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安娜·卡列宁娜》与《雷雨》是公认的世界名着, 两位女主人翁安娜和繁漪拥有相似的遭遇与不幸, 相似的反抗与局限。在两部小说中, 两位女主角的形象在色彩方面都用了“黑”为象征, 为两人的性格与命运作了极好的铺垫;同时两人在爱情观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安娜在爱情路上始终争取自主独立地位, 就显得比繁漪更有力量;另外, 两位女主角的形象, 还和作家的态度观有着密切关系。
关键词： 安娜; 繁漪; 形象; 色彩象征; 爱情观;
中外文学作品中, 一直不缺乏走上个性解放道路而最终只能落得悲惨下场的女性形象:子君、娜拉、繁漪、安娜……她们成为了反抗压迫、追求自由、渴望真挚爱情的典型。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还有曹禺笔下的繁漪, 可以说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对同病相怜的姐妹花, 她们是中俄文学的光辉典范。“幸福的家庭全都一样, 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其不幸的遭遇”[1]写这句名言的托尔斯泰大概没有想到他笔下的安娜与曹禺笔下的繁漪在各自“不幸”中表现出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 又因为两位作家的时代背景、个人思想的不一样, 导致了两位主角在相同之处又处处见不同。
安娜和繁漪作为两部作品的女主人翁, 都具备独特的魅力。她们都拥有富裕的生活和高贵的门第, 但是她们并不快乐, 甚至极度的精神贫困:不幸的婚姻生活、被所爱之人辜负的绝望都一直缠绕着她们, 在无尽的呐喊和挣扎里, 最终还是悲惨的下场。安娜和繁漪是托尔斯泰和曹禺所塑造的具有独特艺术美和悲剧美的形象。安娜是一个诚实、勇敢、有人格尊严的女性, 她热烈追求爱情和生活。而繁漪, 则是一个“爱你如一只饿了三天的狗咬着它最喜欢的骨头, 恨起你来也会像只恶狗……不声不响地恨恨地吃了你”[2]的女人, 生活在监狱似的周公馆内过着违背自己本性的生活, 她是一个渴盼有一个男人真心爱她, 并认真地过日子的女人。两位女性, 就像在漆黑中探路前进的英雄一样, 在桎梏的封建时代, 为自由、为爱情, 走出一条那个时代没有女性敢走的路。是的, 她们曾经有过像耀眼的闪电照亮前方的路的惊喜, 可惜就在喜悦的一瞬间, 希望的光芒消失了, 等待她们的却是无尽的黑暗:弗隆斯基曾给予安娜快感和甜蜜并存的爱情, 但是在名利地位的诱惑下, 弗隆斯基所有的甜言蜜语变成了一纸空话;周萍曾点起了繁漪生命的火花, 但在封建伦理道德的面前, 周萍却步了。爱情, 本来是一无所有的女性唯一能奢望拥有的珍品, 但爱情却又如此的脆弱,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 安娜把怀抱投向了死神, 繁漪在“阴谋”后疯狂。
在评价两个人物的形象方面, 存在着同情与反对同在, 赞许与谴责并存的局面。这是因为两位主人翁在性格有着多层次、多侧面的复杂性。美丽善良的安娜, 每一个读者都是欣赏的, 但是对她离开家庭的态度, 托尔斯泰以他的宗法制家庭观给予安娜坚决的批判。而繁漪既有“美丽的心灵”使我们陶醉, 也有不幸的遭遇使我们同情, 但更有“雷雨的性格”去破坏一切而遭人唾弃。或者我们可以引用一下莱辛的看法, “悲剧的主人公应该同时是有罪又无罪的, 因为如果他完全有罪, 他就成了一个罪人引不起我们的同情心, 而如果他完全无辜, 那就俨然成为了牺牲者, 对我们不会有什么教育意义。”[3]正因为她们丰满而真实的艺术形象, 需要我们去探索和挖掘更多人物的内核意义。
