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希腊罗马时期，科学与哲学是交织在一起的，可以说自然科学就是哲学。由于科学与哲学的同源性，在与哲学的分离过程中，科学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逻各斯”理性精神并发展成近代科学理性①。古希腊哲学的“逻各斯”理性精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语言学角度来讲，它主要体现的是一种确证精神。“逻各斯”最初的含义是言语、语词或话语。话语有两个功用：表达和交流，是一种公共的东西。一旦一种东西用话语表达出来，也就使其得以固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它表达了人的一种追求确定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从思维活动的角度来讲，“逻各斯”既是语言以及所表达的内容，同时还是一种思维方式或思维形式②。从这层含义上来讲，“逻各斯”也是逻辑推理，体现的是一种逻辑精神。有学者指出，自然科学兴起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希腊哲学的恰当的概念和理论，以及来自中世纪经院哲学中训练的逻辑方法”③。在这个论断中，“恰当的概念”以及“逻辑方法”等都是哲学“逻各斯”理性精神的具体体现。虽然近代科学理性继承了古代哲学的“逻各斯”理性精神，它们在本质精神上是一致的，但是在科学理性的形成过程中它们在表现手段或者表现形式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人类认识的一个本质要求，哲学也是从对世界的确定性的把握开始的。要认识世界、把握世界首先要认识世界的本原。泰勒斯是第一个讨论世界本原的人，他从感性经验出发提出了水是世界的本原的论断。巴门尼德将求知的道路分为真理之路和意见之路。真理之路的基础是理性；意见之路则是建立在感性经验的基础之上。苏格拉底则将对世界的认识转向对自身的认识，即“认识你自己”,可以说认识了自己就认识了世界。柏拉图发展了这种思想，提出了理念论。在理念论中他划分了两个世界：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理念世界是本原，现实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摹仿。在他看来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把握了理念就把握了现实世界。此后亚里士多德则将柏拉图的理念发展成为逻辑概念体系，他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对概念范畴的分析。自然哲学家对世界本原的把握是建立在直觉推理的基础之上，带有主体性。而近代的观察和实验首先将主体的因素从观察对象或者实验对象中排除出去，即人们站在外部事物角度来看待事物。
实验科学的模式是先建立假说，然后通过外在的实践及经验的认识来验证，只有符合观察和实验结果的才是真的。因此它的出发点是外在的经验世界。
而且观察也不仅仅限于人的本身的感觉器官，人们更多的是利用观察工具，譬如望远镜以及显微镜的应用。培根的观察和实验表明，人的主观世界不一定与外在世界相一致。由此，在实验科学中我们看到自然科学的基点是外在的客观世界或者说是经验。这也昭示了自然科学的基本范式，标志着自然科学开始同哲学分离，同时也标志了近代科学理性的萌芽。由于观察和实验科学的提出，促使自然科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最典型的是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此前认定的落体规律。
二
“逻各斯”本来的意思就是话语和言说。从哲学上来看，语言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源自于它的可交流性或者公共性。要对事物进行确定，首先要能说出，也就是说把事物以语言或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或者就是对事物下定义、做判断。古代哲学家将水、火、气以及原子等看作事物的本原，事实上就是对世界的本原下定义。
通过这个定义，我们就能够把握本原。虽然他们都有以具体事物来代替世界本原之嫌，但是却开启了以概念来把握世界的先河。后来，巴门尼德从更抽象的角度将世界的本原定义为“存在”,而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个概念世界，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概念以及范畴的研究。因此，在哲学中对世界本原的把握，实际上就是对概念的把握。把握本原的概念就是把握本原的定义。这种定义就是对本原的属性的分析，是一种质的把握。
