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民生国家与福利国家既有联系, 更有区别。从基本内涵、生成背景、理论基础、本质属性以及建构路径等五个方面, 对民生国家与福利国家进行比较, 可以得出三点启示:中国正在建设的民生国家与西方福利国家都可以为执政党获取执政合法性资源提供民众基础;改善民生福利, 要注重协调多元主体, 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应辩证看待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政策, 坚定走中国特色的保障与改善民生道路。
关键词： 中国; 西方; 民生国家; 福利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增进民众福祉作为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 并在推进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不断加快我国民生事业的发展。但由于当前国内社会矛盾的新变化和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新期待, 有些人仍向往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 认为中国的民生建设应当依照资本主义社会的民生发展路径。鉴此, 我们必须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与制度下对民生国家和福利国家的核心要素进行比较, 从中获得启示, 作为我国持续促进民生幸福提供理论支持。
一、基本内涵的比较
福利国家是指“通过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方式保障本国公民的基本生活福利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垄断资本统治的国家形态”。其核心内容是, 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的基础上利用社会政策重新整合和分配社会资源。丹麦学者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根据福利政策的覆盖范围与实施水平将西方福利国家归为三类, 即“自由主义”福利国家、“保守主义”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虽然这些不同类别的福利国家实施的福利政策有所差别, 但它们具有四个共同特征:一是政府责任性。济贫扶弱和防范社会风险不再仅是个人的责任, 更是政府的责任, 并由专门设置的中央机构负责提供社会福利, 实行政府统一分级管理体制。二是公民普享性。社会福利的模式从“选择性”转向“普遍性”, 使享受福利优惠的对象由部分劳动者扩大到全体符合条件的公民。三是内容广泛性。不仅涵盖生活救助、教育培训、住房保障、失业救济、交通环境、医疗保险等诸多内容, 还包括娱乐文化、公共保健等方面的待遇。四是较高福利性。各福利国家每年的社会福利开支分别占到本国GDP的12%到20%, 用于保障公民基本生活水准直至较高层次的社会需求。由此可见, 西方福利国家在注重政治管理的同时, 也十分强调满足社会民众的生活需求。
民生国家是指“通过政治民主、经济高效和社会公平的方式保障改善民生、实现民生幸福的国家形态”。其重点内容是建立完善的民生福祉管理机制和民众各项权益保障体制, 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民生国家具有五个基本特征:一是政府主导性。政府对保障改善民生具有天然责任, 可以通过对民生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制定科学合理的民生政策、引导和规范各类为民服务的主体行为, 彰显其在提高民生质量与服务效率过程中的主导功能。二是目标层次性。民生问题包括三个层次, 即保障基本生存、促进基本发展和实现全面发展, 前一目标层次的基本实现, 为后一目标层次实施提供前提条件。三是制度公平性。通过建立平等的民生保障制度和法规体制, 为全体社会成员平等生存、发展和参与竞争创造条件, 实现民生社会的公平性。四是动态发展性。民生是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 民生保障的内容、范围和标准是动态变化的, 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民生需求。五是共建共享性。改善民生需要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通过广泛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 有效促进民生的不断发展, 让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和发展带来的成果, 实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总之, 民生国家不仅是一种新的国家治理形态, 也是一个以增进民众福祉为目标的民生保障政治体制。
二、生成背景的比较
福利国家的生成背景是“西方社会阶级矛盾的加剧”。20世纪初期,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资本家积聚的财富极速膨胀, 而工人阶级无法摆脱贫困状态, 社会两极分化更为明显, 阶级矛盾不断加剧。1929年至1933年, 西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引发的经济危机导致大量工人失业, 民众生活更加艰难, 社会冲突风起云涌。二战前后, 西方国家劳动大众为争取自身权利、提高物质待遇的斗争仍如火如荼、声势浩大, 并已深刻危及到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为缓解阶级矛盾产生的政治压力, 20世纪40年代, 威廉·贝弗里奇主张建立健全福利保障机制, 由政府干预掌控社会经济, 改善公民的普遍福利;同时, 凯恩斯经济学倡导采取增加社会总需求的扩张性政策, 也受到西方国家的普遍欢迎。由此, 西方国家开始推行社会福利政策, 且成为保持经济社会稳定、维护垄断资本统治的主要方式。1948年, 英国艾德礼工党政府首先宣称本国已是福利国家, 随即其它西方发达国家都关注并效仿英国推行福利国家政策与措施, 西方社会正式步入福利国家的政策时代。20世纪50年代, 社会民主党成为西方国家强大的政治实力派, 其坚信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也加快了福利国家建设的进程。因此, 福利国家的实质是西方社会缓和阶级矛盾措施的长期化与制度化, 西方社会阶级矛盾的加剧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生成背景。
民生国家的生成背景是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变化。合法性意指民众对国家政治组织和国家治理方式的认同感, 是保持政权长期稳定的首要源泉。改革开放以后, 由于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变化, 传统的以意识形态和个人魅力为基础的执政合法性呈现问题, 维护政治稳定急需重建合法性基础。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 主动将合法性来源从注重意识形态转变为强调经济建设, 随之经济高速增长, 民生显着改善, 执政合法性得到有力加强。但同时因过分重视经济增速而忽视社会建设, 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及民生事业发展失衡, 民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面临削减困境,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为此, 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 为民生发展提供公平正义和自由有序的良好环境。党的十七大报告单列一章, 专门强调社会建设的重点在于加快推进民生改善, 并将其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 这标志着建设民生国家正式进入中国政治话语体系。自此, 执政合法性来源已由经济增长的单一路径转向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的双重路径, 民意认同日益增强, 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执政资源体系中的最根本部分削弱的倾向得以根本解决。
三、理论基础的比较
