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资本概念缘起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学界普遍认为是布迪厄首先对社会资本的概念予以界定。布迪厄把文化即看作是动力的、创造性的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社会资本概念是从布迪厄社会空间的研究中逐渐发展起来的。１９８０年布迪厄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社会资本随笔》为题的文章，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大家所熟知和认可的、已经体制化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他从集体拥有的角度出发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为他们提供获得信用的凭证。”
随后，社会资本的研究声势日益壮大，诸多学者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关注。例如本·波拉思提出了涉及交换系统活动的概念“Ｆ－连接关系”，这种关系由家庭、朋友和公司组成。本·波拉思根据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的资料，表明上述社会组织影响经济交换的方式。同时社会学家也对社会组织网络对于经济制度制度的运行进行了研究。如贝克（１９８３）已经证明，芝加哥的交易所的商人之间发展并维持着某种关系，此种关系作用于交易活动。格兰维特尔批评新制度经济学忽视个人关系及其社会关系网络对产生信任、建立期望以及确定和实施规范的重要性。林恩以格兰维特尔的着述为基础，在数篇论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社会资本思想。他指出人们在实现各自的目标时，如何利用社会资源，在获取职业上的成就时尤其如此。人们利用社会关系获得的职业流动，超出根据结构因素对其进行的预测。弗拉波和德格拉夫就美国、西德和荷兰做了对比研究，进一步扩大了林恩的上述结论。科尔曼综合前人思想，通过整合经济学家的“理性行为原则”和社会学家的社会组织理论来解释社会行为。
他指出社会资本为行为者创造了一种有效的资源，为人们实现特定的目标提供了便利。科尔曼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阐述了社会资本思想。科尔曼把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的资本财产，即社会资本。“他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在于他们都有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具有生产性。”弗朗西斯·福山吸取社会学文化主义的理论成果，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一种能促使两个或者另个以上的人进行合作的实例化的非正式规范。构成社会资本的规范可以是朋友之间互惠互利的规范，也可以是所有精心阐明的信条。欲成为社会资本，仅有实例化的规范还不够。
这些规范必须能够引导群体内部的合作，以和传统美德相适应，其中包括诚实、信守诺言、可靠的负责的行为、互惠互利等。但是社会资本也具有消极外部性。“信任半径”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研究问题的途径。所谓信任半径是指那些使得合作的规范得以执行的人群范围。如果一个群体能够形成积极的外部效应，那么信任半径就大于群体本身。帕特南首先将社会资本与社会行动联系起来，给社会资本理论注入微观因素。通过比较研究意大利南北政府绩效，帕特南证明社会资本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公民参与网络培养了培养了生气勃勃的普遍化互惠惯例；促进了协调与沟通，并且放大了其他个人值得信任的信息。
林南延续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统治学说取向，假定社会结构由一系列位置组成，他们根据某些规范认可的有价值资源如阶级、权威、地位来确定等级次序。进而假定结构在这些资源的可获取性和控制方面具有金字塔形状。位置越高，占据者越少；位置越高，具有的结构视野越好，在占据者数量和可获取性上面，金字塔结构预示着靠近上部的位置具有优势。
在国内社会资本作为一个新型的领域激发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从国内研究文献来看，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诸多成果。然而这些研究比较侧重于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如关系资源、社会网络状况等。例如一些学着探究社会资本与求职就业的作用。另一些则分析了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源的作用。也有的学者分析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本的本土化研究进行了畅想。人情、面子或许是当下学者们努力寻求的重要突破口。但是在这些研究文献中鲜有关于城市社区民族问题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不同代际对于社区治理的影视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城镇化建设是我国现代化与城市化的一个新阶段，是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乡居民联系起来统筹发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策略。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促使城市社区治理无论在其内容、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改变。只是既有的研究成果将少数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纳入到了国家治理的战略规划当中，作为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的少数民族群体的作用学界没有给予应有关注。