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扎尔德、汤普森等为主要代表人物提出了资源依附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组织本身在市场框架下的自由度问题，基本假设是：没有一个组织在市场中是完全自给而自由的，所有的组织都与环境进行交换，并由此获得生存。在和环境的交换中，环境给组织提供关键性的资源，没有这样的资源，组织就不能运行，因此，对资源的需求构成了组织对外部的依赖。资源的稀缺性和重要性决定了组织对环境的依赖程度，从而也决定了组织在环境（市场）中的自由度。资源依附理论非常关注那些关键的供给者、购买者、规则制定者及竞争者等这些互为依赖的组织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这些组织行动者或者彼此竞争直接只剩最后一个、或长期合作者之间的关系，这些组织行动者或者彼此竞争直到只剩最后一个、或者长期合作、或策略性联合、或合并，无论是那一种情况，对于视焦组织的行动自由都产生影响。资源依附理论分析的起点是确定视焦组织的需要和可以满足需要的来源。方法是首先确定资源的关键性，特别是针对组织的稀缺性；接着寻求关键性资源的获得途径，比如建立多渠道的资源依附途径。资源依附理论认为为组织与市场中其他组织实体的关系或互动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当其与其他组织实体主动互动时，组织通过参与，考察环境，进而发现机会和威胁，并由此趋利避害，同时组织是有能力与市场中的其他实体进行交换，并有能力做出各种反应的，这可以表现在管理人员对环境和组织的管理。资源依附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让人么看到了组织在市场中的自由度：组织的自由是有限的，它的生存需要依靠采用各种战略来改变自己、选择环境和适应环境。资源依附理论也适用于对农民工人参加社会保险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农民工人对经济资源（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掌控情况。
一、物质资源（Material Resources）是实现农民工人社会保险愿望的基础
物质资源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用以依托的客观存在物，也就是能够满足个人的基本吃、喝、住、穿、行及医等需要。在市场经济中，按照现行的分配体制，农民工人的物质来源主要为作为劳动报酬的货币支付—工资，而在农村，农民具有直接的物质生产资料，所以基本生活能够获得保障。他们主要通过劳动报酬、亲友帮助、过去储蓄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农民工人因特殊的用工形式，及各种原因收入微薄，收入来源渠道单一，以及收入的间断性，不足以抵抗各种社会风险，而且拖欠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再加上城市的过高消费，很难保证在满足基本生活的需求下略有结余，用于精神消费。
马克思指出，供给者之间的竞争和需求者之间的竞争构成购买者和出卖者之间斗争的必然要素，而交换价值就是这个斗争的产物。
外出务工是进城务工农民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2006 年国家统计局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的专项调查表明：农民工平均月收入 966 元，根据这项调查，目前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求职主要靠亲朋好友介绍，比例占到约 55%；自荐到用工单位工作的占 10.51％；此外是通过广告、包工头和老板招募以及劳务市场实现自主就业。在城里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 6.29 天，平均每天工作 8.93 小时。本次调查数据表明，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 966 元，一半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 800 元以下，其中月收入在 500 元以下的占19.67%，月收入在 500 元 ~800 元的占了被调查的农民工总数的 33.68%，只有一成的农民工的月收入超过了 1 500 元。
当年北京职工年平均工资 40 117 元，上海 41 188 元，广州只有 36 770元。据 2009 年数据资料统计，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有 1 000 元左右。由此可见，农民工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城市人口以令人难以相信的速度增长起来，而且增加的差不多全是工人阶级。农民工是支撑中国制造的主力军。
农民工流动的后果之一是大量原国有企业职工失业和待岗，而农民工则处于无任何保障的弱势状态，虽然农民工人可以获得微薄的收入，但是在很多私企或个体户，由于“包干”等形式的出现，拖欠农民工人的工资已成为社会问题，这严重地损害和侵犯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和应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因此，农民工人较低的收入很难支付缴费标准较高的各种社会保险，同时，面对新的职业风险和社会风险，他们对参加社会保障的诉求也日益加强，因而，物质资源成为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最大障碍。
二、信息资源（Information Resources）是农民工人参加社会保险的前提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对各种劳动力市场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很不完备，信息的分布也不均匀，即存在供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实的劳动力市场与假设的劳动力市场、与其他类型的市场间有着很大的差距，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关工资、工作条件、工作机会等信息透明度较低，为获得这些信息，求职者必须依时间序列走访各单位，即进行有关工作的寻找过程。斯蒂格勒认为信息是一种稀缺商品，其获得需要花费时间、努力和金钱。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信息对于劳动力的匹配非常重要，而这些信息的获得同样需要成本。