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是“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思想”。从历史上看, 社会民主主义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逐步形成的一种政治理论, 二战后社会民主主义融入了正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 并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思想体系, 其核心是变“消极国家”为“积极国家”, 强调实施福利制度对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从精神气质来看,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思想以追求“社会正义”和实现“公民权利”为本质内涵, 强调人人平等的价值判断, 保障各个阶层与群体的生活需要, 逐步建立自由、平等和互助的幸福社会。从主导方式来看, 通过政府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 矫正由市场机制所导致的社会不公, 为公民普遍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福利;同时, 在赢得议会民主与政府政治力量之间平衡的基础上, 积极扩展公民权利, 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在一定程度上,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思想在二战后西方国家的实践过程中, 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消费能力, 增加了社会有效需求, 对于化解经济萧条困境、提高公民生活水平和确立福利国家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生国家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持用唯物史观考察民生问题, 以人的需要为研究起点, 从实践的视角关切人的生活境况, 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最高追求境界, 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民生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突出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关心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 主张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一致;重视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角度探索了民生目标的实现路径, 强调生产力发展是民生改善的前提条件、生产关系是民生改善的现实基础、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民生改善的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征程中, 立足中国具体现实, 在秉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 创造性地运用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理论, 并以此为指导着力改进中国民生状况, 不断解放民生、发展民生、增进民生福祉。在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过程中, 各级政府都着重强调要将民生发展放在各项工作的突出位置, 通过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建设高度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来继续推进民生国家发展, 着力提升民生幸福程度, 这些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 是其在社会现实中生动实践。
四、本质属性的比较
福利国家的本质属性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一, 福利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 其生产方式是以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为基础的。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社会福利政策, 虽然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 缓和阶级矛盾, 但并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性质, 私有制仍然是西方福利国家赖以存在与发展的首要因素。第二, 福利国家是匡正市场经济的产物。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必定会加剧贫富两极分化, 不断激化社会阶级矛盾。通过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来克服市场机制的盲目性, 匡正市场经济体制的缺陷, 提高工人阶级生活待遇, 维护社会相对公平公正, 由此促成了福利国家的产生。第三, 福利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国家是具有阶级性的, 西方福利国家是由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所掌控, “是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套装置”[1](p8), 其阶级本质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以实现资产阶级意志为根本目的。
民生国家的本质属性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人民民主专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形态, 民生国家在经济基础和阶级本质方面根本不同于西方福利国家。第一, 民生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基, 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与发展。建设民生国家必须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 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巩固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和控制力。第二, 民生国家的阶级基础是工农联盟。工农联盟是我国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 是使国家纲领政策、法律制度得以贯彻实施的有力保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可以将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等多方力量团结起来, 共同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第三, 民生国家的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的国体和政体。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的国体, 中国共产党坚持维护并巩固人民民主政权, 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政体, 直接体现着人民民主专政的优越性, 可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中国国体和政体的核心内容都是坚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着眼于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谋取幸福生活。
五、建构路径的比较