一、黑色寓意下安娜与繁漪的性格与命运
安娜·卡列宁娜, 浑身散发出来的, 是一种迷人的黑。在舞会出场时, 她“穿着朴素的黑衣裳是迷人的。”[1]迷人的黑色, 是安娜的名片, 她是充满魅力、感情丰富、热爱生活的女性。尽管“黑”得美丽, 但是黑色在西方有不祥之兆, 隐喻安娜给予人神秘而不可知的感觉, 尤其是随着故事的不断发展, 这种“黑”慢慢隐含着她最终只能落得自杀收场的悲剧。
繁漪的出场是一种深郁的黑。繁漪“一望就知道是一个果敢阴鸷的女人。她通身是黑色”。[2]繁漪是一个忧郁而深沉的女人, 在监狱似的周公馆, 过着压抑的生活, 最终爆发出“雷雨”般的大事。
相比起安娜的高贵, 被禁锢的繁漪显得愈发悲哀。正因为黑色所具备的独特意义, 使她们的形象都显得丰满和有美感, 不过, 两位女主角的“黑”并不见得完全相同。由于社会地位、性格气质, 与外界冲突方式的差别, 造成了安娜和繁漪在色彩程度上的不同。同样是“黑”, 但是“黑”的“光亮度”不同。按照西方传统审美观, 安娜身上“洋溢着生命力”, 眼睛闪着光辉, 即使生活在毫无自由的死寂的家里, 她身上都会散发着贵妇人的光环;而按照中国传统审美观, 繁漪生活在一个像“坟墓”、“监狱”似的周公馆里十八年, 比安娜时间更长, 受到的束缚更加大, 由于长时间的积怨, 使她的生活添上了一层灰暗。安娜纵使在情感生活受到压抑, 可在社交界的活动使她的郁闷感觉比繁漪要轻得多, 所以安娜的描写一直比繁漪要“光”一些。这种“光”使我们了解到从人物本身的心理状况和性格。安娜从丈夫身上得不到爱, 却能得到社交界的热烈的欢迎和赞许, 甚至还有不断垂青于她的男士, 因此她的那份天然散发出来的自信和魅力会使她的形象“黑”得“光亮”一点。繁漪不但完全被囚禁在所谓的“关爱”之中, 还被人认为“精神有点问题”。她对周萍产生的违背伦理道德的错位感情, 仅是为了逃避不幸而产生的需要, “疯子般”的繁漪散发出来的黑色魅力是“阴暗”的。
但是两者的命运, 却相同地和“黑”有着重大的关联。可以轻易地感到, 无论是在外交界如鱼得水, 对真爱追求强烈的安娜, 还是委曲求全多年, “阴谋”一触即发的繁漪, 在强大的黑暗势力面前, 她们始终没有与之抗衡、改变社会的能力。“黑”的暗示, 正是两人悲剧收场的伏笔。
但是, 上文已经说过, 安娜显得比繁漪更为“光亮”, 这“光亮”源于安娜善良和真挚的性格, 因此, 在受到强大的封建势力阻挠的时候, 安娜便处于下风, 使自己原本的反抗变成了自卫, 再由自卫变成了灭亡。繁漪, 由于周公馆的长期折磨使她早就没有了同情心和怜悯, 使她在对抗封建黑暗势力时由自卫变成攻击对方, 导致了同归于尽的结局。所以就结局而言, 两人因为“黑”的性格的“光亮度”不同, 而有了自杀与同归于尽之别。正如弹簧一般, 压迫越强, 反抗也越强。而从对封建势力的打击来说, 我们也可以肯定, 繁漪带来的冲击, 比安娜要巨大。
其实, 无论是安娜还是繁漪, 她们的悲剧一方面说明了“黑”的势力的强大, 而另一方面, 都显示出了“黑暗中的一线光芒”。在时代的洪流中, 尽管她们的结局都如此地不幸, 但反抗的怒火已经点燃了, 腐朽的社会必将被摧毁, 这正是两位女性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安娜与繁漪, 除了是同病相怜的姐妹花以外, 更有反抗封建礼教的前驱和后继者的关系。安娜的敢爱敢恨的性格、繁漪美丽的心灵、“雷雨的”性格, 都因色彩的渲染而塑造得惟妙惟肖。同样的黑色, 安娜像一朵美丽而高贵的黑牡丹, 而繁漪却像带刺的黑玫瑰。
二、安娜与繁漪的爱情价值观差异
