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每年发布的 “世界大学排名”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界的一件大事，为高等教育的研究者与实践者所关注。考察 “世界大学排名”经历的诞生、失意、坚持、改进，进而成为高等教育界的品牌，对我国高等教育评价的理论与实践，将有着很好的启迪作用。
一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英国高等教育实施 “双轨制”，有学位授予权的传统大学与没有学位授予权的多科技术学院并存，两者各司其职。传统大学以 “博雅教育”为导向，承担 “精英高等教育”的职责。多科技术学院以培养高等技术人才为己任。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英国的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多科技术学院都升格为具有学位授予权的新型大学。一方面，大学数量的骤增使得公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学生及其家长、用人单位都希望对大学有更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新型大学与传统大学之间，及新型大学之间，甚至传统大学之间，所授予的学位存在着实际上的差别，社会的需要促成大学排名的产生。
英国最早的大学排名来自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于1986 年发布，该阶段的大学排名仅针对英国国内大学的一些学科，还不是大学的综合排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并不像我国学人普遍认为的是 《泰晤士报》的附属刊物，而是一个周销售量在 3 万份左右的独立周刊，其关注点涉及与高等教育有关的新闻、特点、书评和意见建议，以及有关大学的数据和统计信息。《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以前曾属于 《泰晤士报》，但早在 1971 年就成为一家独立的刊物①。1986 年 ～1992 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用同行评议方法逐年对大学的各个学科进行排名，每次选择 2 －3 个学科。他们向这些学科的系主任发放问卷，让其确定本学科所处大学有哪些是好大学。调查是匿名的，要求被调查者对除自己学校以外的所有高校就该学科进行评价。最初的排名并不为社会公众所接受，许多系主任都拒绝回复调查问卷，所以说这种以主观评议为主的大学排名实践基本上是失败的。尽管如此，其做法却开创了英国大学排名的历史，以至于到新世纪之交，英国曾出现过各大刊物纷纷发布大学排名的热闹景象。
1993 年，时任 《泰晤士报》 教育版编辑，后来成为《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编辑的莱瑞坚持认为大学质量存在着差异。他力排众议，推出 “好大学指南”和 《泰晤士报》的大学排名②。“好大学指南”是一部独立发行、为英国大学入学申请者提供服务的指导书。同时，《泰晤士报》用五个工作日连续发布大学排名，前四天是各个学科的详细排序，第五天 ( 通常是星期五) 则发布大学综合排名，使用9 个指标 ( 1993 年开始时是14 个指标) 对101 所英国的大学进行综合排名。 《泰晤士报高教副刊》也在这个星期五，利用相同的指标与数据对相同大学进行分指标排序，所不同的是后者是针对每个指标对大学进行排名，即同时发布 9 个大学排名结果。这两个刊物尽管各自独立，但所各自发布的大学排名与 “好大学指南”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三个方面，是并生共存的。在这个阶段， 《泰晤士报》和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希望使用客观数据来达到对大学质量进行客观评价的目的。他们舍弃了以往同行评议的方法，收集大学的公共信息数据，并根据大学的实际情况对数据进行核实与修正。如 1993 年广泛使用了 “入学所需平均分数、生师比、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的百分比、教授在教师中的百分比、生均图书花费、教师人均纵向研究经费、人均横向合同研究经费、学生食宿、毕业生就业 ( 毕业 6个月后) 、未就业率 ( 毕业 6 个月后) 、研究或深入研究、完成率、研究生的百分比、国际学生”等 14 个指标。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得到高等教育界以及社会公众的认可，一些大学甚至拒绝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数据。这种状况在1995 年以后得到了改观，这一年 “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和 “高等教育统计局”在大学数据库的建设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两个刊物由此可以得到所有大学的统计数据。
这两年中，社会公众及各大学开始接受由新闻媒体对大学质量所做的评价。从 2002 年开始，《泰晤士报》和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对大学排名指标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指标由 14 个改为 9 个: 入学标准 ( A － 级学生的平均分) 、生师比、教学评价、研究评价、图书与计算机花费、设备花费、功效 ( 按时完成预期课程的百分比) 、获得第一荣誉学位的学生中 1 －2 级以上的学生比率、毕业生去向。从排名指标的变动来看，2002 年的大学排名更加注重教学、学生入学状况和用于学生的费用等。同时，规定在教学评价、研究评价、入学标准、毕业生去向等四项指标中具备2 项以上数据即可参与排名 ( 此前必须具备 3 项以上才可参与排名) ，这使得更多的大学进入了排名的范围。
二
2004 年，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 开始发布 “世界大学排名”，排名发布后可以说是毁誉参半。在这次排名中，北京大学位列 17 名，在亚洲仅次于东京大学 ( 12 名) ，居亚洲第二位。在 2005 年公布的排名中，北京大学以 15 名的总排名位居亚洲第一。2006 年，北京大学位居总排名第 14位，继续在亚洲高校中领跑。这使得长期以来在发达国家面前不太自信的众多国人怀疑 “世界大学排名”的科学性与客观性。经过近十年的发展， “世界大学排名”在坚持中改进，逐渐得到了世界公众的认可与关注。
尽管 《泰晤士报》和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发布的英国国内的大学排名早在 1993 年就放弃了主观性的指标，但《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发布的 “世界大学排名”依然采取了高达 50%的主观性指标———同行评议。这次的大学排名只有教学 ( 师生比，权重 20%) 、研究 ( 10 年来教师人均论文引用率，权重 20%) 、国际化 ( 权重 10%，其中国际教师 5%，国际学生 5%) 、同行评议 ( 权重 50%) 等 4 个一级指标。在 2004 年的世界大学排名中，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委托英国着名的 QS 公司，在全球对涉及自然科学、技术学科、生物医药、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学科等 5 大领域的 1300 名学者进行了调查，要求他们指出本学科本地区最好的大学③，以此作为 “同行评议”的得分。由于该项指标的权重高达 50%，对于最终的排名结果影响甚大。
