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自德国教育家洪堡将科研正式引入柏林大学之后,科研作为大学的重要职能之一,无论是在大学发展史还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科研更显示出它的威力与必要性”①。亚洲地区的大学,除了日本之外,多以后发的大学为主,为了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亚洲各国纷纷制定了针对本国的卓越大学计划。中国1999年正式启动了 “985工程”;日本于2002、2007年分别实施了 “21世纪卓越研究中心计划”和 “全球卓越中心计划”;韩国1999年实施了 “智慧韩国21工程”;中国台湾地区2005、2011年分别实施了 “发展国际一流大学及顶尖研究中心计划”和 “迈向顶尖大学计划”。无一例外,这些计划都以提高本国的科研竞争力为主,因为科研影响力和科研协作力是衡量大学科研质量的重要指标,科研影响力反映了一所大学科研能力在世界科研体系中的地位及认可度,科研协作力反映的是一所大学的协同创新能力。
一、参与比较的大学选择以及比较方法
本文选择比较分析的亚洲大学以2013年荷兰莱顿大学排行榜为依据,主要集中在12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中国因两岸地区大学发展模式具有显着差异,所以对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顶尖大学进行分别研究),分别是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中国台湾地区、泰国、马来西亚、印度、沙特阿拉伯、伊朗、土耳其。
首先,在2013年荷兰莱顿大学排行榜各单项指标排名中,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分数最高的前两所大学的数据的平均值作为该国顶尖大学的单项指标数据。由于亚洲的大学很少能在所有领域中都表现卓越,所以亚洲各国和地区顶尖大学在各单项指标上的数据不一定来自相同的两所大学。其次,选取各单项指标中前20所大学的平均值作为世界顶尖大学的单项指标数据,选取前100所大学的平均值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单项指标数据。最后,通过比较亚洲各国和地区顶尖大学各单项指标数据,以及与世界顶尖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各单项指标数据进行比较,总结出亚洲各国顶尖大学科研影响力与科研协作力的特点、差异以及发展趋势。
二、单项数据比较分析
(一)亚洲各国顶尖大学科研影响力比较分析
在科研影响力方面,荷兰莱顿大学排行榜给出了4个单项指标的排名,分别是P指标 (科研论文总量)、MCS指标 (平均引用次数)、MNCS指标(标准化的平均引用次数)以及PP10%指标 (被引用率最高的前10%的科研论文的比例)。
1.P指标分析
P指标指的是一所大学进入WOS数据库的08-11年间所发表的科研论文的总量,它反映了大学的科研规模。从图1中可以看出,亚洲顶尖大学在该指标上整体表现不均衡,差异较大,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以色列顶尖大学在亚洲地区表现较为出色。日本和中国的顶尖大学科研论文总量已经超过世界一流大学在该指标上的平均值,接近世界顶尖大学在该指标上的数据,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以色列顶尖大学的科研论文总量已经接近世界一流大学在该指标上的数据。泰国、马来西亚、印度、沙特阿拉伯、伊朗以及土耳其顶尖大学的科研规模相差不大,都远落后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科研规模。【图1】
2.MCS指标分析
该指标是指一所大学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次数,它反映了一所大学科研论文质量的高低,平均引用次数越高,科研论文的质量越高,影响力越大。从图2中可以看出,亚洲各国顶尖大学在该项指标上的整体表现比较落后,没有一所大学能够超越世界一流大学。以色列、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顶尖大学在亚洲地区表现最为出色,其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次数已经接近世界一流大学在该指标上的数据。马来西亚、伊朗、土耳其顶尖大学科研论文平均引用次数较少,落后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顶尖大学。【图2】
3.MNCS指标分析
该指标指的是一所大学科研论文被标准化以后的平均引用次数,等同于一所大学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次数与WOS数据库所有论文的平均引用次数的比值,MNCS的值大于1表明该大学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次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小于1则反之。总之,MNCS值越大,科研论文的质量越高,认可度越高。从图3中可以看出,亚洲各国顶尖大学在该项指标的整体表现较为落后,没有一所大学能够超越世界一流大学。新加坡、中国、以色列、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顶尖大学在亚洲地区表现较为出色,在该项指标上的数据已经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泰国、马来西亚、印度、沙特阿拉伯、伊朗、土耳其等国的顶尖大学在亚洲地区表现相对落后。【图3】
4.PP10%指标分析