本文深度考察城市社区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资本存量类型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少数民族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２０１３年７月对甘肃省的中、东、西部的渝中、舟曲、肃南三县进行的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参与社会管理的状况的调查。此次调查以立意抽样的方式在三县选取样本进行调查。调查的三地分别代表了少数民族群体聚居的主要社区模式：传统的少数民族社区、少数民族占主导，多民族杂居的社区、少数民族占少数，多民族杂居的社区。本次调查共计获得了２００份问卷。其中渝中６０份，占全部问卷的３０％，舟曲获得问卷８０份，占全部问卷的４０％，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获得问卷共计６０份，占全部问卷的３０％。从受访者的年龄结构看，３０岁以下受访者为２５．７％，３０～５５岁的受访者占据６３％，５５岁以上的受访者占据１１．３％。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文化程度的受访者占据９．１％，初中文化程度的受访者为１４．３％，高中文化程度的受访者为１７．５％，大学文化程度（包括本科、大专）的受访者为４９．２％，研究生文化程度的受访者为９．９％。
在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上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出发给予了不同的界定。有人将社会资本的概念的界定分为几种类型：资源说，视社会资本为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实际或者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能力说，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与社会的关系，以及通过这些关系获取资源的能力；功能说，认为社会资本是能为人的行动带来便利的资源；网络说，认为社会资本从形式上看就是社会网络；文化规范说，主张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信任、互惠等文化规范。
显然上述观点都服务于作者的研究，没有对错之分。但是笔者所从事的基础理论研究理应给出自己的明确的定义。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中的个人、组织通过与内部与外部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些列共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沉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
为了了解不同代际的少数民族群体在城镇化的推动下存在的明显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行动者的行为选择和行为空间的影响、不同的行为选择对社区治理的所产生的作用，笔者设计了一系列问题，力求对包括信任、互惠规范、社会网络结构等内在的社会资本构成要素进行准确的测量。
第一，对信任的测量。笔者制定量表，测量受访者对不同类型的社会成员的信任度，分别是单位同事、单位领导、邻居、一般朋友、亲密朋友、家庭成员、直系亲属、其他亲属、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销售商、网友、一般熟人。共有五个选项可供选择：很不信任、比较信任、一般、较信任、非常信任。并按１至５分别赋值。
第二，对互惠规范的测量。测量互惠规范时我们采用了三个指标：当有陌生人向你问话，你是否会回答、在居住的社区内是否会制止不文明的行为、临时有事是否会找邻居帮忙。
第三，对于社会网络的测量。我们分别测量了行动者社团参与数、参与规模、参与程度；以及不同的结构位置。
三、少数民族成员不同代际之间差异
（一）、关系取向：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
社会活动的根基在于社会网络之中，这是各种社会所共有的一个特征，中国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在中国西部深处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更为明显。中国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是家族制度。家是社会的互动单元，他有一系列的价值与行为规范连接成紧密的共同体。社会的价值系统通过家庭的育化与社会化而传递给共同体内部的每一个人。正如社会学家所言，家是“原级的”，面对面的团体：它靠一种非正式的、个人间方法从事其活动。
而且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历史上就处于战乱之地，而且由于“逐水而居”的游牧生活所面临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使得人们依靠家庭来维持生计。由此家庭而不是个人成为社会活动的基本单元。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指出：家庭是中国政治生活中负责人的成分；家庭结构是一种尊卑等级制，而不是那种基于契约关系建立的个人独立制。
随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形态的转变，即从游牧业向定居农业的转变，以及城镇化的推进，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环境有所改变，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逐渐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深处外部冲击与内部自身变异的双重夹击之中，社会结构正悄然发生改变，但是亲缘关系作为社会结构的实在仍然坚强的存在着。在“圈层结构”的关系模式的支配下，中国人之间的来往必然是先确定“自己人”和双方关系后才行动。久而久之形成了社会行动中最富动力特征的“关系中心”或“关系决定论”
甘肃渝中、舟曲、肃南三县的调查正好佐证了以上的推论（见图１）。在遇到困难时往往会求助于大量的外部关系资源，而亲属、邻居是调查者首先考虑的对象，不仅验证了中国社会存在大量社会资本的假定，而与福山提出了信任半径相符合。
（二）结构性社会资本：资本的异质性、达高性和广泛性
