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市场效率发展体制彰显人性从压抑向张扬的飞跃.
效率发展体制的经济哲学智慧主要体现在斯密的人性与经济自由说上,斯密对于经济分工的内容体现了哲学智慧.斯密认为人与动物不同,人类社会的每一位成员都需要其他人的帮助,如果仅仅依靠其他人的慷慨或恩惠而不帮助他人,肯定不能普遍可行,这就要求互相交换、互通有无、通过互利而互助.斯密认识到利己是利他的前提和基础,且利己和利他是共生、共处和互利的.可以说斯密继承了休谟的人性论观点,认为人性中除了利己的一面,还有利他的一面.斯密认为人类如果没有互通有无、互相交换的需要倾向,每一个人就必须亲自生产自己生活的必需品和便利品,人们之间的工作就全无分别,那么才能的巨大差异也就不会产生.斯密对人性利己的看法可以概括为》每一个人首先和主要的是他自己;无论在哪一方面,每个人都比其他任何人更适宜和更能关心自己.
这就是不论斯密是否自觉意识到他的观念,都无疑是对市场体制条件下人们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动力的考察,尽管这也许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之中.最难能可贵的是斯密发现了.人性利己《和》看不见的手《之间的内在关联.》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处于本意的情况下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而斯密认为的《看不见的手》指的是自然法则,人类的最大幸福是神创造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斯密的经济哲学智慧即:众多个体利益的活动导致社会利益自然实现的法则.
斯密整个经济学的灵魂实质是经济自由.他提出了经济活动者人人都必定会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并且能够在自发的活动中无意识地实现自己社会的最大利益,由此可见他洞悉了市场经济的自由本质.只要人们自由地进行经济活动,经济就会最大效能且最大价值的实现其发展,全体成员的幸福就会自然实现.斯密认为 自由竞争是避免垄断、促进经济最有效的发展手段.普遍的自由竞争势必驱使经济行为者采用良好的经营方法,包括技术的改进,提高经营效率等;而垄断是良好经营的最大敌人,只有靠普遍自由的竞争,才能确立联合、良好的经营秩序,因此自由竞争是反垄断的关键;同时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行业来说,竞争越自由、越普遍,就越有利于各个行业的充分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时代越发展,哲学对经济学的发生、发展以及范式革命的影响就越大.实用主义哲学对边际效用学派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该学派以《经济人》最终如何获得最大效用和最大满足为研究对象,研究范畴限定在资源的合理使用或最优配制的领域之内;他们强调消费、效用和需求,把经济学改造为消费、交换、生产及分配相互关系的理论体系;他们以边际均衡原理阐明《经济人》所遵循的法则,并以数学的方法或数学的模型加以解释.
二 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体制凸显政府的 社会集体理性
亚当·斯密是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有为》的,他主张政府的任务是保证《自由竞争》,充当《守夜人》.而凯恩斯则主张政府应该依法作为《社会集体理性》的代表,并通过依法宏观调控使市场自发性服从社会集体理性.
20世纪30年爆发了长达4年之久的经济大危机,西方国家称这次大危机及其引起各种萧条为《30年代大萧条》.经济大萧条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几乎影响了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以美国为例,美国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变成一个成千上万人生活在贫困失望的境地之中的国家.面对前所未有的危及和失业,统治阶级认识到传统经济学的弊端,因为传统经济学不承认危机和失业,否认危机和失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生.这样统治阶级也就从中无法找到解决办法.在这种悲惨的境况中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这本书提出了解决就业与失业这个关键问题的办法.当时很多人已经放弃了重建世界繁荣和稳定经济系统的希望,这本书从理论上论证了世界经济问题的严重性,但还不至于绝望,并为恢复经济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可以说凯恩斯的经济学是一种契合了当时统治阶级愿望的新经济学,它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直接产物.凯恩斯提出了经济哲学智慧的新范畴:运用政策调节经济的宏观调控主张.斯密至凯恩斯以前,都是主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从凯恩斯开始进入了政府调控式的市场经济新阶段,这是市场经济实践水平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凯恩斯主张政府采取财政赤字政策、适度通货膨胀政策、利用商品输入与资本输出的对外经济政策来干预经济.凯恩斯主张的宏观调控经济政策所体现的经济哲学智慧在于改变了经济实践同社会有机体的关系,社会特别是国家不能对经济发展中依靠经济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采取听之任之态度.政府政策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社会的《集体理性》,因此,政府应恰当地运用政策杠杆,对经济发展大有可为.《运用政策调节经济的宏观调控主张》,从经济哲学视角看就是提倡经济实践中的社会集体理性,贯注经济主体能动性.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哲学意义是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内在的包含着经济自觉性、能动性理论.斯密建立了《市场君主》的理论,但是,历史实践表明市场经济如果缺乏理性的自觉,就会引发毁灭性的灾难,1929年至1933年的《大危机》及其今天的世界性生态问题,都是有力的证明.凯恩斯主义告诉我们,政府依法的宏观政策调控政策对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市场经济体制自身的诉求.
