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说：“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曾经非常著名地把社会学描述为‘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不管这种观点在19世纪是不是一个对人们有所帮助的建议……在21世纪的开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关于复杂性的物理学在当代社会学或社会科学中的应用问题。人们对此已无太多争论，很多人都主张，在某些特定的社会领域，复杂性有着不同寻常的解释力，因而复杂性适用于社会科学。”[1]150这是厄里对社会科学采用复杂性思维开展研究的适切性所持的赞同观点。毫无疑问，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不仅越来越认识到这个世界远比我们之前所想象的复杂，而且也逐渐发现肇始于经典科学理性所主张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并非如科学所认为的那么确定与稳定。我们正身处一个复杂的世界之中，每个人都与自身所处的社会、文化及整个人类和全球问题相交织，彼此竞争、对抗又相互补充。任何科学研究，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逐渐采纳复杂性思维方式以解决所面临的新问题，复杂性思维已初步深入人们的意识之中。因此，比较教育既作为人们认识活动的一个方面，也作为在全球化的复杂背景中对世界教育的发展能有所作为的新兴领域，不仅无法回避这种全球复杂性，而且更应主动“寓居”其中，以复杂性思维认识和解读“他者教育”、反观“我者教育”,并为全球教育做出应有贡献。
一、复杂性思想的兴起及其在科学中的运用
自古希腊以来，以西方理性为主要特征的对世界进行的科学探索就已开始。从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及其学派将事物归结为数的哲学与相应的思维方式并开启以数学方法认识宇宙的路径以来，“通过数与事物在思维中的分离，人在现实的认识活动中，不仅并没有丢掉任何实在的东西，反而使认识更明晰、更深刻。这个‘奇迹’给了古代希腊人一个很深刻的体验，使他们牢固地树立起一个信念：形式比质料真实而能动。”
这种思维不仅深刻影响之后的哲学家，他们都试图寻求支配世界运行的形式或普遍规律，而且也影响到后来的科学发展。尤其是生活于英国17和18世纪期间的科学家牛顿（Isaac Newton）在其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isPrincipia Mathematica）中，采用数学的方法描绘自然力学原理，这成为人类掌握的第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宇宙论和科学理论体系，也奠定了人类近代科学的坚实基础，其影响覆盖经典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并形成人们看待世界的基本科学思维方式。
但是，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经典的简化的思维方式。在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看来，这种经典科学的思维逻辑是：现象的复杂的表象可以从某些简单的原理出发加以解释，存在与事物的惊人的多样性可以从某些简单的元素出发加以解释。简化的思维方式通过分割和化归的方法应用于这些现象。分割不仅使对象彼此孤立，而且使对象孤立于它们的环境和它们的观察者。在同样的运行中，分割性的思维还使学科彼此孤立，并使科学变成社会中的孤岛。至于化归的方法，它把不同的或多样的事物或者统一于最基本的东西，或者统一于可以量化的东西。因此，化归性的思想对“真正的”现实性不是给予整体而是给予元素、不是给予性质而是给予量度、不是给予存在物和存在活动而是给予可形式化和可数学化的陈述[3]13.这种简化的原则曾经给予自然科学无尽活力，也促使自然科学有了最令人惊叹的发现。
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以牛顿经典力学为基础的简化的普遍法则无法解释所有的自然现象，特别是在量子力学以及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对论产生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已有的“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来自于对表观上复杂的自然进行细微的观测和优雅的简化，从而揭示其内在的简单性。而我们所犯的最愚蠢的错误却又常常是因为对现实的过度简化，接着发现它远比我们所认识的要复杂”.这样，经典的自然科学曾经所有的惊人发现本身就反过来摧毁了任何简化的观点，“因此科学的确定性的进步也导致了不确定性的进展。但这是一种‘好的’不确定性，因为它把我们从天真的幻象中解脱出来，把我们从传说的迷梦中唤醒：
这是无知认识到了自己是无知”10-11,从而也开创了科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正如物理科学以简化的思维探索基本的分子、原子和基本粒子一样，这种探索带来了关于生物机器的功能和运转过程的了不起的发现，但也正是这种对基本粒子的探索使物理学发现了微观物理结构中前所未有的复杂性。生物学也在发现遗传基因序列的同时，试图发展生物自组织系统的复杂理论。