笔者认为, 繁漪比起安娜更加不幸和痛苦。作为一个处于封建礼教压迫下的悲惨妇女, 她没有爱情的自由, 甚至被禁闭在公馆中被“供养”着。在封建社会的家庭中, 丈夫说的话就是法律, 无论妻子还是儿女都必须服从。繁漪不是周公馆的女主人, 她不过是一个奴隶罢了。繁漪对周朴园, 有着一种人身依附关系, 这就使她仿佛一个玩偶, 在周朴园的淫威之下, 饱受情感摧残。另外, 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了女子必须恪守“三从四德”:“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中国女子, 从小到大都进行着“封闭式”的管理, 不允许和任何陌生男人交往。因此, 繁漪的处境正是这样:对待爱情没有发言权, 对待命运没有决定权。作为一个后母, 把自己的所谓“爱情”的希望寄托在懦弱而迂腐的丈夫前妻之子周萍身上, 这“暧昧关系”确实在中国古代不少见, 繁漪也正因为这种关系显得更加不幸。
相比较而言, 安娜所处的环境就开放得多。一直以来, 欧洲女子可以有自主选择爱情对象的机会, 也因此较有得到美满爱情的“希望”。安娜之所以能够与弗隆斯基大胆地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 甚至公开地和弗隆斯基生活在一起, 和这种思想的渗透和流传不无关系。其实上流社会如此大规模地指责她和阻止她, 原因是安娜不愿意这样成为男人的点缀品, 不愿意像莉姬娅伯爵夫人之流那样, 偷鸡摸狗地欺骗着丈夫, 暗地里与情夫勾搭。她大胆追求, 勇敢抗争, 为了自己的幸福不惜与整个上流社会为敌。只是, 封建势力对于安娜来说实在太强大, 因此安娜也在故事的后半部分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矛盾与痛苦之中, 尤其是过分沉重的精神负担导致安娜产生了分裂的心灵, 最终使自己步向死亡。不过, 这种向上流社会“宣战”的行为对于中国女性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繁漪只能够选择幽会这种方式保持她和周萍的关系, 而也只有用“闹鬼”的谣言来掩饰这种她认为的“罪恶”。
我们再比较一下安娜和繁漪在爱情过程中的表现。可以说, 由于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影响, 繁漪在和周萍相处的过程中始终表现得十分被动。繁漪需要周萍别抛弃她便可以了:“带我离开这儿, 日后, 甚至于你要把四凤接来———一块住, 我都可以, 只要, (热烈地) 只要你不离开我。”[2]很显然, 这是繁漪长期处于没人疼爱的环境中所造成的恶果。尽管她在对抗周朴园专制的斗争之中显示出了独特的“雷雨”的性格, 但是, 在爱情这个领域里, 她显然还是一个愿意自贬人格去乞求爱情的可怜女子。繁漪爱的只是“爱”———一样纯粹而抽象的概念, 并没有具体的对象, 因此只需要在“爱”这个领域出现任意一个给她安慰的人, 她就觉得满足了。至于安娜则完全不一样了。她一直以来都不甘心也不能容忍自己只是做弗隆斯基的情妇:“我只求你千万不要遗弃我……但是这个是次要的, 我要的是爱情。”[1]于是, 她不断力图使自己的身份合法化, 不断对抗着外界对她的批评和指责, 公开与丈夫决裂、公开与上流社会决裂。这一切, 对繁漪来说都是高不可攀的行为, 而只有周萍在她身边, 她愿意过着“母亲不像母亲, 情妇不像情妇”的生活。所以, 安娜敢于离开她的罪恶之家, 而翻译却始终不能走出这艰难的一步。显然, 安娜追求的除了爱情之外, 还有自由和平等。繁漪尽管能够在对抗封建的斗争中显示出比安娜的“略胜一筹”, 但是在爱情路上, 安娜争取的是建立人格平等基础上的爱情, 显然比繁漪的一味屈从更具有力量。