该指标指的是被引用率最高的前10%的科研论文所占的比例, “高被引论文”反映了一所大学的科研创新能力,当今大学之间科研实力竞争的实质在于科研创新能力的竞争。从图4中可以看出,亚洲各国顶尖大学在该项指标整体表现较为落后,没有一所大学能够超越世界一流大学。中国、新加坡、以色列、韩国的顶尖大学在亚洲地区表现最为优异,在该指标上的数据已经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泰国、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顶尖大学在该项指标上的数据相对落后于亚洲其他国家。【图4】
(二)亚洲各国顶尖大学科研协作力比较分析
在科研协作力方面,荷兰莱顿大学排行榜同样给出了4个单项指标的排名,分别是PP(collab)指标 (与其他机构合作的论文比例)、PP(int col-lab)指标 (跨国之间合作的论文比例)、PP(uicollab)指 标 (与 企 业 合 作 的 论 文 比 例) 以 及MGCD指标 (与其他机构合作的平均地理距离)。
1.PP(collab)指标分析
该指标指的是一所大学与一个或多个组织机构合作撰写的科研论文占该大学所有科研论文的比例,它从整体上反映了大学的科研协作能力。从图5中可以看出,亚洲顶尖大学在该指标上整体表现优异。韩国顶尖大学在该项指标上的数据甚至已经超越世界顶尖大学。中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沙特阿拉伯的顶尖大学在该指标上的数据已经超越世界一流大学,且与世界顶尖大学的差距较小。新加坡、以色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国顶尖大学在该项指标上的数据已经接近世界一流大学。【图5】
2.PP(int collab)指标分析
该指标指的是一所大学同2个或2个以上国外机构合作撰写的科研论文占所有科研论文的比例,它反映了大学科研协作的国际化水平。从图6中可以看出,亚洲各国顶尖大学在该指标上整体表现不均衡,沙特阿拉伯顶尖大学在该项指标上的表现甚至明显超越了世界顶尖大学。新加坡、以色列、泰国、马来西亚的顶尖大学在该项指标上的数据已经接近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台湾地区、印度、伊朗、土耳其的顶尖大学在该项指标上的表现相对其他亚洲国家较为落后。【图6】
3.PP(ui collab)指标分析
该指标指的是一所大学同企业机构合作撰写的科研论文占所有科研论文的比例,它反映了大学科研的市场需求及前沿性。从图7中可以看出,亚洲各国顶尖大学在该指标上表现差异较大。总体上看,以日本和韩国顶尖大学在该指标上的表现最为突出,日本顶尖大学在该指标上的数据已经超越世界顶尖大学,韩国顶尖大学在该指标上的数据已经超越世界一流大学。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顶尖大学在该指标上的表现都远落后于世界一流大学。【图7】
4.MGCD指标分析
该指标指的是一所大学与其他机构科研合作的平均地理距离,它反映了大学的科研辐射范围。从图8中可以看出,亚洲各国顶尖大学在该项指标上表现不均衡。泰国顶尖大学表现最为突出,在该项指标上的数据已经超越世界一流大学,但距离世界顶尖大学还有一定差距。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的顶尖大学在该项指标上正在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印度、伊朗、土耳其在该项指标上的表现比较落后。【图8】
三、整体分析
在科研影响力方面,亚洲各国顶尖大学整体表现不佳,在4个单项指标中,亚洲没有一所顶尖大学能够超越世界顶尖大学在各个单项指标中的数据。中国和日本的顶尖大学在反应科研规模的P指标上超越了世界一流大学,在反映科研质量和科研创新能力的MCS、MNCS、PP10%等3个指标上,亚洲没有一所顶尖大学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高度,亚洲各国顶尖大学的优势主要集中在科研规模上,在科研质量以及科研创新能力方面,亚洲各国顶尖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尚有较大差距。
在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顶尖大学之间,科研影响力分布并不均衡。在P指标上,按照顶尖大学科研实力排名前5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在MCS指标上,排名前5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以色列、中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在MNCS指标上,排名前5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新加坡、中国、以色列、韩国、日本;在PP10%指标上,排名前5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中国、新加坡、以色列、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科研影响力较高的亚洲顶尖大学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西亚地区,且东亚地区优势明显。在东亚,中、日、韩三国的顶尖大学占有绝对优势,中国台湾地区的顶尖大学表现也较为出色。在东南亚和西亚表现突出的大学分别是新加坡和以色列的顶尖大学。中亚、南亚国家顶尖大学的科研影响力相对落后。如果按照科研影响力对亚洲各国的顶尖大学进行分层,中国、日本、以色列、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的顶尖大学处于第1集团,泰国、马来西亚、印度、沙特阿拉伯、伊朗、土耳其等国的顶尖大学处于第2集团。