在社会科学当中，人们对复杂性的认识及其研究也得到加强并获得进一步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之前的那种对复杂现象采取简化和还原的认识方式已无法理解和解释我们社会的诸多复杂现象。正如英国社会学家芭芭拉·亚当（Barbara Adam）所说：“我绝不能认同全体学者，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们把他们力求描述、解释的现实复杂化了这一观点，我发现事实恰恰相反。我已经逐步认识到，我们一旦开始观察并思考我们的社会现实，就会发现它无比复杂，于是，就着手简化它，直到将其面貌简化为一两个可选项为止。我们一般都根除复杂性，直到可以概念化地处理现实。更糟的是，这些简化了的面貌仍然被作为理解和解释整体面貌的依据。这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应付那些用其他方式难于处理的复杂事务时的做法。这是一种应付生活和维系生活的策略。然而，我要提出的是，一旦我们想要像社会科学家那样理解和定义现实，无论是假设性的简化，还是强制性的简化，都不再是行之有效的手段。”
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我们如果试图真正理解和解释其存在与运行的复杂机制，就再也不能采用简化与还原的老办法，原有那种条块分割的学科知识也很难应付人们目前所面临的复杂现实。美国科学家穆雷·盖尔曼（Murray Gell-Mann）曾警告：“我们人类必须记住，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虽然专业化是我们的文化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特征，但它仍需以各学科思想之间的统合作为其补充……我们觉得自然科学、社会行为科学、古典语言与文学及艺术等领域并无显著的差异。事实上，我从不相信这些区分有什么重要意义。”在这种背景下，复杂性思维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成为各种科学研究的新理性路径。
对于复杂性概念，至今没有确切的定义。南非著名学者保罗·西利亚斯（Paul Cilliers）曾尝试性地为复杂系统描述了十个特征[7]6-10,但也未能为复杂性或复杂系统给出明确定义。有人通过文献研究发现，有关复杂性的定义有五十多种，但仍然没有找到公认的、非常确切的、科学的复杂性定义，只是从众多描述性定义中发现了人们对复杂性所表达的一些共识：复杂系统是诸多要素相互作用的状态，是交织在一起的东西并具有不可还原的特征[8].因此，相对于经典科学强调的有序性、确定性和稳定性而言，“我们在观测的所有层次上都看到了涨落、不稳定性、多种选择和有限可预测性”[9].换句话说，从经典的观点看，自然法则表达的是确定性，即：只要给定适当的初始条件，我们就能用确定性预测未来或溯沿过去；而从非经典的观点看，一旦包含了不稳定性，其情况就不再如此，自然法则的意义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它所表达的就不再是确定性而是可能性或概率。在“一个系统中，复杂性意味着可能性要多于可实现性”[7]3.
自20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就开始格外关注气象学中的蝴蝶效应研究、分形研究、混沌研究、非线性经济学以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研究。到70年代，人们开始直接以复杂性为研究对象，在国际上也开始出现有较大影响的复杂性理论，如协同论、突变论、超循环论和耗散结构论，这些非线性理论强调复杂性、非平衡性、自组织性和不可逆性，使之前科学中的有序性、确定性和稳定性等经典观念受到巨大冲击。80年代又相继出现的分形理论和混沌理论再次对经典科学观念形成强烈冲击。
在这一进程中，人们力图克服经典科学思维中那种排除事物发展随机性和偶然性的状况，努力将事物发展的随机性、偶然性与必然性和确定性联系起来。在任何科学领域，人们都愈益与随机性和偶然性打交道。随着控制论、结构主义和系统理论的发展，人们也更加认识到自组织系统的复杂理论在世界各个层面所具有的强大解释力。由于非平衡物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诞生，以及它所产生的诸如自组织和耗散结构等一些概念正被广泛运用于一些学科，其中包括宇宙学、化学、生物学以及生态学和一些社会科学，因此可以说，复杂性思想也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渗透于各种科学研究活动之中。“近年来，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且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各个领域，关于复杂性问题的研究正悄然向我们走来。”[8]
而今，复杂性概念已是自然科学与技术性科学以及诸种社会科学研究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不仅涉及宇宙学、数学、生物、物理等众多自然科学领域，而且也涉及语言、管理、经济、政治、社会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时，还有研究复杂性的专门杂志（如Journal of Com-plexity）。这就意味着人们对复杂性的探索将会改变之前科学探索中那种简化的、还原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也意味着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将向复杂性科学迈进。这足以说明，复杂性思想在最近几十年已获得较为迅速的传播与发展，在人们对各领域的研究中已得到广泛运用。复杂性思想将逐渐成为人们认识和思考世界的一种新的理性思维方式，它将超越以前那种线性的、简单的、可逆的和确定性的思维，转而以非线性的、复杂的、不可逆的和不确定的思维取而代之。
