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题中之义，而文化引领、文化支撑和文化自信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诉求。准确把握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向度，乃是当前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理论问题。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文化引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凝心聚力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作为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蕴含的优秀基因和精神动力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深厚支撑，而通过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文化理路。
关键词： 国家治理; 现代化; 文化引领; 中华文化; 文化自信;
Abstract： Promoting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s one of the essences in itself for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ism modernization,while cultural guidance,cultural support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are the important demands to advance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It is a basic theoretical issue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in the study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needs the cultural guidance,and its promotion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guidance of socialism core values,the strength-gathering of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the support of corresponding cultural soft power.The excellent gene and spiritual power contained in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advanced socialism culture have place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To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national governance via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nfidence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way to achieve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Keyword：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cultural guidance;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confidence;
2019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1]文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内在的关联，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文化的引领，中华文化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深厚支撑。准确把握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向度，是研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理论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有利于坚定“四个自信”，提升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
一、文化引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认为，“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2]可见，文化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它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具有“未来的灯塔”[3]作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重视文化的精神力量并强化文化引领作用，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马克思指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4](P552）可见，核心价值观能起到“思想掌握群众”的作用，以实现阶级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价值导向和精神支柱，对国家的发展起到引领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1]。可见，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遵循和价值引领。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遵循。一个国家的治理必然要有与本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契合的价值观作为价值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彰显了我国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中的价值取向，获得了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同，是我国在道路、理论和制度等方面的价值表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价值遵循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然而，长期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世价值”的侵蚀下，似乎只有在西方核心价值观引导下才能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似乎西方国家治理才是引领全球治理的唯一“典范”。实质上，一方面，西方国家以傲然的姿态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妄图通过“普世价值”上的“话语霸权”来干扰甚至阻滞其他国家的国家治理，以达到“西化”“分化”“同化”的政治阴谋。另一方面，“频频发生的社会冲突和动乱、暴力和流血事件，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西方的美好神话”[5]，“西方之乱”的种种事实证明，西方核心价值观引领下的西方国家治理不能给其带来更好的未来，相反，还使其深陷治理困境。为此，在推进国家治理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规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价值观上的圈套，要更加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遵循，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价值根基。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引领。正确的价值引领是国家明确治理目标、确保治理方向正确的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性，体现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要求”[6]，它旗帜鲜明地明确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和价值信念，引领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奋斗方向。需要强调的是，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引领，首要的是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世价值”的渗透。众所周知，“普世价值”所鼓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实质上是他们为了鼓吹西方国家治理而给“普世价值”披上的“集体意志”外衣，用以迷惑他国的市侩和庸人，并试图使更多人接受西方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亨廷顿同样宣称“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7]。一旦人们认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普世价值”，我们国家的治理目标、治理方向就会受到误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也将受到阻碍。基于此，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价值引领作用，警惕“普世价值”的渗透，使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所“移”、所“惑”，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沿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正确导向前行。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主流意识形态凝心聚力
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P550）意识形态“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8]。就是说，统治阶级能够将阶级利益描绘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突出强调主流意识形态在阶级统治中的凝心聚力作用。可见，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主流意识形态的凝心聚力。