通过对两位女性形象关于爱情观方面的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 妇女解放是繁漪和安娜的共同追求, 只是因为社会条件的限制, 反抗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尽管安娜和繁漪都不算是真正成功的“解放”例子, 但是, 在妇女斗争的历史上, 两位女主角的形象仍旧具有深刻的意义。
三、安娜与繁漪形象塑造显现出的作家态度
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注目巨着, 《安娜·卡列宁娜》与《雷雨》中安娜与繁漪这对经典的形象, 同时饱含着作家对时代的认知和批判, 。
根据托尔斯泰的宗法制家庭道德观, 幸福家庭是必须建立在“合情”与“合法”的基础上的。但是, 安娜和卡列宁“合法”却“无情”, 安娜和弗隆斯基是“合情”却“不合法”, 按照托尔斯泰的道德观, 这两对情人都不会得到幸福。为了突出作品中的主人翁的不幸和谴责其行为, 他创造了一对“合情”又“合法”的夫妻:列文和基蒂, 并将自己的事业理想倾注于列文身上, 将自己的家庭道德规范, 放于基蒂身上。基蒂, 是一个和安娜一样处于上层贵族阶级的女性, 拥有同样的温柔美丽, 也曾经因弗隆斯基的离弃而自暴自弃, 也曾经有过“挣扎”的念头, 可以说她完全是安娜的“同类”。但是, 她思想上经过所谓的“宗教洗礼”后, 在情感上变得专一, 全身心辅助列文完成他的事业, 并且关心丈夫的哥哥尼古拉, 细心照顾自己的孩子……的确, 基蒂没有安娜那么迷人, 但是由于在道德上的自制和坚持, 托尔斯泰给她安排了很好的生活。“一个妇女为献身于母亲的天职而抛弃个人的追求越多, 她就越完美。”[4]这是托尔斯泰的道德标准。而安娜由于过分追求自己的私欲, 抛弃了自己做妻子和母亲的职责, 被托尔斯泰严加批判。安娜与基蒂这两个人一沉一浮的命运, 正好体现了托尔斯泰谴责情欲, 崇尚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思想, 这思想同时也成为了《安娜·卡列宁娜》的审判者。
在《安娜·卡列宁娜》中, 托尔斯泰通过安娜的悲剧, 无情的撕破了贵族阶级道貌岸然的假面具, 但是对于安娜的结局, 托尔斯泰却认为她已经触犯了“爱”的宗教思想和他认为最正确的“宗法制家庭观”。因此, 尽管安娜有超人的美貌和才智, 在社交界如鱼得水, 尽管她是一个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争取自主爱情、争取个性解放的女性, 但是破坏了家庭和谐就一定要遭到谴责。因此托尔斯泰给安娜一个“卧轨而死”的结局。另一女主人翁基蒂因为迷途知返, 最终得到了幸福的爱情。在整个故事中, “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的题词, 就已经充分反映了托尔斯泰这种思想:“要表达一个思想, 即人们所作恶事将有痛苦的后果, 不是来自人们, 而是来自上帝, 就象安娜遭遇的一样”。[3]安娜的形象显示出来的正是一种这样的悲剧:争取个性解放、争取自主爱情, 却最终惨败于作者的道德观念之下。
《雷雨》反映的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历史生活, 五四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人民逐渐起来要求民主, 争取人权, 曹禺也逐渐认识了剥削阶级的罪恶, 社会的黑暗。于是他创作出了繁漪。侍萍等一系列形象, 通过展现家庭冲突, 揭示以封建道德维持的旧家庭、旧社会势必崩溃的趋势。作品的客观意义和作者的主观意图是比较一致的, 作者对繁漪的态度更加十分鲜明:“我会原谅她, 虽然她做了所谓罪大恶极的事情———抛弃了神圣的母亲的天责……繁漪自然是值得赞美的。[5]