二、全球复杂性背景中的教育复杂性
比较教育的认识对象是教育，而教育的核心要素是人，人的复杂性导致教育的复杂性。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复杂关系直接涉及人的复杂性。而这里将进一步试图说明的教育复杂性，则是在此基础上因全球化进程所导致的教育与教育间关系的复杂性。前者几乎是从教育构成要素的角度分析教育复杂性，而后者则试图从系统的角度说明现存的、不同文化背景的教育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也是人们在全球化复杂背景下，认识“他者教育”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全球化是当今人类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的话题，更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在生活中曾经和正在经历的事实。不论愿意与否，处在全球任何角落的任何人都被卷进全球的复杂系统当中并将继续向前，因而我们必须正视全球化进程中诸如非平衡性、不确定性等复杂性特征。英国社会学家厄里曾对这种全球复杂性特征进行过生动描述，他认为：“全球化从来就是一项未尽的事业，它是无序的，而且充满着矛盾和不确定性。横行于全球各个角落的各种竞争都是一些复杂的、流动的关节点，这些竞争有时候激烈有时候不激烈、有时候是社会之间的有时候是个人之间的、有时候发生在网络系统之内有时候发生在网络系统之外、有时候在近距离发生有时候在远距离发生。这是个复杂的世界，其中充满着不可预见性、不可逆性、恐惧、暴力和无序，但又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归结为无法无天。
在这样复杂的系统里面，小事件绝不会在人们的视野中消逝，它会在时空中的不同地点重现，而这些地点又是高度不可预知的。我建议用全球复杂性思考这些概念。”[1]4对于这种全球复杂性，我们不仅要看到其中存在的对抗与冲突、非稳和无序，同时也要看到其中存在的共享与互补、生机和机遇。这正是全球复杂性的两个方面。
从对抗与冲突角度看，我们所处的世界已不再是完全由西方工业国家在殖民时期单方面支配和控制的世界。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为世界各地的人们表达自己的心声提供了平台，也为曾经处在被压迫和被控制处境中的人们抵抗和摆脱这种压迫与控制提供了契机。在压迫与被压迫、控制与反控制之间越来越表现出势均力敌的博弈，看似平静、和谐的世界，实际蕴藏着波动与冲突、竞争与对抗，但同时又存在共享与互补。法国文化理论家及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曾说：“世界不是辩证的---它注定要走向极端，而不是平衡；注定要走向激烈的对抗，而不是和解或者融合。”[10]
不过，他只看到了全球复杂性的一个方面，尤其只看到在全球化推进的过程中，全球性权力因自由流动而要求世界也必须没有藩篱、没有障碍、没有边界和边境检查站，从而决意要摧毁“任何严密的社会控制网络，尤其是扎根于领土疆域内的严密的网络”[11],以清除其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换从共享与互补的角度看，在全球化的复杂进程中，不仅存在这种试图摧毁所有障碍的全球权力与本土试图重构社会网络的反全球权力之间的对抗和斗争，对地方而言同样也存在着发展的生机与机遇，同时也为人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和资源共享提供了便利和可能。
有人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昨天在楼梯上，我遇到了一个不在那里的人。”[12]如果在以前，我们要么将这看作是精神病人的妄想，要么看作是诗人的浪漫情怀。但在今天，这既不是幻想也不是精神失常，而是生活现实。由于现代交通工具与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跨越式进步，已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甚至思维方式。借助这些技术，我们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现实与虚拟的流动，我们可以实现同时在多个地点的不在场的在场，可以突破空间的限制而与任何个人取得联系并进行交谈，也才能“遇到一个不在那里的人”.正是这些技术的发展，把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联系在了一起。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全球化了的人，每个人都是世界的旅行者。不管是利用先进的交通工具实施的现实的全球旅行，还是借助电视、互联网以及移动电话所进行的虚拟的全球旅行，我们在事实上都已被卷进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虽然“全球化依然存在着证据及其含义的不确定性”,但“我们无法否认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也就是我们认为全球化理论开始流行的时期，整个世界经历了人类跨境活动的高潮”[13].
