象特性相匹配的研究方法, 借鉴中国比较文学形象学的“他者形象”对话理论, 积累起宽广的知识体系, 建构起相对开阔的学术视野。考虑到民族形象是“他者”的典型之一, 以比较文学形象学来拓宽竹枝词研究思路, 把竹枝词中的异国异族形象作为突破口之一, 此为竹枝词对话美学建构的理论前提, 即建构了文学文本与比较视域的同一性结构。在此结构中, 以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域作为比照来反思竹枝词的文学审美价值, 继而将竹枝词的文学文本中异国异族形象视角作为审美观照借助竹枝词传达出形象的审美内涵, 才彰显竹枝词的民族性、原创性, 当然, 为了自身反思竹枝词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思考也并非“陈词滥调”。

  其次, 阐述竹枝词中异国异族形象的生成、演变、影响, 尝试揭示竹枝词中异国异族形象生成、发展、建构的过程及其缘由。将竹枝词置于审美文化话语体系中, 从审美的角度对竹枝词中的异国异族形象作更多的研究, 基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 深入挖掘其中的审美内涵和文化意蕴, 全面地呈现出竹枝词中的异国异族形象体系, 以及文人对异国异族文化的异域书写, 并揭示竹枝词中异国异族形象在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时所起的作用和做出的贡献。这需要回到对竹枝词的对话美学结构进行分析, 并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持一定的批判意识对竹枝词中异国异族形象形成自我与他者比照关系的剖析, 思考形象为何是这样。

  再次, 竹枝词文人研究, 专题式、个案式地探究书写竹枝词的文人词事。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重点之一是创作主体及其书写, 挖掘竹枝词词人词事, 竹枝词中承载着的不同身份地位文人的地方书写及底层声音不能被忽略。特别是竹枝词书写者自身所具备的文化身份和跨文化交流诉求, 包括社会文化的、美学的、文学的因素, 值得深入分析。竹枝词书写权底层化, 民族形象、海外异域、都市文化主题得到广泛关注和拓展, 包括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 与少数民族文人的文学交流、诗文酬唱, 是竹枝词产生的重要方式, 也是研究竹枝词中异国异族形象书写、建构、审美认同的一个重要角度。

  最后, 从跨民族、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挖掘竹枝词中异国异族形象的审美内涵, 厘清竹枝词与其他风土诗在发生学上的文化歧异, 并归类整理出竹枝词中建构出来的异国异族形象生成与审美建构的根源。在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内, 作为异文化交流交融中的竹枝词, 更适合进行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因此, 是要基于跨文化诗学的视野来阐释竹枝词中的异国异族形象, 源于它是历代竹枝词文人地方书写和跨文化交流各类诉求的综合物, 是跨文化交流中互动影响下审美建构的社会总体想象物, 应阐释出其普遍性的意涵, 是关于竹枝词地方认同、审美认同的实践。

  总之, 从综合创新能力考量, 还应对竹枝词异国异族形象进行对话美学建构, 立足“他者性”视域下竹枝词文本的角度, 在文本内部与词人、文人的社交网络、读者大众的接受心理关系中建构美学对话, 因竹枝词书写者在“他者”塑造是对“自我”特性的对照与审视, 从读者接受心理的角度尝试更换研究的角度, 让其进入更宽广的审美心理时空, 以此可完整揭示竹枝词异国异族形象蕴涵的实际价值。最终是经由对话美学让读者更好地阅读竹枝词中异国异族形象的审美内涵, 以及知道这些异国异族形象在中国文学文本中的演变及影响, 更进一步来说, 如能从这些异国异族形象身上了解到中国文人审美意识的嬗变, 不失为学术新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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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罗杰.比较文学视域下竹枝词中的云南少数民族形象书写[J].中国比较文学, 2017 (2) :158-16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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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张隆溪.比较文学研究入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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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罗杰.关于竹枝词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的思考[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02):10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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