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拥有经久不衰的话语权及影响力，取决于以下要素:创立者要创造“真经”;传播者要“真懂”;实践者要“真用”;接受者要“真信”;在解决时代问题和掌握人民群众上要“真灵”。
一、创立者要创造“真经”
理论创立者创造出真正的经典(简称“真经”)，是决定一种理论之发展命运且拥有话语权的基石。
如果以生命来比喻理论的存在时间与发展状况，那么创立者的“真经”，就是决定一种理论之发展前途且拥有话语权的命根。所谓经典，就是反映时代趋势、国家需求、实践要求和民众诉求，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运用了新的分析框架，提出并解决了新的问题，提出了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原创性理论或核心理念，引领着时代的发展;或者是沿着思想发展的逻辑，实现了思想(理论)史的转变，系统阐发了某一理论，解决了思想发展史上的重大问题，推进了学术发展。
从经典的来源来看，如果前者是“论从实出”的话，那么后者则是“论从经出”或“论从史出”。实际上，这二者是统一的，因为任何理论或学说都来自对一定“文本”的解读，而现实世界则是一切解读的最终“文本”。解决问题的彻底性、理论的原创性和阐述的体系性是一种理论能够成为“真经”的必备要素。理论具有了解决问题的彻底性，才能自圆其说并说服他人。
马克思曾就理论的彻底性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抓住事物的根本并真正解决问题的理论，就能成为群众信奉的“真经”。原创性是理论“安身立命”与呈现魅力的不竭源泉。
原创是批判中的建构与传承中的创新，它既反对“我注六经”式的妄自菲薄，也反对“六经注我”式的唯我独尊。理论的彻底性与原创性需要借助于一定的体系呈现出来。黑格尔曾就体系对于哲学理论的重要性强调指出:“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偶然性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
这段话也适用于哲学以外的理论。缺乏系统论证与完整体系的理论，往往无法超越个人的主观进而成为必然性的理论。
理论要成为“真经”，除了具备彻底性、原创性和体系性之外，还要为大众立言，即具有大众性。这是理论能够成为大众信奉的“真经”、拥有深厚生命力的重要条件。马克思从开始其哲学活动初期，最关注的就是人民大众的生存处境与发展命运，期望建立一种为大众提供现世智慧、为大众立言、作为无产阶级解放“头脑”的大众形态的哲学。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哲学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而无产阶级是这种哲学的“心脏”。面对德国的现实状况，马克思指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这表明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首先是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尤其是无产阶级的生存世界，是要为民众立言的。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中，马克思哲学的大众性被“遮蔽”了，马克思哲学的大众形态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这种状况集中表现在:学术界对大众关心的问题关注和研究不够，人民大众的生存境遇、发展命运与精神世界问题没有真正进入哲学视阈，人民大众的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没有成为专家学者研究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充满学术话语、政治话语、西方话语，但通俗易懂的大众话语严重缺失。澄清马克思哲学的大众性，真正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形态，有利于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魅力与吸引力，这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命运。
值得注意的是，“真经”往往是与理论创立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离不开马克思自身的能力、责任和品格。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强调说，他要选择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从事思想研究的职业，尽管这一职业会使他付出巨大牺牲，他也在所不惜。马克思大学毕业时的理想，就是在大学做一名哲学教授，从事生产思想或理论的哲学研究事业。马克思发现，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其他一切活动都是在物质生产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的历史前提下展开的，因此，要解释世界以及进一步改变世界，首要的就是关心经济活动，研究经济问题，透过经济现象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马克思在50年代一个人埋头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在他没有完全弄清这一理论的所有结论以前，他坚决拒绝发表关于这一理论的任何材料”。正是对时代使命的准确把握以及高度自觉的责任感，使得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很快成为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信奉的“真经”。此外，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黑格尔充满思辨与神秘气氛的辩证法理论，还是海德格尔深沉的存在之思，都是凭借理论的彻底性、原创性和体系性，以及理论创立者自身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从而不仅在思想史上获得了立足之地，而且在历史发展中能够源远流长。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拥有话语权和生命力，创立者就必须创立真正的经典理论。
二、传播者要“真懂”
创立者的“真经”需要传播者“真懂”，传播者的“真懂”基于创立者的“真经”，是“真经”发挥作用的内在要求。“真经”的原创性，要求传播者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其背景、问题及其研究方法和核心理论的原创性;“真经”的深刻性，要求传播者具备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而接近理论本身的高度和深度的能力;“真经”的严密性或系统性，要求传播者既要掌握理论的精髓，又要把握理论自身的逻辑及其完整性。
只有这样，才能使一种理论流传开来，且使“真经”不致于在流传过程中变味。如果传播者没有“真懂”理论，这对理论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损失。理论本是“行动的指南”，以学理主义、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理论，就是不懂理论。恩格斯在致左尔格的信中曾批判过这种现象:“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