因此，从整体上看，全球化并非简单、平面的一体化进程，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非平衡和多种可能的立体化的复杂进程，它意味着全球和地方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相互对抗又相互补充，彼此间存在复杂的相互联系。在莫兰看来，当不同的要素不可分离地构成一个整体时，当认识对象和它的背景之间、各部分与整体之间、整体与各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彼此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反馈的组织时，就存在复杂性。也由于这个原因，复杂性也是统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联系。全球的特有发展使我们越来越不可避免地面临复杂性的挑战[14].因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地球村”已不再只是一个概念，处于世界各地的彼此在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以及科学与教育等方面都出现了频繁的相互联系，我们正处在全球化的复杂背景之中。在这种背景中重新认识和理解现行的全球教育，将在两个方面面临教育的复杂性。
一方面，由科学技术的高度专门化所导致的专家治理，使当今的普通大众相对处于专业知识和信息的盲区，对最新科学、技术以及产品的潜在风险缺乏认识和判断，更无选择和监督的可能。因此，在我们走向全球复杂性社会的情景之下，教育将承担而且必须承担起前所未有的巨大责任，必须依靠智力水平的提高重建新的教育制度。因为，“新的分享民主制要求公民在那些知之甚少的问题上做出决断，比如克隆动物和人类、掠夺、优先、遗传工程、转基因食品、欧洲单一货币市场以及当今社会其他重大的道德和经济问题。通过智力加工为这些深刻的哲学问题提供合理的答案，先前的大学研究者历时三年的辛勤研究并不能成为当今教育政策的真正来源”[15].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确立新的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教育制度就变得更加困难。我们的教育在全球化、多元化背景中变得更加复杂，在面临教育的共同问题时，需要全球人的智慧，共同探索走向更加复杂的适合人们发展需要的教育制度及其实践。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复杂进程中，一国或一地的教育不只意味着国家教育主权的维护问题，同时还意味着世界教育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我们不能固守传统的主权观点而将自己排除于全球化进程之外，也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丢失“自我”.尤其在教育发展走向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中，在教育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的情况下，如何协调国家教育主权和将自身融进全球化复杂进程并分享其带来的发展生机与机遇之间的关系，是摆在比较教育学者面前的重大课题，更是世界各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同时，由于当今世界各国教育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全球复杂性背景之中，不仅使全球各地的教育紧密相连，而且还因在原有教育系统中增加了新的要素而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更加复杂的教育关系。我们所面临的教育，正是处在这样的复杂联系当中，不仅因社会发展的复杂性而增加了自身的复杂性，而且还因被卷进全球化进程而将与其他地方的教育发生前所未有的相互作用，由此形成更为复杂的国际教育关系。因此，比较教育作为人们认识教育的一种方式，在如何看待“他者教育”并反观“我者教育”以及如何理解“他者”与“自我”的关系问题上，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全球教育的这种复杂性，其活动轨迹也必然体现为向全球复杂性的方向迈进。
三、迈向全球复杂性的比较教育活动轨迹
虽然我们面对的教育较之以前更加复杂，也将涉及更多的系统要素和认识主体，但就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而言，比较教育的认识轨迹仍然沿着教育及比较教育的实然与应然而展开。有所不同的是，由于全球复杂性的存在，比较教育的认识所面临的教育及比较教育的实然与应然不再是之前意义上的实然与应然，而是有了新的意义。
从比较教育活动（不管它是何种意义上的活动，既可是一般考察活动，也可以是学科的研究活动，我们都视为比较教育的认识活动）的整个发展历史看，其发展的基本轨迹是从实然到应然、实然与应然并存以及从应然到实然，继而再从实然到应然。其中，不管是在比较教育活动的早期还是之后甚至直到如今，对“他者教育”的研究与考察，其目的都在于弄清他国教育的实然状态，包括它的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由此作为建立本国教育应然状态的参照和依据。不过，在比较教育活动的早期，基本不考虑本国教育的应然，而只是在览尽他国风土人情时顺便介绍或弄清他国教育之实然。在其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可以说都是实然与应然两种状态并存。研究教育的实然与应然不仅是目前比较教育活动的主要任务，更是今后很长时期内的主要工作，因为就目前世界的构成来看，仍然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弄清先进国家的教育实然，以此构建本国教育的应然仍然是各国比较教育活动的宗旨所在。或许，在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之后，比较教育活动会从关注各国教育的应然转向世界教育的实然。这时的教育实然不再是具体哪个国家的教育实然，而是整个人类教育的实然，即整个世界教育的实然。在对其进行长期的关注与研究之后，人们将由此构建全球教育的应然。这里的教育应然也不再是具体哪个国家的教育应然，而是全球教育的应然。
当全人类教育发展到足以让人们满意，并符合专家学者们为之构建的应然状态时，其实然与应然则将走向融合。这种融合是彼此相互符合而没有明显差距，而非在其发展史上所表现出的实然与应然并存。当世界教育发展到这一步之时，也是当今比较教育活动走向终结之时。到这个时候，教育理论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实践者以及直接受益的学生，都将对人类之教育感到满意并充满希望。但毫无疑问，这一天到来的路途还无比漫长，不过，这应成为比较教育的终极信仰。在此之前，比较教育学者们的现有活动和将来活动将在长期内仍然围绕教育及比较教育的实然与应然展开，并将世界教育之实然与应然的融合作为最终的努力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教育，历来把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各种力量构建世界教育体系作为学科的主题，现在已成为一个研究全球趋向与本土策应间动态性互动的理想学科领域”,也是对教育在全球复杂性背景下所面临的问题所作的一种有力回应。它的一路走来，始终以教育及比较教育之实然与应然作为自己的行动路线。
参考文献：
[1] （英）约翰·厄里。全球复杂性[M].李冠福，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 喻承久。中西认识论视域融合之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3] （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M].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 （英）约翰·巴罗。不论---科学的极限与极限的科学[M].李新洲，徐建军，翟向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