在科研影响力的3个单项指标中,中国顶尖大学只有在反映科研规模的P指标上超越了世界一流大学,在反映科研质量和创新力的其余3项指标上,中国顶尖大学均未有1所能够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衡量大学科研影响力的关键指标在于科研质量和创新力,科研数量的增长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科研质量的提高。当然,提高大学的科研影响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顶尖大学须立足科研创新,唯有如此才能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与亚洲其他国家顶尖大学的科研影响力相比,中国顶尖大学表现比较出色,在4个单项指标中均位列前3名,在PP10%指标上位居第1名,中国顶尖大学的科研影响力要想赶超世界一流大学,必须首先在亚洲地区争创顶尖。此外,由于近些年来得到政府 “迈向顶尖大学”政策的大力支持,中国台湾地区顶尖大学的科研影响力明显提高,成为亚洲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P和PP10%2项指标上均位列前5。
在科研协作力方面,亚洲各国顶尖大学整体表现比较出色。在4个单项指标中,韩国、沙特阿拉伯、日本顶尖大学分别在PP(collab)、PP(intcollab)、PP(ui collab)指标上甚至超越了世界顶尖大学,中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沙特阿拉伯的顶尖大学在PP(collab)指标上超越了世界一流大学,韩国顶尖大学在PP(ui collab)指标上已经超越世界一流大学,泰国顶尖大学在MGCD指标上已经超越世界一流大学。但不难看出,亚洲顶尖大学的优势主要集中在PP(collab)指标上,该指标只是从整体上反映了大学的科研协作能力,但并未反映出大学科研协作范围、层次以及质量的高低,在其余3项单项指标中,除了个别亚洲国家顶尖大学表现突出之外,亚洲国家顶尖大学整体表现较为落后,科研协作能力均较低,科研辐射范围小。亚洲各国顶尖大学要想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必须提高与国际以及企业间的科研协作能力,努力扩大自身的科研辐射范围。
在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顶尖大学之间,科研协作力分布相对比较均衡。在PP(collab)指标上,按照顶尖大学科研实力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日本、中国、沙特阿拉伯;在PP(int collab)指标上,排名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在PP(ui collab)指标上,排名前5位的国家依次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以色列、新加坡;在MGCD指标上,排名前5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泰国、沙特阿拉伯、新加坡、以色列、中国。亚洲国家顶尖大学在4个单项指标中各有所长。科研协作力较高的亚洲顶尖大学分布也相对均衡,在东亚、西亚、南亚、东南亚都有分布,东亚地区优势不再明显,在东亚,主要是中、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顶尖大学;在西亚是以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顶尖大学为主导,其中,沙特阿拉伯的顶尖大学异军突起,在3项指标中均位列前5,在反映跨国之间科研协作力的PP(int collab)指标上排名第一,伊朗、土耳其等国顶尖大学的表现比较靠后;在东南亚,依旧是以新加坡顶尖大学为主导,此外马来西亚顶尖大学在PP(collab)指标上表现不俗,在亚洲地区位列第五;南亚地区的泰国顶尖大学PP(int collab)指标以及MGCD指标上表现不错,并且在反映科研辐射范围的MGCD指标上在亚洲地区位列第一,印度顶尖大学在科研协作力上相对落后。
在反映科研协作力的4个单项指标中,中国顶尖大学只有在反映科研协作规模的PP(collab)指标上达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高度,在反映与国际间、企业间的科研协作力以及科研辐射范围的3项指标上,中国顶尖大学均未有一所能够达到世界一流大学在该指标上的数据,中国顶尖大学的科研协作力距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不小差距。大学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也不是与世隔绝的 “象牙塔”,高等教育的开放性决定了大学须在立足本国、本校的基础上积极展开与国际间以及企业间的科研协作,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新思想的萌发。与亚洲其他国家顶尖大学的科研协作力相比,中国大学表现相对落后,在4项指标中均 未进入 前3,仅 在PP(collab)指标和MGCD指标上位列前5,中国顶尖大学的科研协作力在亚洲地区成为顶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中国顶尖大学可以借鉴泰国、沙特阿拉伯等国在建设世界顶尖大学过程中的经验。与中国大陆地区相比,中国台湾地区顶尖大学的科研协作力在亚洲地区表现较为出色,在PP(collab)以及PP(ui collab)指标上均位列前3。
四、提高我国大学科研影响力与科研协作力的对策与建议
(一)立足科研创新,提高科研可持续发展能力