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具有渐进性、整体性、非同步性、计划性与自主性并存的特征。作为整个社会制度变迁的一部分，中国的社区管理制度也经历了历史性的转变。在时间———过程向度中呈现出显着的时序特征。单位制的解体和基层民主建设的发展，使得社会的行动空间逐渐扩大，由此造成不同代际的少数民族群体之间的社会资本的类型与存量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本文延续林南在《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理论》一书中假设，并对其进行验证。
如图２所示，本文列举九种职业的人，包括大学教授、市长、局长、公务人员、律师、厂长、部门主管、小学教师，通过询问受访者认识哪种职业的人来测量不同代际的少数民族成员的社会资本特性。
总体上看，无论是从事大学教授、市长、局长、公务人员、律师、记者、厂长还是部门专管的人，随着受访者文化程度的提升，所认识的所在职业的人数在逐渐扩大，文化程度越高的受访者越能够接触到较高社会位置的人，在资源的获取方面达高性越好。同理，文化程度越高的受访者有更多的机会和更迫切的需要去开拓广泛的社会联系，所认识的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数就越多，所控制和能够动员的资源的广泛性和异质性就越好。
如图所示，不同政治身份的人在所能接触到的从事不同职业的人数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政治身份为中共党员的受访者有更多的机会认识权力机关的成员，从而拥有较为丰富的政治社会资本，同时认识其他职业的人数在总体比例中也较多，达高性最好，联系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较好；共青团身份的受访者情况大致与中共党员差不多，但是所能接触到的公务人员较前者略逊一下；普通群众大多从涉及生活的角度出发考虑，所拥有的社会联系也与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同质性较强。
（三）关系型社会资本：“强”与“弱”
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产业化逐步推进，原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逐渐放弃了传统的耕作方式，转而改为定居农业。甚至于很大一部分农牧民脱离农村走进了城市，形成了多民族杂居的城市社区。这样一来，传统的部落或者族群内部的高同质性关系形态逐渐松动，出现强关系与弱关系并存的局面。林南假定关系越强，获取的社会资本越可能对表达性行动的成功有正向的影响，即建立在情感、信任与共享资源和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强关系，有利于维持和增强既有的资源。同时关系越弱，自我在工具性行动中越可能获取好的社会资本。
无论是强社会资本还是弱社会资本都会对后文即将提到的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行为产生影响。
１、政治身份意义上的代际差异
上文阐述了不同代际的少数民族成员之间在社会资本达高性、广泛性和异质性方面的差异，后文将继续延续前文所给出的变量测量社会关系资本的强弱。从政治身份的视角出发，不同的受访者存在明显的差异。如图５所示，（１）无论是何种身份的受访者，通过亲属关系、好朋友、邻居等强社会关系资本接触到从事上述职业的人占据绝大多数，可见强社会资本在不同代际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２）总体上看，中共党员身份的受访者的强关系资本要高于共青团和群众，而共青团员身份的少数民族群众居中。（３）与之相反，普通群众的社会关系资本中弱关系资本（通过一般朋友、同事认识的人数比例）则居于首位，共青团员身份的少数民族群众次之，中共党员身份的人数最少。
２、文化程度意义上的代际差异
曾洁珍在研究关于少数民族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时提到２２．８％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城市里最长交往的是同族，同乡占３５．９％，亲戚占８％。时过境迁，少数民族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下走进城市，社会关系逐渐增加。原来单一的同质性社会关系也在静悄悄的发生改变。笔者使用上文提到的十一中职业，通过测量不同文化程度的少数民族群众通过那种关系接触到从事该职业的人，以此来判断在生活中不同文化程度的少数民族群体更多的使用何种类型的社会资本。
从图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判断：（１）强关系社会资本，比如好朋友亲属关系、邻居等占据者较大的比例，强关系资本依然是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首选。（２）强关系社会资本并不会随着文化程度的提升而增加，相反呈现负增长趋势。（３）弱关系社会资本随着文化程度的提升而增长，呈现正增长趋势。总体上来看，少数民族群众的社会关系资本是逐渐变动的，总是在变动的经济和环境中逐步改变自己的关系网以适应城市生活的需要。人们之间的关系总是在弱关系与强关系之间流动（如图７）。
（四）强关系取向的社会资本：社会信任
一般来说，合作行为发生至少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有可供选择的合作者；二是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尽管信任并不是达成合作的唯一要素，但绝对是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因此，大多数文献中，将信任与合作紧密相联。信任是人与人间对彼此规范、诚实及合作行为的预期。不同社会中人们对于各种关系取向，即交往者是否重视各种关系以及重视的程度是不同的，由此而来的信任自然就会有着比较大的差别。中国社会是十分重视关系的社会，特别是亲缘关系，作为一种先赋性关系，容易使人产生信任和亲密感。故而，亲缘关系就成为乡村信任结构建立的基础，并由此形成了乡土社会中由“亲”而信的“熟人信任”（亲缘关系在其中起到了一种信任担保作用）。
张继焦２００１年在民族地区的调查研究显示，在某些城市中部分汉族对少数民族群众的认识存在偏见，即使是不同的少数民族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刻板印象。一些人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比如在外来少数民族租住房子时，有些市民不愿意出租给外来少数民族，有些旅馆对有的民族的群众出租打折，而对有的少数民族群众则不打折。各民族群众之间的信任较低，紧密的合作也常出现在族群内部。２０１３年９月我们到西部地区再次造访。发现各民族之间的不信任的关系状况有所改善。在访谈过程中，当受访者这被问及信任包括亲属、邻居、亲密朋友、一般朋友社会上大多数人、零售商、网友、一般熟人时在内的人时，亲属关系、亲密朋友依然是人们的首要选择，但是所不同的是各民族关系关系间的“信任半径”在逐渐增大，信任范围也越来越扩大。同理，在政治身份意义上，从群众到共青团员、中共党员，少数民族群众可信任的人数在增加。而且各民族之间的认识上的差异在逐渐缩小。