要言之，传播者的“真懂”是正确且有效传播理论“真经”的前提。
传播者的“真懂”，主要体现在他能完整准确地掌握一种理论提出的背景、解决的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核心观点、基本内容、精神实质、重要意义和得失。马克思在创立其学说的过程中，也比较注重以理论和理论研究的方式传播有关的思想学说。在这种传播中，他十分认真地把握一种思想(比如他的学说的“三大思，想来源”)提出的背景和解决的问题，非常注重掌握这一思想学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提出的核心观点，特别深入地分析这一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精神实质，较为中肯地评价这一思想的得失。因此，才使他能真正把握这一思想。
只有传播者“真懂”了，他才知道传播什么和如何传播。“真懂”解决的是传播者要掌握理论的内容及其精髓，“传播”解决的是传播者要采取有效的方式进行传播。传播者在对理论的内容“真懂”之后，如何在传播过程中进行有效的理论传播呢?当然，首先进行理论灌输是必要的，但不能仅仅满足于单向的理论灌输，还必须努力做到:第一，理论传播者要精准把握理论的本质与精髓，将理论化繁为简且作出简明扼要的概括，以便于人们记忆和传播;第二，理论传播者要注重贴近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实际，精准掌握人民大众的需求，找准理论与人民大众需求的结合点，便于人们接受;第三，理论传播者要借助具体的、感性的、有形的载体和方法来有效传播理论的精髓，便于人们直观认识和理解;第四，理论传播者要在语言等方面采取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寓教于乐。换言之，理论传播者要由注重抽象的理论向注重生动的直观转化，把政治话语转化成为大众话语，内容简明扼要，宣传喜闻乐见，使民众在生动直观中认知理论，使其入心入脑，打动心灵。比如，要把停留在政治文件和报告文献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转化为易于被人民大众感觉、理解和接受的生动活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政治语言表述转化成为贴近大众日常生活、符合大众思维方式、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语言。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拥有话语权和生命力，传播者就必须真正把握创立者所创立的真正的经典理论，并在传播过程中进行有效的传播。
三、实践者要“真用”
“真经”是赋予实践者的理论武器，而传播者的“真懂”则保证了理论武器的有效传播。然而，理论要根深蒂固地扎根于人民大众的心灵世界，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还必须借助于理论实践者的实践行动，这是决定一种理论能够“化虚为实”并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关键。正如德国诗人歌德在其诗剧《浮士德》中提出的，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
理论的命运离开生活与实践，就始终是“虚而不实”的。
首先，实践者要“真用”，要全面准确掌握理论，对理论有全面准确的认知。恩格斯曾批判只掌握了主要原理就急于应用的错误思想。他指出:“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
就是说，对于新理论，实践者既要正确掌握主要原理，又要全面理解其基本内容及其精神实质或精髓，达到对这一理论的充分认知。
其次，实践者要“真用”，要真切认识到理论管用，对理论有“认同”。实践者对理论的认同是真用的前提。一般来说，现代化国家的理论与实践联系比较紧密，思想家提出理论后会形成思潮，进而直接影响到决策，理论更容易转化为实践。我们有些理论和实践结合得不够紧密，一些理论不能真切反映和体现底层民众的民情民意，也不大容易顺利地转化为民众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践效果。如果一种理论不能通过实践者的“真用”转化为实践效果，那么这一理论的命运就无根无依，很难得到民众的真正认同。因此，我们的理论创立者更要注重反映时代和人民的呼声，实践者更要注重解决民众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进而使理论真正地得到民众的认同。许多民众要求少谈些抽象概念和空洞口号，多解决些实际问题。民众的理论诉求转化为实践诉求，实践者需要把学习理论同研究解决民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结合起来，将其转化为实践行动并给民众带来实惠，使民众从实践效果上认同这一理论。
最后，实践者要“真用”，还要真正实践和实现理论，对实践和实现理论要认真。实践者在既全面了解理论又掌握理论精髓的前提下，需要十分认真地把理论转化为制度安排和具体政策，并真正抱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解决民众关注的根本利益问题。在这里，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因此，理论的实践者既要努力树立其形象，增强接受者对实践者的信任，还要认真去实践和实现理论。理论好不好，一定意义上在于实践者做得认真不认真。为使理论深入人心，显示其生命力，实践者要自觉认真地通过实践来实现一种理论，使民众从对实践者“认真”实践的良好形象中认同一种理论。恩格斯曾对实践者提出这样的要求:“德国人所应当做的事情是，根据自己的理论去行动，———如果他们像我们在1845年和1848年那样懂得理论的话———，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的运动，接受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并通过下列办法逐步地把运动提到理论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原来纲领中的各种错误的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拥有话语权和生命力，实践者就必须真正实践和实现创立者所创立的真正的经典理论，既全面准确掌握理论，对理论有“认知”，又要真切认识到理论管用，对理论有“认同”，还要对实践和实现理论“认真”。
四、接受者要“真信”
接受者是理论转化为现实的“终端”。接受者的“真信”决定着一种理论能否“安身立命”，因而它是维系理论命运的落脚点与归宿。创立者的“真经”是接受者选择接受一种理论的基础，如果理论在逻辑上不严谨、体系上不完备、内容上未反映时代和实践要求、立场上未立足大众，那么接受者是不会虔诚地接受这一理论的;传播者的“真懂”是接受者选择接受一种理论的前提，如果传播者“误解”、“肢解”、“曲解”了理论内容，就会导致理论的“变异”，接受者所接受的理论就不再是创立者的“真经”了;实践者的“真用”是接受者选择接受一种理论的动力，民众往往是凭借其经验感知，通过理论的实践效果来选择是否接受一种理论的，缺乏实践者的“真用”以及实践效果，接受者是不会“真信”一种理论的。总之，离开创立者的“真经”、传播者的“真懂”和实践者的“真用”，接受者是不会“真信”一种理论的。
从接受者自身来看，如何使其“真信”一种理论呢?毛泽东曾指出:“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