福利国家的建构基点是“政府按照‘两个正义原则’对市场运行进行干预并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从理论层面来看, 福利国家的建构方式实际上就是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一是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享有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二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适合于最不利者的最大利益, 并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 而且在机会公平的情况下使所有的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2](p302)保障民众的自由平等, 即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同样的基本自由, 且这些自由应该尽可能广泛。第二个原则为机会公平与群体差别的相统一, 只有当所有人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都能平等获得同等职务和地位的机会时, 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才符合正义。由此在现实社会中, 福利国家的建构路径是政府对市场运行进行干预和调控并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与调整, 即通过行政手段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矫正和弥补市场失灵:一是保障国民的最低经济收入;二是处置各种突发性事件;三是提高社会公共服务的平等性。西方福利国家最明显的特征就在于政府通过高税收和大规模、多类型的财政转移支付, 建立一套涵盖面广、体系健全、运行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
民生国家的建构基点是“党和政府按照‘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全面实行惠民亲民政策与创新社会治理”。效率首先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属于自然规律范畴, 是人类获得自由和解放的一种手段, 绝不能被视为终极目标。公平首先反映生产关系的性质, 属于人文关怀范畴, 是一种广泛的人类自我关爱, 彰显出对人的生存状态与发展需求、生活条件的保障与改善、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崇尚。通过不断提高生产力,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打下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应当通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来增进民生福祉, 即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原则, 而不能放弃经济发展这条主线。同时, 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应当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强调“社会公平”, 突出社会正义, 而且社会公平正义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是提高效率的保障性因素。因此, 中国的民生理论与实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 要以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推进社会体制改革, 优化收入分配制度,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创新社会领域各项制度, 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3]总之, 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按照“效率与公平”的原则来普及惠民政策与创新社会治理, 以不断改善民生, 增进民生福祉。
六、启示
基于上述比较, 我们既可以准确把握民生国家与福利国家的联系和区别, 还能够从中得到三点启示:
首先, 无论是民生国家还是福利国家, 执政党都需要通过解决好民生或福利问题获取执政的合法性资源。一国政党的合法性是民众对该政党的认可与赞同, 是政党治理国家与社会的必备资源和基础。对于西方福利国家而言, 其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既包括程序意义上的合法性, 即只有经过严格的民主选举程序选出的执政党, 才具有合法性;又包括实质意义上的合法性, 即在赢得大选后执政党应着力全面实施惠民利民政策, 提高公民福利水平, 这也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运行供予了良好的合法性资源。对于中国而言, 1978年至2007年,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来自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实行改革开放, 国家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显着提升, 民众的生活品质大幅改善;但2007年至今, 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及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问题凸显, 极大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是以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其执政合法性基础的。近年来, 中国发展的现实已表明, 由“单纯地追求经济绩效”转向“注重改善社会民生”是一次成功的转型, 这更能获取社会的普遍认同感, 维护社会安定有序, 因而更能获得执政的合法性资源。
其次, 无论是民生国家还是福利国家, 都注重协调多元主体, 积极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构建社会治理体系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需要政府主动向社会放权,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改善民生福利中的作用。西方国家制定的社会政策体现了福利多元主义的基本主张, 提倡社会福利的来源构成应当多样化, 提供福利与服务的主体不仅是政府, 还应包括市场、民间机构、社会团体、志愿组织、家庭和个人等多种主体, 这是对政府承担一切社会福利责任的反思, 更使西方各国多年存在的福利政策实践困境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4]在当代中国, 面对日益凸显的民生需求, 仅靠政府力量已难以根本解决, 我们可以参照福利多元主义的基本思路, 引导和支持多元主体投入到民生改善的实践中来, 确定民生服务供给的责任主体, 应坚持以政府为主导, 支持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益机构、社区和公众等社会主体来共同治理民生事务,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第三, 民生国家与福利国家存在一定的区别, 应当辩证看待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存在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国情和民生问题, 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民生改善既要注重自身努力, 又要积极参考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福利政策的具体做法与成功经验。西方福利政策对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与冲突无疑是有益的, 但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实施的政策, 并且其弊端已造成“高福利陷阱”。西方国家日益加剧的债务危机使人们认识到过高的社会福利并不是增进民生福祉的理想方式。中国一定要立足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现实国情, 积极稳妥地解决好民生问题, 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与发展成果, 坚定走中国特色的民生建设之路。
参考文献：
[1][德]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M].郭中华等译, 长春:吉林人出版社, 2006.
[2][美]罗尔斯.正义论[M], 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 求是, 2013 (22) :4.
[4]陈立周.当代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的演变及其本质——兼论对中国社会福利实践的启示[J].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2) :28~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