曹禺的道德观念也在《雷雨》中体现出来。身处20世纪初的曹禺已经注意到了女性解放的迫切性, 在借助繁漪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的同时, 又充分肯定了中国传统妇女思想中确有值得歌颂的地方。在作品中, 作者对“真爱”、“善与美”的追求同样是明显的。因此, 和托尔斯泰推崇基蒂、批判安娜不一样, 曹禺以其高瞻远瞩的笔法, 在盛赞繁漪的同时, 也对剧作中的侍萍表示了他的敬佩。
作为同一个男人的情人, 作为中国二十世纪初的受苦受难的妇女形象, 繁漪和侍萍的悲剧命运往往是连在一起的“同类”。但是, 人们往往只看到繁漪“美丽的心灵、雷雨的性格”, 却忽略了《雷雨》中最令人同情和深思的角色———侍萍。曹禺在《雷雨》中精心塑造的鲁侍萍形象, 诸多学者都认为侍萍是“善与美”的化身, 她又是“真爱”的化身, 她对周朴园的无情不图任何回报或报复, 这种时代文化在《雷雨》中表现得十分细腻。三十年来坚韧和顽强的生活, 默默承受着社会和家庭给她的压力, 还担任了一个贤妻良母的角色, 主动出去找事干, 企图以经济上的独立换得人格上的独立。即使是面对仇人周朴园, 面对接踵而来的一对对剧烈的矛盾, 她始终是一个顾全大局的女性形象。她不像美狄亚, 在遭遇丈夫抛弃后杀掉自己孩子去报复。她养活自己的孩子, 把坚强地过好生活当作对社会对她不公平对待的反抗。只是她的反抗太过微不足道了, 这正好代表了无数的中国劳动妇女被男权压迫得“哑”了, “忍”便成了美德, 这更加深刻的揭示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平和不合理。但是, 她的形象起码让三十年代的人们不至于对“真诚”、“善良”的追求感到绝望。与侍萍相比, 繁漪曾经也是“哑巴”, 但是在两代人的欺辱下, 她以“雷雨”的性格, 操纵了全剧的发展。在周朴园的精神摧残下, 她从退让到反抗:为了缠住周萍, 不惜从中破坏他与四凤的关系:利用亲儿子周冲对四凤的感情, 使其兄弟相争;出其不意将罪恶见证者———侍萍引回家来, 为的是使恶魔———周朴园露出真面目。这一切就像一把火, 破坏了整个有“秩序”的家庭。在封建式的环境中, 中国的女子选择的对抗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繁漪式的破坏和疯狂, 另一种是侍萍式的坚忍与奉献, 作者同样作出了充分的肯定。
安娜与繁漪身负着打破牢笼闯出明天的使命, 作为时代洪流之尖的女性, 她们对抗压迫寻找出路;作为悲剧人物, 她们使人惋惜与感叹。安娜承载托尔斯泰的矛盾———提倡个性解放却反对破坏家庭, 繁漪肩负了曹禺对封建礼教无情批判的使命。
参考文献：
[1]列夫·托尔斯泰.郭军, 张际标, 张名高合译.安娜·卡列宁娜[M].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5:654.
[2]曹禺.雷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145.
[3]张秋华.读《安娜卡列尼娜》[A].托尔斯泰研究论文集[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361.
[4]列夫·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五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268.
[5]曹禺.雷雨·序[A].雷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