三 庇古福利经济理论体现发展的《普惠》性社会本质.
发展必然增加财富的总量.财富增量的分配历来是一个敏感话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主导的现代化中,由于基本制度的利益架构是对少数有产者的有利设计,加上市场经济的效率偏好作用,致使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十分突出.马克思主义对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解决途径,但是,革命是需要条件的.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旧制度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它是决不会灭亡的.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条件成熟前的过程中,工人与劳动人民是否面对《两极分化》的局面就毫无作为了呢?也不完全是这样.通过斗争,迫使资本家阶级放弃部分剩余价值,用以改善工人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及其实践被反映为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在18世纪初叶,资本主义还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劳工就意识到自我保障的重要性,他们自发组成了《预防互助会》,《共同救济会》等集体互助组织,来共同面对工厂生产条件恶劣,工伤事故经常发生等情形.1832-1834年,由议会批准的《济贫法》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生效,英国有了新《济贫法》,这标志着社会保障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初步形成.庇古指出,经济福利是经济实现心灵愿望的满足.经济福利和国民收入的大小和使用有关.但是,国民收入的大小和经济福利的关系不一定是呈现正比例的关系.国民收入的增加是否会和国民经济福利的增加呈正比例,取决于多个因素,其中两个因素最为重要.第一是国民收入的增加是人们的自愿不是受强迫参加工作获得.如果国民收入的增加的获得是以强迫方式获的形式,那么就违反了人民的自愿原则,并且损害了人们参加更多工作的愿望,因而就减少了人们的福利,而获得更多的国民收入,即使能够增加经济福利,也未必能补偿强迫所产生的福利损失.第二是国民收入增加的部分是否落到了穷人手里.
庇古认为,当国民收入增加时,加大穷人在其中所占的绝对份额,就会增加经济福利.这是因为富人阶级已经拥有大量财富和货币,消费愿望已经接近绝对满足,如果国民收入新增加的部分在流到他们手中,那么给他们增加的满足就不可能太大(我们可以称之为满足的边际递减效用),由于穷人阶级连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还没有获得满足,因此,他们获得这些新增加的收入所产生的满足,会比富人阶级获得这些收入所产生的满足远远大的多,这也就大大增加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总之,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增加穷人的收入,减少富人的收入,是增大经济福利的关键.实际上,庇古这一思想是以财富尽可能公平分配、消除贫富两极分化、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为旨归的.他明确指出,改善穷人的生活水平,消除社会的各种悲惨状况,增加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不仅是福利经济学还是全部经济学所致力达到的实际目标.他说:《如果说,惊奇是哲学的开始的话,那么,对破烂街头的贫困和对那些枯萎人群痛苦的关注,则是经济学的开始.》在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济哲学观念,这就是赞成理性的长远经济福利行为、反对非理性的、目光短浅的短期经济行为.他认为,即使将来可选择的快乐和满足会大于当前可选择的快乐和满足,甚至将来的快乐和满足会更大,一般来说,人们也还是宁可选择当前的快乐和满足.这表明,人们的远视能力有缺陷,把将来的事情看的更小,这在经济上就必然带来这样的问题:人们在现在、最近的将来、遥远的将来之间分配资源和精力时,就会以这种非理性的偏好为基础,庇古为了解决因人的非理性选择而带来严重社会后果的问题,他指出政府对急功近利经济行为进行干预是必要的.