“创新力既是大学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因素,也是实现大学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②。在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层面,大学的科研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一方面大学需要充足的科研经费,应提高大学科研创新力纳入国家战略发展体系,进一步提高大学科研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大学之间合理分配科研经费;另一方面又要转变政府职能,树立 “服务型政府”概念,充分尊重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给予大学应当享有的自治与自由,为学者营造宽松的科研创新的环境。从大学自身来讲,首先要转变观念,特别是在国家重点建设的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树立科研至上的观念,重视科研的质量和水平,以科研创新带动大学的其他两项职能,即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其次要深化改革科研管理和评估体制,我国大学多以科研论文或专着的数量来作为衡量大学教师晋升、职称评定等的直接依据,大学教师为完成规定的数量任务而疲于奔命,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大学科研成果的创新力不足,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从荷兰莱顿大学排行中可以看出,我国部分大学的科研产量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差距在于科研创新,所以我国大学在科研评估的重点须放在科研创新指标上。
(二)提高大学的开放性,加强跨国界之间的科研协作
开放性是大学的应有之意,大学产生于中世纪,中世纪大学开放性程度很高。大学没有国界之分,知识没有地域之别,教师和学生来自欧洲各地,不受种族、民族、国籍、地域的限制,教学语言使用统一的拉丁语。 “如当时的萨莱诺大学被称为 ‘希腊、罗马、阿拉伯和犹太文化的聚集所’,巴黎大 学 则 被 称 为 ‘世 界 大 学’”③。阿 什 比 说:“美国对高等教育所作的最大贡献在于拆除了校园的围墙。威斯康星大学的着名校训是,大学的疆界就是国家的疆界。”④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在交流中思想、观点不断碰撞,有利于开展科研创新活动。
国际化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首要特征,但凡世界一流大学无一不具有国际性。我国大学起步晚,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背景下,必须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但借鉴并不等于盲从,而是要在提高自身科研创新力能力基础上的学习,否则会在高等教育国际竞争中丧失话语权,处于边缘地位,甚至被世界一流大学 “殖民”。提高我国大学跨国界之间的科研协作力可以从以下3方面做起:一是加强科研人才的跨国界交流,如派遣留学生或访问学者;二是充分利用国际交流平台,如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会议;三是就某一世界性前沿问题开展跨国界之间的科研协作。
(三)加强与企业科研合作力度,提高合作质量
大学与企业是文化截然不同的两种组织,大学素来以 “为知识而知识”自居,相反,企业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最大化,两种组织之间有天然的差异性。“伴随着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知识经济的兴起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学与企业两个一向 ‘泾渭分明’的社会机构之间却开始发生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彼此间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甚至相互融合”⑤。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是一种双赢模式,一方面可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提升大学的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提升我国大学与企业之间的科研合作力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做起:首先要从转变观念着手,就大学而言,不能仅仅 “为科研而科研”,大学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将科研融入社会,带动社会发展。就企业而言,须重视与大学之间的科研合作,开展全方位的产学研合作,不断提高科研合作的层次和质量。其次,须加强制度保障,由于大学与企业之间存在天然的排斥性,所以在合作中难免会产生冲突,这就需要发挥政府这个 “有形之手”的力量来化解二者之间的矛盾,政府的调节并不是直接的行政干预,而是提供制度保障,根据市场导向,不断解放大学的科研自主权,优先支持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为我国大学与企业之间的科研合作营造良好的环境。最后,大学应与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大学与企业之间的科研合作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以一所或若干所研究型大学为中心,在其周围建立若干所企业,实现科研成果的迅速转化,如美国的 “硅谷”模式、日本的筑波城、剑桥的科技走廊等;二是以企业为中心,在企业内部建立研发中心,有目的、有计划地聘请大学科研人员做科技研发;三是大学与企业合作共建科技联盟。 “建立技术联盟是近两年我国政府积极倡导的一种合作模式,它可以集结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技术力量,追赶世界前沿技术,形成核心技术优势,推动技术整体升级换代,进而全面提升企业的竞争实力,这是一种深化的合作组织形式”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