因此理性的求职者在工作寻找过程中会遵循“适可而止”的工作寻找原则，寻求的是满意或次优职业，而不是最优职业。信息资源与农民工群体参加社会保险主要表现在获得信息资源的渠道、内容和已获得信息资源的质量三方面：
首先，报纸、广播和亲戚、朋友及非正式组织等是农民工人获得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报纸虽然成本低，但由于具有广告和商业性质，缺乏一定的可靠性，受工作性质限制，农民工人没有更多的时间收听广播，同时，现代农民工人流动性很大，除了城乡之间，更多的处于跨地域流动，这样，与亲戚、朋友之间见面机会很少，很难获得及时有效地信息，通过非正式组织传递的信息具有模糊性，造成信息的滞后和失真，所以即使得到信息其产生的作用不是很大，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成为传播信息的主要渠道，但是农民工人综合素质低，很多人不会使用电脑，即使会，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为获得好的报酬和待遇较高的职位而花费更高的成本。
其次，受获得信息渠道的限制，农民工人得到相关信息的内容并不全面，如国家现行社会保障政策（如社会保险项目、保障对象、缴费及待遇标准等），就业政策（如聘用制度、劳动纠纷制度及就业培训制度等）及相关法律（社会保险法）的出台等，根据笔者之间的调查，如城市低保制度，很多农民工人并不知道或者只了解部分政策，从根本上限制了其对社会保险项目的选择和对自我权益的保护。
最后，农民工人获得信息的质量并不高，尤其从亲戚朋友那里得到的大多数是筛选后的信息，缺乏有效性和及时性，并不能产生多大的作用，甚至为核对信息的真实性，农民工人可能花去大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三、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s）是农民工人参加社会保险的条件
人力资源指在一定时期内组织中的人所拥有的能够被企业所用，且对价值创造起贡献作用的教育、能力、技能、经验和体力的总称。其本质是人所具有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可以统称为劳动能力，具有一定的时效性、能动性、两重性等特点。对劳动者个人来说，个人所具备人力资源，如受教育的情况、综合素质的高低、专业技能的熟练、工作经验及身体素质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其是否能够进入某些特殊行业，是否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是否能够获得更完善的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是顺利地实现跨地区、跨行业的流动，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2010 年 1 月 6 日，全球消除贫困联盟（GCAP）在北京发布《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再就业及创业扶持政策调研报告》。
调研发现，接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农民工群体在中国已经出现且开始占据一定比例，这意味着农民工群体的整体素质有上升趋势。2009 年下半年，全球消除贫困联盟联合中国 14 家合作伙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开展了中国农村外出务工者生存、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等方面的调查。此次调查共有北京、广西、安徽、四川、甘肃和湖北等地 2 600 多名农民工参加，其中男性占 51.3％，女性占 48.7％。受访农民工当中，20~29 岁的占 30.4％，30~39 岁的占 32.2％，平均年龄 33.4岁。其中，初中文化的农民工占 49.1％，小学文化和高中文化的分别占 22％和 13.7％。值得关注的是，接受过中专（技校 /职高）和大专教育的已经分别占到 6.7％和 3.2％。男性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平均收入约为 1 400 元左右，没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为近 1 200 元，女性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为 1 000元左右，没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为 900 多元。报告认为虽然职业资格证书在收入上能够帮助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收入，提高幅度却不明显。就拿农民工人所从事行业的性质来说，大多需要体力较好，专业技能较强的劳动力，但这些行业的风险也很大，获得职业病和伤残的概率较大，所以，参加社会保险就成为个人减少后顾之忧的最佳选择，而对于企业来讲，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采取相应的劳动保护措施和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做好工伤事故预防，同时，在发生风险时，借助社会力量分散，降低企业赔偿负担，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成本支出，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提高了其工作的积极性和热情，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
虽然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不断增加、工资调节机制的建立以及社会资源的整合，更多的居民能够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城市农民工人所掌握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无论从种类还是数量上来说都不足以支持其在所从事的岗位获得与城镇居民享有同样的保障或福利待遇。因此，我们应该丰富农民工人的物质资源，开拓更多的信息资源和渠道，进行更过的人力资本投资，来加强农民工人对经济资源的掌控和配置，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增加幸福指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