首先，主流意识形态能够有效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挑战，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筑牢思想防线。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内容和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法宝。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未放弃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如果“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严重政治后果”[9]。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污蔑和打压，除了用“历史xuwuzhuyi”“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等老一套论调对中国进行抹黑和抨击外，还不断宣扬“新殖民主义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搭便车论”等新论调，这些均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充满了“傲慢与偏见”。此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能够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建设倡议丑化为“新殖民主义”，从而干扰人们对国家文化、制度、治理等方面的正确判断，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顺利进行。基于此，我们要筑牢抵制西方错误思潮的防线，坚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其次，主流意识形态能够凝聚社会成员的思想共识，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汇聚奋进力量。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动员和依靠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推进和共同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思想理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它能够将人民群众紧紧凝聚和团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唤起人民群众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认知、认同和自信，并能够将这种思想共识化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统一意志和共同行动。然而，如前所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击，实质上就是企图消解复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如果得逞，我国实现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受到阻碍。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凝聚社会成员思想共识的作用，使广大人民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准，诚如约瑟夫·奈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普世性及其建立的有利的规则或制度、控制国际行为领域的能力是关键的权力之源。在当今世界政治中，这些软性权力之源正变得越来越重要。”[10]也就是说，软实力对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与之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
首先，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高文化软实力是新时代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不仅关系到我国在世界文化激荡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着我国在国际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11]如果国家文化软实力跟不上，其他国家的思想文化就会入侵，国人的文化底气和文化自信就会降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受阻。长期以来，美国的新闻出版、影视音像等文化产业在世界市场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依靠这些优势，他们极力鼓吹自己的“文化优越论”，大搞“文化霸权主义”，极大地阻碍了发展中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此外，西方学者鼓吹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是阻碍他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另一推手。“文明冲突论”勾勒了一幅充满冲突与斗争的图景，其潜在意蕴是“弱势文化必将被淘汰”。骆郁廷指出：“文明冲突论是全球化条件下有害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错误理论。”[12]可见，西方“文化优越论”“文化霸权主义”和“文明冲突论”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着消极影响。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作为支撑，才能有效应对“文化优越论”“文化霸权主义”和“文明冲突论”，才能够理直气壮的谈文化自信，从而更好地以文化软实力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其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的重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有着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优势，其优势之一就是与中华文化息息相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不仅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具备显着的优势带来国人自信的底气，而且意味着国家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演进中积累了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上的显着优势一次又一次打破了西方的发展逻辑，国家治理过程中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能力在不断完善和发展，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体现，也彰显了我国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迈上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也开启了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历史征程。
二、中华文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厚支撑
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3]可见，人们创造历史离不开前人创造的历史条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也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14](P8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奠定了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为治国理政贡献了治理智慧。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基因和治国理政资源，才能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支撑资源。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精神源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15]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其中所蕴含的“以民为本”“以德治国”及“向上向善”等理念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精神源泉。
首先，以民为本的治理思想。中华民族历来有着独特的民本传统。早在春秋时期，管仲便提出了“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的思想。无论是治理关系的“以人为本”、君主关系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还是治理目标中的“为政在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政得其民”等，无不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治理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16]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坚持以民为本，把民生福祉作为国家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够更好地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其次，以德治国的治国之道。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国家治理如果脱离了善恶是非的道德标准，那么治理将落入政权争夺、权力滥用的狭隘之井。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以德治国的治国之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底蕴，“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好品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德治国”等思想启示我们要将道德融入国家治理的各个环节，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道德滋养。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讲求“德法共治”“礼法合治”“缘法而治”“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等，强调了德治与法治相辅相存，为我国推动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等提供了有益启示。
最后，向上向善的价值取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仁爱政治，“善政”是人们所期待的理想治理模式，“善政”离不开个人素质的向上向善。中华民族历来强调“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中华儿女始终坚持“克己奉公”“达则兼济天下”“修齐治平”“与人为善”“人心向善”等为人处事理念。这些“善政”思想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特别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作为国家治理的中坚力量，更要继承和弘扬向上向善的价值取向。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共产党人既要严于修身，加强党性修养，又要以德修身、以德服众，坚持做到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始终发挥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带动全体社会成员向上向善。
（二）革命文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毛泽东曾说：“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文化。”[17]革命文化凝结成的红色基因，表现出“敢于斗争、不畏牺牲；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精神动力。
首先，敢于斗争、不畏牺牲的革命斗志。从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共产党人就始终敢于斗争、不怕牺牲，他们扭转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衰落走向，奋不顾身地将民族复兴的历史大任扛在肩膀上；他们浴血奋战、闯关涉险、励精图治、攻克难关、创造奇迹，用自己的鲜血换来新中国的成立。他们是革命年代的主心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红色力量。这些力量是激励人民前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的竞争愈演愈烈。中国要在新一轮国际格局中占据优势，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必须弘扬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斗志。
