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所有思想文化的巨变与进步，都与媒介变动有直接关系。
按照媒介理论权威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理论来看，媒介不再仅仅是媒介，它决定了人类社会及人的思想、行为等等，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思想和学者个人作用的发挥，对学术质量、数量同样有深刻作用。因此，如果对互联网的意义和影响仅仅注重于技术和传播功能方面的考察，显然是避重就轻的认识误区与技术主义的浅薄。恰恰相反，由于互联网信息的互动性和互为因果性，科技界和信息技术在不断向人及人性靠拢，体现出日益明显的“思想化”特点，学术生产者、用户和载体重组造成了中国社会科学格局的全面变动。
一、学术资源主体朝互联网位移
为叙述方便，本文将社会科学成果的生产者、使用者和媒介统称为社会科学学术资源。相比于形式上的创新和传播速度的提升，互联网带来的社会科学学术资源位移的意义要明显得多。具体表现为：
（一）生产主体和使用主体朝互联网位移
当前的中国社会科学界，严谨有余，创新不足。历史与现实，环境与个人，方方面面的因素羁绊了学术繁荣。互联网的开放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诚如叶小文教授谈到微博的传播特点时所说，“它使每个发言者在互联网上实现平等对话，这种交流方式的确在深刻改变中国社会的传统。”
对微博影响力的这种界定自然适合于互联网上其他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社会科学的生产主体和使用主体，以由官方朝民间、由可控朝不可控、由单一朝多元、由集中朝分散等多种表现形式朝互联网位移，乃大势所趋，创作和编辑活动极大地个人化，是互联网时代社会科学学术最基本、主要的运行方式。博客、播客、微博、聊天等行为都可以归类为个人创作与出版，转发和简介等也有部分类似作用。
个人编辑出版推动了网络大众文化的发展，开启了社会科学多元发展的新征程，突破了政府及主流媒体单向舆论甚至大部分社会科学学术观点、资源和惯性的权力，而且以诸多传统学术形式无可比拟的优势，为学术观点的丰富与传播及研究成果科学性的不断提高发生积极作用。这种变化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极大地调动了学术生产者在网上参与学术的兴趣，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网上社会科学学术资源库。
前互联网时代已经有收音机、电视机、报刊杂志等诸种媒体，但在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成果通过各种因素裁剪选择后质量严重受限，正如法国著名学者鲍德里亚所概括的：“因为传统媒体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媒介资源的控制者手中，报纸和电视表达更多的是经过筛选后的‘公共意见’，或者说是与政府保持一致的主流意见。这与社会公共领域所崇尚的机会均等、平等参与、自由讨论的理想状态有着难以逾越的显示差距”，即公共领域的声音基本处于失语状态。过时的、没有阅读价值的内容吸引读者的能力自然极为有限。
来自诸多领域的资料显示，近年传统媒体的使用量在急剧下降。究其原因，如美国学者卡茨等诸多传媒学家所说：人们接触和使用传媒的条件一是接触媒介的可能性，二是媒介印象即受众对媒介满足需求的评价。这种使用无论对他们的需求满足与否，都将影响到以后的媒介选择使用行为，人们根据满足结果来修正既有的媒介印象，不同程度上改变着对媒介的期待。
在互联网普及的当今，人们对社会科学知识的需求依赖和期待于互联网，不仅是现实，而且也成了趋势。
（二）传统学术载体的边缘化及电子资源主体地位趋势化
前互联网时代，纸质学术期刊是社会科学成果传播主阵地，互联网彻底改变了这种趋势。现以中国政治学核心刊物的影响力做抽样统计分析，以为说明（如表1）。对上述数据做最宽泛的统计，以上刊物自创刊或文革后走向正规以来，发文至多70000篇。政治学在中国是比较活跃的学科，信息量尚且如此。其他社会科学的总体状况一般不会在其之上。
在传媒发展史上，至今没有比互联网成本更低、使用更便利、传播速度更迅捷的平台，而且这种成本会日趋降低。当出版主体分散化和官方垄断行为被边缘化的情况日益严重时，网络提供的言论出版自留地与殖民地，既符合了“我自己说了算”的个人心理，又可以根据个人需求与兴趣参与。网络编辑的自由、创意，也增加了人们的参与热情，这种情况使得电子资源库的丰富速度迅速升级。
二、社科研究在网络时代的新特点
与传统时代相比，网上社科学术界呈现出以下突出特点。
（一）专业界线被突破
前互联网时代，学者和学术成果基本在专业圈子里展开，按专业各就各位发表成果，和同行及相关群体交流。基本局限于研究所、专业报刊、学会、高校相关院系等。传播结构的这种局限，必然造成成果普及和推广困难，部分研究成果自生自灭或沦为祖传香火，局外人和非专业人士谈论与传播专业的渠道严重受阻甚至没有可能。尤其如史学、哲学等思想性专业性强的学科，很少能在业外有所影响。很多情况下，学术价值越高，影响面越窄，被关注度越低，专业途径领域拓展极为艰难。
互联网改变了上述情况，观点碎片化、传播途径多元化、学者活动圈子平民化、观点表达通俗形象化等新特点，使学术冲破狭隘单一的状态，走向寻常百姓和专业之外的群体。学术成果的影响力与传统的作者社会角色、职称、学历等因素几乎失去了联系，而直接取决于知识含金量与网民阅读习惯的契合度。
传播功能助力原创的功能较前互联网时代剧增，尤其值得关注。传播的作用比原创更显得举足轻重，这是互联网时代独有的现象。换句话说，好的原创性研究如果没有网络的充分发酵，就不会有比较乐观的影响力。互联网的普及及人们使用习惯的改变，更加大和深化了这些进程。除了极少学科，人们对电子资源的依赖已远超于纸媒，这是不争的事实。以往所谓专业人和非专业人的划分，不如当今以网上人和网下人的区更能说明问题，在专业普及方面尤其如此。