然而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过程中，“逻各斯”理性中这种对事物的把握从对质的规定转向了对量的规定。人们专注于事物的形状、大小、长短、轻重以及快慢等。要对事物的这些特征进行描述，关键就是对数以及数学的重视与应用。数学在古希腊时期就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而且也受到很多哲学家的重视。将数学引入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达·芬奇。他继承了罗吉尔·培根关于实验科学的论断以及对数学的重视，明确地将几何、数学与观察、实验科学结合起来。在他看来“数学、算术与几何学在各自的范围内给人以绝对的确实性；它们是与普遍有效的心理概念发生关系的”,但是实验才是“确实性之母”①。他认为数学要达到更大的确实性，必须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和实验之上，同时，这种通过数学计算和几何推理所得到的结论还要通过实验来验证。通过将数学和实验科学的结合，他使数学和几何这种从普遍心理概念上获得的确实性也得到客观观察和实验的支持。真正让数学在自然科学中展现其强大力量的是哥白尼。他在前人观察记录的基础上，通过数学计算提出了日心说，并得到了后人的证实。通过这种数学计算，哥白尼给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理论以致命的一击。由此，也展现了数学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后来伽利略通过加速度理论奠定了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地位。在加速度理论中，动力学领域的一切形式都可转化为同一种量的变化。也就是说，它使不同的物理运动现象获得了齐一性，这种齐一性是通过数量来体现的。
自然科学抛弃哲学上的质的规定而转向对事物量的规定的主要原因，是数相对于自然语言的概念有其独特的优势。简言之，数具有客观性。在古代哲学“逻各斯”理性的主导下，我们对事物的确定是通过自然语言来对事物下定义并形成概念。然而自然语言的客观性本身就一直受到哲学家的质疑，归根究底是因为自然语言的产生以及发展是以主体为中心，它形成以后就内在地包含了一种或者多种意义；另外也因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有些语词的意义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缺陷。因此，由自然语言形成的定义、概念以及范畴就会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并会产生歧义。数字虽然也是一种语言，但是它剔除了自然语言中的主体因素，本身并没有意义，因此也不会受到各种主观意志的干扰。自然科学中所使用的数是自成体系的纯粹的数，不涉及事物的内在本质的规定，与事物是一种外在的联系。此外，数还具有精确性。
三
不管是哲学还是科学，在其终极意义上都是追求对事物或者世界的一种确定性。然而要获得这种确定性的真理性必然要对它进行论证。
如前所述，自然科学在与哲学分离的过程中，对事物的确定性从质的规定转向量的规定，这种转变是因为对数和数学的运用。由于数在自然科学中的运用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公式、公理，自然科学家就利用这些数学公式和公理来推演自然世界，自然就形成了以数学的公式、公理为核心的逻辑体系。自然科学出现这种转变除了因为上述关于数的客观性和精确性的特点之外，还在于数学推理的长效性。
也就是说，数学公理和公式通过很多步骤的推理、演算都能保持其推理的正确性，或者说不失真。伽利略将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运用普遍化；牛顿在这一基础上将整个自然运动纳入到以数学公式和公理的演绎推理之中，他总结了动力学的三大基本原理。
在牛顿看来，自然世界的运动变化都可以从这几个基本原理来推出，而且这些基本定律又是以几何原理和数学公式来体现的，牛顿认为“大自然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至此，自然科学完全纳入到以数学语言为载体的逻辑体系之中。
综上可见，近代科学理性虽然承袭了古代哲学中的“逻各斯”理性的本质精神，但是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却形态迥异。这种差异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哲学的主客一致的基础，也导致了近代哲学形态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一方面哲学研究从古代本体论向近代认识论转变；另一方面，随着经验主义、逻辑主义以及机械主义的兴起，近代哲学理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哲学中“努斯”理性的式微或沉沦。近代哲学通过对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进一步加强了哲学中的“逻各斯”因素，其主要体现在近代哲学形态的一系列变化上，导致哲学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而哲学中那些体现“努斯”
理性的终极因和目的因的探讨，也就是对世界的根本原因的探讨则越来越少。培根认为那些“引进抽象的方式，引进目的性原因和第一性原因，而在多数情景下删去了中间性原因”的哲学理论都属于哲学中的迷信和神学，都应该从哲学中剔除出去。
因此，我们在用“逻各斯中心主义”来概括近代哲学的时候，必须厘清近代科学理性与“逻各斯”理性的差异和近代科学理性对“逻各斯”理性的影响，以及因此而导致的近代“逻各斯”理性与古代“逻各斯”理性的不同。也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近代哲学相对于古代哲学所产生的一系列变化和近代哲学的理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