其次，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革命文化产生于艰难困苦的年代，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是革命精神的充分体现。在革命战争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不畏艰难，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道路方针，开启了革命斗争的新篇章。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党和人民不畏强敌、不惧艰险，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就曾说，“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各种阻力与困难，这就需要弘扬中国共产党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注入源源不断的革命斗志和精神动力。
最后，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带领人民群众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思想武器。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提升执政党治理能力、培育国民素养、促进人的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善于汲取革命文化中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勇于修正错误，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作风优良、注重实效、廉洁自律的党员干部队伍，才能够更好地抵制“糖衣炮弹”的侵蚀，更好地从源头上扼制“官本位”“牧民思维”等错误思想观念，保证党员干部的纯洁性与先进性，从而实现党的治理效能的提升。
（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引领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以人为本理念、与时俱进思想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想，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和方向引领。
首先，从以人为本理念来说，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基础上，充分满足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需求。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是对国家治理的积极反馈，而且是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及时反馈。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目标上是一致的。
其次，从与时俱进思想来说，与时俱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遵循。“所谓国家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增加新的现代化要素，用现代化要素改造传统要素和传统要素不断现代化的过程。”[18]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国家治理模式，变化着的世界需要与时俱进的思想来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时俱进的思想能够帮助我们冲破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及传统教条的束缚，引导我们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国家治理，从而提升人们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最后，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家治理行为之中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要求，充分展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方面提出的具体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明确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要达到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推动社会道德提升以及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等社会目标；“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充分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文化育人功能，有助于人的现代化的提升。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反映公民的共同期待，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同时，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注入了文化灵魂。
三、以文化自信提升治理效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理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9]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定文化自信，以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治理效能，通过把紧治理“方向盘”，筑牢治理“压舱石”，用好治理“助推器”，挖掘治理“新动力”和拓展治理“新视野”，以更好地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一）把紧治理“方向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20](P121）这就是说，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才能把紧国家治理的“方向盘”，确保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首先，在“真懂”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真懂”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就是要真正弄清、弄懂、弄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将其运用到实践中。列宁指出：“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21]因此，要“真懂”这样一个具备强大精神力量的理论，不能浅尝辄止、蜻蜓点水，而是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去钻研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通过学习钻研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活的灵魂，懂其精神实质和内在规律，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国家治理的根本性质、基本职能和发展方向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国家推进治理现代化，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和分析问题的理论武器，使科学的理论融贯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各环节、各领域，促进国家制度完善以及执行能力的有效提升。
其次，在“真信”马克思主义前提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真信”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从内心深处坚决扞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性，从而能更好地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22](P65）一方面，要在情感上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坚持入脑、入耳、入心，做到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坚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言。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指引。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有信心全面贯彻其思想精髓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最后，在“真用”马克思主义实践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懂”和“真信”，最终还要落实到“真用”上来。“真用”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一方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根据时代的发展需要，善于聆听时代之问，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更好地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切实解决国家治理现代化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列宁指出，要让马克思主义“坚决抛弃难懂的术语，外来语，背得烂熟的、现成的但是群众还不懂、还不熟悉的口号、决定和结论等一系列重炮”[23]。毛泽东也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4]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求用最简单质朴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说清楚、讲明白、传播好、阐释好，最大限度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广泛普及到人民群众之中，坚定其马克思主义信仰，增强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自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运用到实处，更好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服务。
（二）筑牢治理“压舱石”：夯实国家治理的文化根基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能脱离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根基，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前文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是根植和生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在其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和文化根基。在认知、认同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践行国家治理智慧，才能够筑牢国家治理的“压舱石”，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文化基础，注入文化内力。