（二）研究资料库发生巨变
社会科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来料加工过程，所以，材料能否被研究者比较完整准确地占有，是学术质量的主要取决因素之一。互联网普及以前，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受到一定局限，这对学术有显而易见的不良影响。网络时代以资料的海量而著称。从某种意义上讲，广泛而翔实的材料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推进提供了条件；传统意义上的第一手史料，即官方记载有边缘化危机，新材料支撑的“异端著作”大受追捧，对其材料应用和解读方式提出质疑更乃常事。
（三）学术观点发生颠覆性变化
互联网的开放性使诸多原来无法面世的材料得以见光，自媒体使冲破以往的学术禁区变为可能，这种变动极大地拓展了学术空间，相当大的程度上冲破了各种学术禁忌，诸多定论被颠覆。如以颠覆传统观点的新史料新结论为亮点，在网上影响颇大。至于微博上碎片化的新材料，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中国传统学术格局和价值观的消解力度，更是难以估量。
三、影响与挑战
关于媒体和内容的关系，上世纪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哈罗德总结道：“也许可以假定，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的特征。也许可以说，它无孔不入地影响创造出来的文明，最终难以保存其活力和灵活性。也许还可以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网络对中国社会科学就产生了这样的影响。自媒体对学者的参与积极性和灵感产生巨大作用，并与读者的使用热情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网上学术。如20世纪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所断言的：“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整个世界”，很大程度上就表明了这一趋势。总体而言，对学术界提供的是良机。
（一）极大地推进了学术普及和学术质量进步
中国目前网民数量居世界第一，网络以其直接性、简洁性、高速度、传布面广等特征，对学术成果普及发挥着超越以往任何媒体的作用，对研究资料多样度的提升尤其功不可没。这种局面下，学者挑战权威结论变得极为随意和常见，虽然这些资料千差万别、良莠不齐，但更多角度和线索的呈现，无疑对探究问题有利。资料和结论只有经过比较和反复锤炼，学术研究结果才能具有较高可信度。虽然这需要相当长的过程，但毕竟是一种可喜的进步，也提供了更宽广的进展空间。
（二）传统学术防线集体失守
学者靠学术为生，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也是学术发达的基本动力。前网络时代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取决于纸媒身份、官方和学者个人的社会地位。
网络打破了这一格局，作者的观点不通过传统渠道就能传播。网上没有一席之地的学者，学术成果影响力日益式微已成定势。如果仅就传播能力与范围而言，一名网上有影响力的学者，其博文的阅读量远超过前述政治学全部核心刊物所有刊文阅读量的总和。相比而言，网络对学术观点具有很强的零售能力。观点的跨行，淡化了问题的敏感度和被关注度。这些年来，许多学者在网上经营自媒体，将研究成果以通俗的博文、微博等导入普通读者和专业圈之外，声名大振。“非主流”学术被广泛认可。以史学为例，这些年历史随笔大卖就是例子。有历史研究者就因此登上作家富豪榜。近年出版的类似图书都有不俗销量。一些学者也通过网上和纸质出版物的互动成绩突出。这些又反过来促进多元学术探讨和传播，进一步促进了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
（三）推动了现行学术管理体制和主导思想的创新
传统媒体被网络边缘化、原有价值观的权威作用和管理手段疲软无力，这在当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12年，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在复旦大学与学生交流时称，人民日报人在新媒体格局中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其实，这种局面是大部分传统媒体和管理方面在网络时代共同面对的困局。一方面是层峦叠嶂的条条框框，另一方面是自由、开放和无序。如何尊重历史与现实，促进中国教育与学术的繁荣发展，期待着学术管理层面的创新。用经得起推敲的知识和理论取代过时的、没有说服力和科学根据的内容，时不我待。
结 语
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科学格局的影响，最深层次的提醒意义有二。对于管理层而言，改革速度跟不上，就意味着其公信力将不断降低和阵地进一步边缘化。对于学者而言，没有网上的一席之地，就没有学术影响力；不关注网上的新资料新动态，学术成果也无法保障其前沿性。这就是信息时代工具、内容、形式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的结果。社会科学的各相关方面必须在不可逆转的网络环境中适时调整步伐和策略，才能寻求各自的生存之道，同时也才能促进学术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