四、不同代际之间的社会资本差异对社区治理的作用
一般而言，社会资本包括社会关系网络、信任、传统的行为惯例以及嵌入在关系网络之中的价值规范等。从１９世纪开始，人们对于社区治理所需要的制度和政策条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形成了不同的阵营。争论的一方认为，自由放任是治理的基本形式；反方则认为，政府的全面干预才是社区治理的基本形式。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正方双方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预设，即市场或政府完全有能力掌控经济过程；除了市场和政府之外别无其他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与政府二者的混合与互补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看来这种过去强调市场的自发秩序或者过于强调指令性计划的观点都已经过时了。
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因为先赋条件或者后致因素的不同，不同代际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社会资本无论是存量还是类型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并对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一，存在于特殊信任中的亲缘、地缘的强社会资本促进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了这种同质化的关系在社区组织内部的复制，制约了社区组织的规模。中国的社区建设发轫于１９９０年代，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生产合作社和单位制通过国家的行政手段将分散的中国农村社会强行聚拢起来，传统的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基于亲缘、地缘关系网络上社会基础收到禁锢，中国迈进了集体化时代。但是这种通过国家权力控制社会的手段并没有随着集体时代的形成而消解或退化，只是暂时退居幕后。等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实行、单位制度的解体，传统的社会关系因素再次浮出水面，并与现代社会因素相结合转换为了新的形式。比如随着城乡二元分立体制的松动，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增加，传统的基层社会的关系网络以及嵌入其后的价值规范也逐步引入了新的社区。
同质性的关系在社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异质性的弱关系资本在处于衰微状态。根据甘肃三县五个社区的的调研结果，共计建设的居民组织有３０多个，其中规模较大、管理完善、活动比较规范的只有十来家。诸多社区组织呈现的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地域跨度极小，活动半径狭小，组织之间联系少。同时，调查中还发现随着受访者文化程度的提升，受访者对弱联系的重视程度的增加，也更愿意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
第二，残留的小农意识与社区治理需要的公民认同的张力。公民社会是当前社区治理领域广泛涉及的一个词，在Ｃｈａｚａｎ看来，“公民社会所指涉的是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影响国家但又有别于国家的部分。“Ｓｈｉｌｓ则认为公民社会意味着尊重地方公民的平等价值以及他们的权利与义务，即使他们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宗教团体或者利益相互冲突的群体，因此公民社会被视为一个鼓励志愿精神、允许差异和容许分分歧的超凡物。在当下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城市居民如何发展新的社会文化身份和作为公民的政治地位成为未来社区建设的新趋向。
这与流传自传统价值系统的“小农”意识存在很大的张力。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价值体系，自社会主义思想在进入中国社会，与传统思想进行了互溶，在正式场合取得了主要地位，但实际上主流意识形态并未掩盖中国文化潜藏的小农意识。生长在中国文化环境下的小农主要有以下特征：（１）内向性。狭隘的小农志愿把精力花费在自己的事务上，“个人再扫门前雪”，不顾及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同时为了生存，小农与土地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小农只把眼光停留在土地层面，对村庄集体事物、国家事务漠不关心。（２）保守性。因为小农生存严重依赖于土地，而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较大，使得农民不得不尽可能规避风险，因此不敢创新，不敢越雷池一步，墨守就有的规则和传统。费孝通说过：“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地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而且同样可以信任祖先的经验。”（３）依附性。小农势单力薄，无力面对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风险，在国家缺位的情况下，农民自然倚重于村庄以及家族。随着城乡人口的巨大流动，这种传统文化中的思维意识也被带到了新型社区。虽然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建设以及基层民主建设的推进，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程度不断提升，政治素养也有所增加，但不同代际的少数民族群众依然处于两种身份认同的紧张地带。
第三，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品格与谋利式的个人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行动由“血缘式”关系向“契约式”关系转向的阻碍。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治理应该是以契约关系基础上的普遍信任为根基的，绝非是以熟人关系基础上的特殊信任。社区建设的真正的完善形态是居民自有个性的觉醒、经济理性的成熟、作为契约主体的独立人格的存在以及社会关系的发达。