首先，在认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国家治理智慧。这就是要充分了解和认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并挖掘其中的治理智慧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20](P119）也就是说，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注重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治国理政经验。这就需要我们通过相关学科建设、科研项目资助、教育教学改革等，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了解和认知，并积极挖掘和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治理智慧。纵观历史长河，从西周的大一统到秦朝的中央集权制，“郡县治、天下安”，体现了国泰民安、励志天下、长治久安的治理理念；汉朝确立了选举制度，文官制度和选贤与能的用人制度，打通了穷苦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体现了选贤与能的治理理念；唐朝传承南北朝的文化传统，在历史认知和政治延绵中实现了极高治理水平的大唐盛世；等等。这些治理智慧都需要人们去挖掘、去认知，才能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治理智慧释放出强大的治理效能，从而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其次，在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传承国家治理智慧。这就是在认知和挖掘的基础上，帮助人们更好地去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使人们更积极主动、心甘情愿地将这些治理智慧传承下去。一方面，拓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治理智慧的宣传渠道。运用新媒体技术，通过多种社交软件更快速、更广泛、更准确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经验和治理智慧传播给人民，增强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认同。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作用。在课堂教学中纠正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误解、曲解与误读，搭建脉络清晰、扎实严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教育体系，切实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治理智慧以及时代价值讲清楚，将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文化支撑说透彻。同时，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将中华文化的认同教育融入课程的各个环节，形成协同效应。唯有如此，才能够使人们更积极主动、心甘情愿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智慧传承下去，从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最后，在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践行国家治理智慧。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认知、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智慧运用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为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22](P351）因此，我们要积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智慧运用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为实践中。具体要做到：将“以民为本”“民为邦本”等治理智慧运用到人民当家作主、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实践中；将“以德治国”“德法共治”等治理智慧运用到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理实践中；将敢于斗争、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融入到引领全体人民奋力实现中国梦的治理实践中；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的治理实践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治理智慧运用到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治理实践中等。如此，我们才能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筑牢国家治理的“压舱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三）用好治理“助推器”：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5]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他还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26]可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必须通过理论创新、问题导向和人才培养，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繁荣发展，使其成为国家治理的“助推器”，从而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首先，坚持理论创新为国家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创新的理论成果，探索出具备创新性、标志性的科学理论，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影响力提升的重要方式，也是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目标。一方面，要摆脱学徒思维，培养创新思维。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善于用自己头脑思考，用理论指导总结国家治理的实践经验，并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创新理论，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学术理论、中国的治理体系。另一方面，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领域间的对话，促进多学科融合，以学科融合推动理论创新。“学科间的良性互动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作为一个复杂系统赖以运行的基本存在形式”[27]，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间的交流融合，对国家治理中的问题进行共同的探讨，汇聚理论共识，共促学术愿景，推动理论创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创新的理论支撑。
其次，坚持问题导向探索解决国家治理实践问题。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就是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回答的关键课题。回应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呼唤，以问题导向开展行之有效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是繁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重要任务。一方面，要聚焦国家治理体制机制改革遇到的难题，破除制约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障碍、梗阻和藩篱。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具有合理性、可行性、可借鉴性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另一方面，对国家治理的元问题进行深层次追问，打破束缚国家治理深度研究的枷锁。追问式的理论创新最能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也最能有效解决国家治理中的“硬骨头”。对原有的“伪认知”进行知识的解构与重建，对那些习以为常、似是而非、约定俗成的知识和理论进行深层次追问甚至是批判，在追问与批判中实现问题的解决和理论的升华。
最后，坚持人才培养为国家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激励学术人才发挥能力、施展才华，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一方面，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机遇，鼓励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涌现，引进、组建一批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团队，引导科研团队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开展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激发哲学社会科学的科研活力，使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国家治理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培育良好的学术氛围，纠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不良风气，坚决摒弃急功近利、粗制滥造、闭门造车的现象。良好的学术氛围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健康繁荣发展的基本遵循，也是解决国家治理“真问题”的基本遵循。培养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底线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人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和端正的科研态度，让一流的学术人才为国家治理展现才华、贡献智慧。
（四）挖掘治理“新动力”：不断推进文化创新
创新是文化的灵魂，“在互联网时代和全球化背景下创新中国文化，释放出更大的生产力，是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关键。”[28]激活中华文化基因，构建符合国家发展需要的文化创新体系，才能够挖掘国家治理“新动力”，从而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首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要使传统文化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时代要求相适应，使传统文化的治理资源能够在新时代释放出强大的治理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22](P313）创造性转化，就是要解决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如何跟上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问题。这就要求必须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特点和要求，既要对中华文化中优秀的、先进的、具有永恒时代价值的部分予以继承弘扬，又要对中华文化中那些陈旧的、与时代发展不相呼应的部分加以改造、择善明用，同时对中华文化中的治理经验和智慧加以补充、扩展和完善。创新性发展，就是要解决传统文化如何突破固有形式的束缚和局限，以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问题。这就要求必须按照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新变化、新趋势，勇于突破旧思路、老套路，破除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推动国家治理的创新发展。
