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目的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居民吸烟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完善控烟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筛选出123 792个有效成人样本，运用Logi回归模型进行吸烟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我国居民吸烟率为29.54%。控制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变量后，社会互惠(OR=1.14,P<0.001)、社会公平认同(OR=1.25,P<0.001)和社会参与(OR=1.14,P<0.001)对居民吸烟行为产生显着正向影响，社会网络(OR=0.84,P<0.010)能抑制吸烟行为发生。结论 提高社会公平认同感、参与社会网络，有助于改善我国关系型社会背景下吸烟率居高不下的现状，应将社会资本因素纳入控烟政策考量，使得控烟政策更具针对性。
关键词 : 社会资本;居民;吸烟;
Abstract： Obj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smoking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tobacco control policy.Methods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data were used to screen 123 792 valid adult samples, and Logi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moking behavior.Results The smoking rate of Chinese residents was 29.54%.After controlling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variables, socioeconomic status variables, and health status variables, social reciprocity(OR=1.14,P<0.001),social fair identification(OR=1.25,P<0.001),and social participation(OR=1.14,P<0.001)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residents' smoking behavior, while social networks(OR=0.84,P<0.010)could inhibit the occurrence of smoking behavior.Conclusion Improving social equity an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networks help to improv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 smoking rates in China's relational society.Social capital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to the tobacco control policy to make it more targeted.
Keyword： Social capital; Residents; Smoking;
截至2018年，我国现有吸烟人数超过3.6亿[1],每年因吸烟相关疾病所致死亡人数超过100万，如对吸烟流行状况不加控制，至2050年每年死亡人数将突破300万[2]。虽然我国已陆续出台控烟政策，但有报道指出人群吸烟水平仅有微弱下降[3]。作为传统的关系型社会，我国鲜有学者将社会背景与吸烟行为相结合，而社会关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体现[4],会对吸烟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为建立、维持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拥有更高社会资本的个体更倾向于吸烟。国外学者早在2003年就开始对社会资本与吸烟进行研究[5,6,7,8],且提出MPOWER(M:监测烟草使用与预防政策，P:保护人们不接触烟草烟雾，O:提供戒烟帮助，W:警示烟草危害，E:执行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规定，R:提高烟草税)系列控烟政策[9]。因此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社会资本角度入手，探究我国居民在关系型社会背景下吸烟行为的影响因素，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控烟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和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等机构发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该调查覆盖了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105个县(区)和416个行政村居，从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面反映我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CFPS为两年一期的跟踪调查数据，问卷中对样本个体的社会资本状况、吸烟行为、健康状况均有详细的调查，因此，本文选用CFPS 2016成人问卷进行分析，将含有缺失值的样本删去，最终获得123 792个有效成人样本。
1.2、 变量选取与赋值
本文采用吸烟与否作为因变量(是=1、否=0),自变量分为社会资本因素、社会经济状况因素和健康状况因素。
采用社会信任、社会互惠、社会公平认同、社会网络和社会参与对社会资本进行衡量。选取成人问卷中“请您对邻居的信任程度打分”来反映社会信任，分值为0～10分，并表示信任程度由低到高；社会互惠侧重从个体利益层面刻画个体获得社会支持的力度或概率[10],选取“如果您需要邻居帮助，您觉得会有人帮忙吗?”来测量(一定没有=1、可能没有=2、说不准=3、可能有=4、一定有=5);社会公平认同是成年人压力的来源之一，社会压力是导致吸烟行为的原因之一。选取“过去12个月中，您是否(亲身经历)因贫富差距而受到不公正对待?”来测量(是=1、否=0);将“是否是共产党员”作为社会网络的测量指标(是=1、否=0);选择家庭礼金支出作为衡量社会参与的标准，取自然对数。