人民大众往往从他们最关切的利益问题出发，以一种理论的实践效果和经验感知为根据，来决定是否“真信”并接受一种理论的。理论要被群众所掌握，就必须抓住群众利益这一根本。如果理论本身不关注人民大众的利益，那么人民大众也不会关心这一理论，这一理论在命运上就会出丑。人民大众不只是在灌输过程中“真信”一种理论，而是在对理论的实践效果的切身感知中“真信”一种理论的。对此，恩格斯曾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拥有话语权和生命力，接受者就必须真正相信和认同创立者创立的经典理论。
五、在解决时代问题和掌握人民群众上要“真灵”
理论的命运往往随着时代需要与实践发展而“潮起潮落”。如果一种理论能够“真灵”地解决时代问题，体现实践发展要求，那么这一理论的发展自然会拥有美好命运。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时代不同，一个国家的理论需要也会发生变化。一种理论只有捕捉到“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把“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理论体系里，并成为“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才能满足一个国家的真正需要，理论自身也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在一个时代物欲主义盛行，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低落，那么理论的命运自然坎坷多舛。这就需要首先消解物化生存方式，注重精神世界建设，丰富民众的精神世界，增强民众的精神力量，这样才能使理论具有好的发展命运。
历史证明，时势不仅造英雄，也往往决定着理论的命运。叔本华的理论在产生之初并未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德国资产阶级正在向往革命，人们也对理性与进步充满着信心，而叔本华的理论是反理性的，显然不适合时代的需求。
1848—1849年欧洲革命的失败，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以及工人运动的高涨，不仅使德国资产阶级灰心沮丧，而且社会历史条件的急剧变化也致使人们惊慌失措。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对理性的不信任和对进步的失望，便成为这一时期的思潮和风尚。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生活意志论正好适应了时代的情绪、脉搏和精神，他的理论因此就“时来运转”了，叔本华本人也开始名声大震。存在主义的“命运多舛”也是由时代要求与实践发展的变化引起的。存在主义理论在产生之初，由于其浓厚的思辨气息，并没有引起人们过多关注。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失败而告终，国内秩序也开始动荡不安。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使人们充满了孤独、焦虑、恐惧等悲观情绪。同时，不满现状的人们也在积极寻求与xuwuzhuyi抗争的方式，寻找失落的生存意义。存在主义理论善于揭示人的个性丧失与自由的被剥夺，以及研究怎样使人摆脱异化生存状态，以恢复本真存在。这一理论正好适合了人们精神世界的需求。时代精神需求与理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这种深层契合，推动存在主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同样，存在主义在法国之所以成为时髦理论，也与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占领，以及身处逆境的人们充满消沉颓废、悲观失望等情绪密切相关。
既然时代选择并成就了理论，那么对于理论自身来说，如何能切中现实需要、适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呢?
这就需要理论创立者能够敏锐地捕捉时代问题并及时地破解时代难题。这是因为，一方面，问题是“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捕捉时代问题，就能把握时代脉搏，了解时代需要。另一方面，问题不是简单地存在于时代之中，也不是可以“唾手而得”的，而是需要理论创立者深入了解时代，敏锐发现问题和提炼问题。实际上，问题正是联系理论与现实的“桥梁”，因为问题既存在于现实之中，也存在于理论之中，正是二者的结合与互动才产生了真正的时代问题。马克思就是通过准确捕捉时代的、实践的根本问题来把握现实世界的，而马克思集中捕捉的时代问题首要就是经济问题，具体说就是资本占有劳动并控制社会这一根本问题。马克思发现，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其他一切活动都是在物质生产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的历史前提下展开的，因此，要解释世界以及进一步改变世界，首要的就是关心经济活动，研究经济问题，透过经济现象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正因为马克思的理论准确捕捉与牢牢把握了时代问题，才能在创立之后得以长久发展，并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对于理论与时代的内在关系，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鲜明时代内涵与重要的时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背景具有时代性，即以和平与发展为整体时代背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具有时代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统一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外交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建设论等各方面内容，都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解决的问题具有时代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重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时代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意义具有时代性，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的理论升华，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种理论探索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意义绝不仅仅局限于自身，其对于当代世界也具有普遍性价值与借鉴意义。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内涵与时代价值，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解决时代问题“真灵”，由此，正在显示出这一理论所具有的话语权和强大生命力。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拥有话语权和生命力，就必须既反映时代发展的趋势，又掌握人民群众，还要满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