用“一盘散沙”来形容中国的社区生活状态一点也不为过，少数民族地区的社区自然也不例外。传统社会秩序通常是以儒家学说为精神旨趣的集体主义来维系的，同时文化又是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强调个人对家庭的忠诚，所以现实情况是中国的社区治理当中家庭是其基本单元，而不是独立的个人。
这种浓厚的生活在众人之中的强化自我修养的集体主义与其背后谋利的个人主义、契约主义大相径庭。在讨论不同代际之间的社会资本差异时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明显。由于中国的社区大多数是从旧的单位制解体后逐渐脱变而来的，较低文化程度的少数民族群众往往对传统的价值观念依然十分认同，自身囿于血缘、地缘等基础上形成的关系网络，在社区建设过程中并不积极。而文化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群众，视野开阔，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开始走出狭隘的小圈子，逐渐融入到社区的大环境中去求得发展，在更广泛的社会联系中获取资源。
五、结论
经过上述分析，现在基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城乡互溶性增强，受到城乡传统文化因素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孕育的新的社会因素的影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不同代际的少数民族群众的社会资本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对少数民族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笔者在认真梳理社会资本既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确立了文章的分析框架。提出政治身份、文化程度两种变量来描述不同代际的少数民族群众在信任、关系网络、互惠规范三种社会资本上的差异，并通过后文的进一步阐述这些代际差异对不同代际的少数民族群体参与社区建设的影响。
参考文献：
［１］布迪厄．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Ｍ］．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Ｊ．Ｃｏｌｅｍａｎ，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８，Ｎｏ．９４．
［３］［美］詹姆斯·Ｓ·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Ｍ］．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美］弗朗西斯·福山．社会资本与公民社会［Ａ］．周红云．社会资本与民主［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５］［美］罗伯特·Ｄ·帕特南．繁荣的社群［Ａ］．杨蓉，译．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６］［美］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Ｍ］．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７］徐晓军．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双重机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Ｊ］．青年研究，２００２，（６）．
［８］葛道顺．镶嵌、自主与弱势群体的社会资本重建［Ｊ］．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５，（１）．
［９］王永涛．乡村社会“面子”的运行机制［Ｊ］．江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９，（１）．
［１０］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Ｍ］．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１］杨雪冬．社会资本：对一种新解释范式的探索［Ａ］．李慧斌，杨冬雪．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２］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１３］费正清．美国与中国［Ｍ］．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
［１４］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５］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的理论［Ｍ］．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６］赵全民．关系网络与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合作———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７，（８）．
［１７］［美］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迪斯．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Ａ］．周红云．社会资本与民主［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８］［印］阿米达·比德．治理、公民社会与合作：一种边缘视角［Ａ］．张曦，译．何增科，包雅均．公民社会与治理［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９］邓大才．两种观点和两个视角［Ｊ］．社会科学，２０１２，（６）．
［２０］赵全民．关系网络与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合作———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７，（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