保护有效的自然资源,禁止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掠夺使用,制止人们经济行为的各种非理性算计,制止人们只顾自己不顾后代的经济行为,这些是政府的明确职责.由此可以看到,庇古福利经济学的主要思想要义是:公平比自由更加重要,长远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由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是人学意义上的福利经济学,其哲学思想是人学意义上的经济哲学思想.《失业不仅意味着工人工资的损失,而且可能会带来工人工作习惯的丧失,特别是会导致自尊与自信心的摧毁、生命力的消耗、生存的不安等等种种不利于人性健康发展的结果.因此减少失业量,不仅可以增加工人的总收益,而且可以增进国家的总福利》四 生态平衡发展体制指引市场经济向可持续径向迈进.
20世纪7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念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那时还并未将其上升为一种体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发展问题被上升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经济哲学问题,凸现了发展体制的科学性意义.于是,可持续发展从对策层面上升到了发展理论层面,《唯效率体制》或《GDP就是一切》的发展体制得以动摇.从哲学层面看,任何时代具体的经济体制都是那个时代普遍人性的制度化:原始平均主义是人类蒙昧时代受自然界强大压迫下不自觉的集体生存状态与意识的制度化;自然经济体制是对自然与社会充满愚昧的、对少数人利益倾斜的人性诉求的制度化;市场经济体制是《合理、合法、利已主义》人性的制度化.同时,经济体制又《形而下学》地连接着经济实践的工具理性系统.
特殊经济体制启动、规范下的经济实践的工具理性系统的运作,从现象上看是《人的活动─财富─价值》的因果链,从本质上讲是经济体制的总体功能即战略目标.市场经济体制与自然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相比,更能够广泛、持久地调动现代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积极性.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效性是在与自然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相较量下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产生,跨越了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封建制三个不同的社会基本制度.总体看,古代商品经济是一种《商品-货币》交易体制,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主要内容是资本运作,它依赖金融资本领衔的运作与扩张,创造了高效率的世界市场与各种《跨越式》发展奇迹.
1987年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形成了国际共识.值得指出的是,国际上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共识》的主要内涵是强调正确处理当代人与后代人需求,中国学者对这个内涵作了重大补充,强调可持续发展要立足于满足当代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时又不损害环境、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不损害别的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利益.显然,这种补充具有合情、合理、更加人性化的特点.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以前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主要是立足于事实陈述、问题罗列,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后,使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加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特色.从理论上讲,科学发展观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学术基础上.从实践上讲,科学发展观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同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效率体制之间具有《扬弃》的逻辑关系.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科学发展观提出了统筹兼顾的方法论,为可持续发展战略从一种要求、预期变成实践行动指出了路径.因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面临各种悖论性的二难选择,唯有统筹兼顾的方法论,才能使这种正确发展战略从理论走向实践.生态平衡发展体制体制与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理论上讲是一枚铜钱的两面.
在西方经济学家那里,制度和体制是并未做严格的区分,是经常通用的概念.在我国由于存在着以坚守生产关系为中轴线的社会基本制度的意识形态识别的制度概念,所以制度与体制是严格意义上区分的.我们讲的体制不是涉及基本制度、在基本制度架构既定条件下的经济体制,具体的来说是探讨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区别及选择意义上的经济体制.高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绝不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顶峰》.现代市场经济的高效率虽然是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内生》与规模扩张的《外延》两个基础上的.但技术伴随着高风险的存在,先进技术更能促进资源的消耗,进而增强对环境承载力的破坏.21世界人类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驱动下所消耗的资源、能源和造成的《环境问题》,已经威胁到人类自身.中国30年的发展也大体处于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因此,从国际国内发展的大势来看,市场经济形式的目标从单纯追求高效率向生态平衡发展体制的飞跃已经提到了日程.在现实实践中,生态平衡发展体制是建立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基础上的,持久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践的积累将逐步形成生态平衡发展体制.体制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动力的原因就在于体制确立了一个稳定人们利益的合理实现的架构.马克思·韦伯认为,《利用交易机会取得预期利润的行动,提倡人们以合法的形式获得与增加个人利益,是资本主义的精髓.》诺斯认为,《制度提供了人们互相影响的框架,这个框架要同时形成人们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这个框架是资本存量与劳务产出收入的过滤器.制度是促进人们合理选择克服各种主观偏好干扰的根本的力量与引导轨迹.》体制推动与实现发展的人性的哲学奥秘在于它可以启动人们的利益需求,把萎靡不振的个体与群体变成充满进取心、满怀理性期望的实践行动,使存量资本的产出《蛋糕》做大,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湘协调 生态平衡发展体制的构建,其价值远景在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它的建构是实现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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