其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这是推进挖掘国家治理“新动力”的重要途径。一方面，要把握创新规律，注重文化创新人才的培养。人是文化创新的主体，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培育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人才队伍、培育文化创新创造领域的带头人和智囊团，才能够更好地激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动力。通过建立创新型教育体系，培养创造精神、激发创造热情、培育创造能力，使人们愿意创新创造和能够创新创造。另一方面，积极营造文化创新创造的社会氛围，以文化创新创造氛围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运用多种激励政策鼓励创新、尊重创新和保护创新，打造多种社会平台以满足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激发企业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将对企业的培育和扶植放在重要地位，促进企业文化的转型升级，为企业文化创新创造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通过孵化支持、现代信息技术支持、数字经济等手段助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成长，引导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文化创新创造的生力军。
最后，健全文化创造生产体制机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必须有行之有效的文化创造生产体制机制作为保障。一方面，要加大改革力度，构建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文化创造生产体制机制。要破除束缚文化创新创造的旧体制机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铺平道路。通过转变行政管理部门职能，健全文化市场管理制度，加强对文化作品的规范引导等，抵制低俗、庸俗的文化产品走入市场，确保投入到市场的文化作品有品位、有格调、符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规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文化产品的创新优势，提高优秀文化产品的创新创造能力。特别是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来说，其文化产品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和优势。通过对这些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引导和重视，打造民族主打的文化产品，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和产业，以此推动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和治理现代化。
（五）拓展治理“新视野”：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治理成果
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9]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将进一步推动世界历史的交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然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14](P84）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今天，国家治理现代化只靠自我摸索是行不通的，自主、自为、自信地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治理成果，方能更好地拓展治理“新视野”，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增加新思路、新方案。
首先，自主地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治理成果。自主地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治理成果是指抓住机遇，大胆、主动地吸收借鉴世界一切先进的治理理念和优秀的治理经验，这是扩展国家治理“新视野”的重要前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意味着我们不是一味排斥或者热衷于单一地模仿他国治国理政经验，更多的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勇气，富于自主意识地主动吸收借鉴，走出一条既善于吸收借鉴世界先进治理成果又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做到放眼世界、兼收并蓄、携手共进，学会找准世界治理中的有益成分、善于锁定优秀的治理成果作为借鉴目标，占据主动优势，大胆、主动地吸收借鉴世界的优秀治理成果，以更好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服务。
其次，自为地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治理成果。自为地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治理成果是指在自主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坚持自为吸收，做到以“我”为主，“洋为中用”，决不能照抄照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22](P286）因此，他指出：“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22](P286）基于此，在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治理成果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辨别，自为吸收，要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去之。对那些有助于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秀治理成果，不能生搬硬套，要从新时代中国的国情出发，在坚持民族特性的基础上吸收借鉴，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对那些只有部分思想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秀治理成果，我们要科学扬弃，有所取舍，趋利避害，汲取有益的成分为我所用；对于那些有损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害思潮，要有自己的主张和定力，做到坚决抵制，坚决维护我们的国家制度、治理理念、发展道路和文化传统。
最后，自信地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治理成果。自信地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治理成果，就是要求我们既要自主、自为地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治理成果，又要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保持高度的认同，做到自尊、自爱、自信、自立。文化自信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运用“普世价值”“历史xuwuzhuyi”“新自由主义”“历史终结论”“文化霸权主义”等不良思潮阻碍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不二法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借鉴其他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足够的自信为中华文明感到骄傲自豪。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说明了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本国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保持高度自信，中华文化中蕴含的以民为本、以德治国、向上向善、敢于斗争、不怕困难、敢于革新、与时俱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治国理政资源，也使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本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保持高度的自信。基于此，我们要自信地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治理成果，做到虚心学习，自主、自为地吸收借鉴，但是不能自卑怯弱、妄自菲薄，要有自己的信心、耐心和定力，对本国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保持高度的自信，批判地吸收世界优秀治理成果，从而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49.
[3] [加]D．保罗·谢弗．文化引导未来[M]．许春山，朱邦俊，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前言1.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颜晓峰．“中国之治”与坚定“四个自信”[J]．思想理论教育，2020(1):17-23.
[6] 刘卓红，张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4):89-97.
[7]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M]．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45.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92.
[9]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2.
[10] [美]约瑟夫·S·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8.
[11] 徐国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文化支撑[J]．红旗文稿，2020(2):34-36.
[12] 骆郁廷．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战略[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5):79-87,160.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0-471.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15] 本书编委会．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264.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76.
[1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18] 人民论坛．大国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绪论4.
[19] [中国]本书编写组．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29.
[20]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21] 列宁．列宁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41.
[2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3] 列宁．列宁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89.
[2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75.
[26]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82.
[27] 韩喜平，崔伊霞，王晓兵．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领航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2):11-17,107.
[28] 孙岳兵．新时代文化建设需处理好四个辩证关系[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54-59.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