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按照不同的生存样式，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蜕变，并最终取得了由低级到高级的演进。探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可能会有无数条理由和原因，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按照每种原因进行分析，都会形成不同的学科，进而完成对社会历史的解释。而上述以客体为线索和根据的研究方式是我们以往较为普遍使用的，今天我们以主体为参照，即以社会主体的需求为索引，去探讨我国当代社会的变化、发展现状及特征，不失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社会发展缘起于需求的变化，主体的社会需求变了，满足需求的社会条件就要相应改变，社会条件调整和跟进的过程也就是社会发展的过程。研究社会发展的根源及趋势，从根本上就是分析社会需求变化。以2002年为界，我国社会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从“温饱”阶段进入“小康社会”阶段，背后是社会需求从“生存性”向“发展性”的转换。那么，“生存性需求”是什么，“发展性需求”又是什么，二者转换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社会发展处于“生存性需求”阶段，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进行“生产性努力”①；基本原则是“经济---温饱---发展”;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是，经济是中心，温饱是目标，发展是硬道理。“生存性需求”的含义是，如果不满足，生存就保证不了，因此，该需求的首要特征是底线性。这体现在两个层面，即：在人的发展上，不满足人就无法生存；在社会发展上，不满足社会就会崩溃。而对生存来讲，其基本条件是食物与环境，有了则温饱无忧，没有则温饱不保。
因此，“生存性需求”的内核包括物质性和温饱型。物质性意味着这种需求指向物质世界，核心是物质不能匮乏；温饱型意味着这种需求指向人的“肚子”,是人的生存方式问题。综合这两个方面可以看出，“生存性需求”是否满足，关键是“物质是否充足”和“温饱是否无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生存性需求的满足=物质充足+温饱无忧。
如何实现物质的充足呢？基本条件是，生产能力足够，生产体系完备，生产的积极性持续不断。也就是说，要保证一个社会的物质供应充分，就必须不断进行生产性努力，即生产性努力是解决一个社会“生存性需求”的核心路径。
如何保证人们的温饱无忧呢？基本条件是经济发展，这就既需要有政策体系的支持，又要有组织要素的保证。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中人们是否温饱无忧，既是一个政策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组织能力问题。政策性代表着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组织能力标志着一个社会能把价值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变成现实内容。政策支持和组织能力保证二者有机统一才是一个社会能否有效解决温饱问题的关键。
综合上述关于“生存性需求”的分析，可以发现，在社会发展处于“生存性需求”阶段，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是“生产性努力”①。
在社会进入发展性需求阶段，需求的“内容多样化”和“内涵精神性”是其基本特征，“存异·个性化”、“交往·公共性”、“议题·文化化”是上述特征所带来的三大变化，这些变化形成三大发展趋势，即“利益冲突”、“诉求冲突”、“利益集团冲突”,其本质是社会的“分配性诉求”,因此，当前社会发展的新议题就是，如何针对上述冲突进行“分配性设计”.
相比于“生存性需求”,“发展性需求”是一种内容多样、层次高级的需求，内容上多样是指需求种类更多了。如果说，生存性需求就是一种“是否存在”和“能否活着”的要求，那么，发展性需求就是“更好存在”和“更好活着”.前者只要有食物和条件就满足了，而后者不光是要有，更主要的是要有“好”的食物和条件才可以满足。因此，“温饱”不足以解决发展性问题，只有基于“温饱”的多样化供给才可以满足发展性要求。此其一。其二，需求层次高级指的是，一旦物质性需要满足了，那么，非物质的、精神性的需求就会上升为主导性需求。由是“内容多样化”、“内涵精神性”,就构成了发展性需求的重要特征。
对上述两个特征深入分析，可以发现三个重大变化隐含其中：第一，以前社会看重“求同”,而今天，人们需求本身日趋多样，每个人又各有不同，且表现出一种对“存异”的偏好。
这样一来，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就不断趋向“个性化”.笔者把它概括为社会发展的“存异·个性化”趋向。第二，在逻辑上，“个性”相对于“共性”而存在，没有共性也就没有个性；在实践上，“个性化”所以能实现，是因为每个人都在进行社会交往，无交往也就看不到个性；在这个意义上，需求的个性化和交往的公共性就如同手心手背一样成为一体两面的东西。
笔者把这种变化称为社会发展的“交往·公共性”凸显。第三，在“生存性需求”阶段，社会交往的主要内容是如何进行生产性努力，经济与生产是公共交往的主要议题；而当下人们的需求指向精神层面，交往趋向于诉求表达和话语权的获取，文化与分享成为公共交往的主要议题。笔者把这种趋势概括为社会发展的“议题·文化化”走向。上述三大变化带来了这样几个基础性问题或者说社会发展的新议题：
首先，基于社会发展的“存异·个性化”趋势，社会分层加剧，阶层架构最终形成。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分层的内在机制是利益驱动，即每个个体的利益追求，体现为社会需求的“个性化”;外部条件是“存异”而不再“求同”的价值偏好，即每个个体都喜好和愿意归属符合自己口味的社会群体。
阶层分化带来了不同阶层之间利益的张力和碰撞，社会群体之间的紧张性开始凸显。基于此，社会的“利益冲突”及其如何解决将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首要议题。
其次，基于发展的“交往·公共性”的增强，社会诉求的群体表达日渐增多。也就是说，随着交往的扩大，群体性话语和群体性事件会越来越多。在这一发展趋势中，交往因为指向非物质领域，因此其内涵是“诉求表达”②。又因为交往的焦点是公共性议题，因而公共问题、公共事件、公共话语、公共精神就成为“诉求表达”的基本特色。当前社会阶段的社会诉求从性质上说，公共性是主体，私人性是辅助。这就意味着，当前社会诉求增多，诉求之间的冲突（即“诉求冲突”）及其如何解决也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社会发展议题。
最后，基于社会发展的“议题·文化化”趋向，社会利益集团开始形成。在这一过程中，利益群体之所以会逐渐转换为利益集团，核心原因是社会群体的自觉性增强。也就是说，社会在其越来越文化化的过程中，开始理性地思考问题，开始自觉定位、评估各自的社会地位和需求，并在此基础上自觉寻找组织化途径，强化自己的优势，规避自己的劣势。因此，利益集团的核心标志是组织化的成熟或者说一定程度的组织化③。因为组织化程度本质上代表着一个群体的力量大小。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利益集团的形成又意味着一个社会的博弈已经开始进入力量层面，社会冲突深入到核心圈层。就此而言，社会一旦面临利益集团冲突问题，也就意味着该社会将很快触及社会深层秩序的改革。这既是一个社会最核心的问题，也是社会发展将要解决的最关键的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