以北京大学为例，在 2004 年排名中总分位居全球第 17 名，其中 “同行评议”的得分位列全球第 9 名。尽管在其他指标上北大的排名并不靠前，其师生比 30 － 33; 教师人均论文引用率 190 － 200; 国际学生 188 － 190; 国际教师 158 －160，但最终的总排名却出乎国内人士的意料。
2005 年，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 继续推出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体系只增添了 “雇主评议”，权重为 10%，同行评议的权重为 40%，其他指标不变。QS 公司对 2375 名学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同时，对全球 333 家跨国公司进行了问卷调查，要求他们回答 “最愿意雇佣哪 20 所大学的毕业生”，以此作为 “雇主评议”的得分。在雇主评议的调查中，北京大学位列全球第 22 位，加之较高的同行评议得分，所以北京大学在 2005 年的排名中，首次超过东京大学成为亚洲第一。在 2006 年推出的 “世界大学排名”中，《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对排名的指标体系只做了微调，将“教师人均论文引用率”由 10 年缩短为 5 年，加大了对亚洲和拉美地区期刊的收录，并扩大同行评议与雇主评议的调查范围。以后的三年时间，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趋于稳定，只是在数据处理、数据库的使用、问卷调查的透明度等方面进行微调④。随着对同行评议与雇主评议调查范围的扩大和对相关数据处理方式的改变，北京大学的排名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除 2006 年上升为全球第 14 位以外，2007 年位列第 31 位，2008 年退居第50 位，2009 年退居第 52 位。可以肯定的是，北京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变化不是其办学水平发生了大幅度的下滑，而是其指标体系不够稳定的反映。
2010 年，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 对世界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做了重大调整，新体系有 5 个一级指标和 13 个二级指标: 创新性产业收入 ( 权重 2. 5%) ; 国际化程度 ( 权重5% ，其中国际教师占 3% ，国际学生占 2% ) ; 教学环境( 权重 30%，其中与教学相关的声誉调查占 15%，博士学位授予数占 6%，在册本科生数占 4. 5%，教师人均收入占2. 25% ，博士与学士学位授予比占 2. 25% ) ; 研究 ( 权重为 30%，其中与研究相关的声誉调查占 19. 5%，研究收入占 5. 25%，教师平均学术论文量占 4. 5%，公共来源研究收入与总研究收入比 0. 75%) ; 篇均论文引用量 ( 权重为32. 5% ) 。与 2009 年相比较，新指标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主观性指标所占的权重有所降低。原指标体系中，主观性指标占 50%，在新体系中，关于教学的声誉调查和关于研究的声誉调查的权重和为 34. 5%，客观性指标权重的增大实际上使排名更为合理。第二，增加了二级指标，使得大学排名的指标更为详尽。新体系中，增加了 “创新性产业收入”、“与教学相关的声誉调查”、“博士学位授予数”、“师均收入”、“博士学位与学士学位比”、“师均学术论文量”、“公共来源研究收入与总研究收入比”等新的二级指标，指标的细化客观上也使得排名更趋合理。第三，更加注重大学的教学水平与质量。在原指标体系中，仅仅以师生比来说明大学的教学状况，权重占 20%，不能客观地反映一所大学真实的教学水平与质量。新的体系中 “教学环境”权重增加为 30%，增加了与教学相关的声誉调查，并细化为 5 个二级指标，更为客观地体现了大学教学质量的差异。第四，继续扩大声誉调查的范围，在 2010 年的排名中，与教学相关的声誉调查和与研究相关的声誉调查，都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13388 份问卷，在统计学上能代表全球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对大学教学与科研水平的评价。
三
“世界大学排名”已成为高等教育界的重要品牌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关注的焦点，正在成为引导大学办学者们决策的 “风向标”。
承继性与创新性相结合。 “世界大学排名”的影响力远远超过 “英国国内大学排名”，但无论是排名方法，还是排名的指标体系、数据来源等，都与 1986 年就开始的“英国国内大学排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 1986 年到1993 年，英国国内大学排名主要是依据同行评议对各大学的学科进行排名。虽然后来放弃了主观性的指标，但是在2004 年发布世界大学排名时，依然采用主观性指标，而且赋予较高权重，这种做法无疑是受到了英国国内大学排名的影响。同时，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又创新性地采用了全新的指标体系，除了广泛采用的 “师生比”、“论文引用量”等指标外，加入了 “国际教师与国际学生的比例”的指标，反映了当前大学注重国际化的新趋势。
稳定性与变革性相结合。纵观各国的大学排名，其指标体系总会受到各方面的质疑，有的排名机构在众多质疑面前大幅度调整指标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公众的质疑声，但由于指标体系的不稳定使得大学排名的结果极不稳定，又从另一个方面加剧了人们对大学排名的质疑。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在公布大学排名时，虽然质疑声不断，但他们能够在保持指标体系稳定性的同时进行变革，使得 “世界大学排名”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主观性指标与客观性指标相结合。大学排名是否需要主观性指标? 主观性指标会不会影响大学排名的合理性?
该问题也时常困扰着国内外的大学排名机构，大家莫衷一是。《泰晤士报高等教育》总结了英国国内大学排名的经验与教训，坚持主观性指标与客观性指标并重的做法，并为主观性指标赋予较高的权重，近年来开始逐渐降低主观性指标的权重，以保证大学排名的合理性。
无论人们是否重视大学排名， “世界大学排名”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着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相信随着指标体系、排名方法、数据来源等方面更趋合理，其在国际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影响和作用将会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