社会经济状况指标由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别指标来衡量：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1、大专=2、大学本科=3、硕士及以上=4)、职业类别(无工作=0、农业打工=1、非农散工=2、自家农业生产经营=3、受雇=4、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其他自雇=5)、工作总体满意度(非常不满意=1、不太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健康状况作为吸烟的重要影响因素，采用自感健康状况(不健康=1、一般=2、比较健康=3、很健康=4、非常健康=5)、健康变化情况(更差=1、没有变化=3、更好=5)、病伤程度(更差=1、没有变化=3、更好=5)、是否有慢性病(是=1、否=0)、锻炼次数以及心理状态来表示。其中心理状态采用CESD量表进行测量，使用百分位数等化方法生成分值。同时，纳入以下人口学特征变量作为协变量：性别(男性=1、女性=0)、年龄、居住地(城镇=1、农村=0)、BMI体质量指数(偏瘦=1、正常=2、偏胖=3、肥胖=4、重度肥胖=5)、婚姻状况(未婚=1、已婚/同居=2、离婚/丧偶=3)来描述。
1.3、 统计分析方法
运用Stata 15.1软件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单因素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Logit(P|yi=1)=α1+β1x1+?+βixi+γi+εi,
其中，i表示居民个人，yi为吸烟与否(0,1虚拟变量),xi为吸烟行为的影响因素，βi为对因变量系数，α1为常数项，γi为不可观测的影响因素，εi为残差项。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人口学特征
123 792名调查对象的平均年龄为46.70岁，其中吸烟居民为35 335人，占比29.54%;男性吸烟者为33 723人，占比95.44%;女性吸烟者1 612人，占比4.56%。由此看出吸烟行为的性别差异较大。见表1。
2.2、 吸烟行为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吸烟行为在社会人口学因素、社会经济状况因素、健康状况因素、社会资本因素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社会资本视角下居民吸烟行为多因素分析
以吸烟与否作为因变量，以社会资本、社会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和人口学特征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社会资本对居民吸烟行为的影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来说，社会互惠程度高的人群吸烟行为发生比是社会互惠程度较低人群的1.14倍，认为社会存在不公的人群吸烟行为发生比是正常人群的1.25倍；以党员作为社会网络的变量衡量社会资本，显着降低了吸烟行为发生的概率。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身处社会网络中的人群吸烟行为的发生比降低了16%,社会参与程度越高的个人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也相应产生更大概率的吸烟行为。见表3。
表1 调查对象一般人口学特征 例(构成比/%)
表2 我国居民吸烟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状况、健康状况作为控制变量，也对居民吸烟行为起到了显着影响。男性吸烟的发生比是女性的46.48倍；BMI指数越高吸烟概率越小；与未婚人群相比，已婚/同居者更倾向于吸烟，是未婚人群的1.23倍，而离婚/丧偶人群吸烟行为发生比是未婚人群的1.63倍。社会经济状况方面，在控制其他变量条件下，与高中及以下文化水平人群相比，大学本科人群的吸烟行为发生比下降41%,硕士及以上人群吸烟行为发生比下降76%;职业地位越高，吸烟行为越少；健康状况因素方面，心理状况、自感健康状况以及健康变化情况越好的人越倾向于吸烟，即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乐观程度越高；与健康人群相比，患有慢性病的人群吸烟行为发生比下降40%,而锻炼频率越高的人吸烟行为发生的概率越低。
表3 社会资本视角下居民吸烟行为影响因素研究Logit回归分析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CFPS 2016年调查数据，结果表明，我国居民吸烟率为29.54%,高于2015年全国成人烟草调查报道的结果(27.70%)[11];其中，男性吸烟率为55.05%,与2015年相比有所增长(52.10%);女性吸烟率为2.58%,与2015年相比有所下降(2.70%)。但与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控烟目标“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下降至20%”仍有较大差距。
3.1、 社会资本与吸烟行为显着相关
社会资本被认为是健康的一个重要社会决定因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社会资本受到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领域的广泛关注[12]。大量研究表明，社会资本与健康行为和健康结果息息相关，包括吸烟、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等[13],国外学者早在2003年就开始对社会资本与吸烟进行研究，并提出控制烟草流行的MPOWER综合战略[9],但不同维度测量下的社会资本对吸烟行为的影响尚不一致。DeClercq等[14]在对佛兰德斯的社区调研时发现社会信任和社会参与与经常性吸烟呈负相关，这与Patterson等[15]和Afifi等[16]的研究结果相同；然而，从社会网络的角度衡量社会资本时，以往学者得出社会资本对吸烟行为有促进作用的结论[17]。本研究表明，以社会互惠、社会公平认同和社会参与衡量的社会资本对吸烟行为有促进作用，而以社会网络衡量的社会资本会抑制吸烟行为的发生。
3.2、 社会资本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居民吸烟行为
本研究发现，社会互惠促进吸烟行为的产生，社会互惠程度高的人群吸烟行为发生率是社会互惠程度较低人群的1.14倍，这与我国国情相符，如在请邻居帮忙时会产生“递烟文化”,人们会用香烟来表示感谢；经常感叹社会不公的人群吸烟的可能性越大，他们可能会通过吸烟来排解内心的不公平感。王江蓉和张拓红[18]在对社会公平认同与健康的关系进行分析时也得出相似结论；社会参与程度越高的个人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也相应产生更大概率的吸烟行为。然而，在当今健康为主的社会环境下，身处社会网络中的人也可能会以共同寻求健康的方式进行社交，例如以喝茶代替饮酒，组织成员之间也会相互影响减少不健康行为的发生，降低吸烟的概率。
3.3、 健康意识与吸烟行为息息相关
本研究发现，健康意识与吸烟行为呈负相关关系。学历或职业地位越高的人群越能意识到吸烟行为带给身体的危害，会有意识地减少吸烟的概率；慢性病患者以及进行体育锻炼等实行自我健康管理的人群，同样也会减少吸烟的概率来提高自身健康状况。但与之相反，心理状况、自感健康状况以及健康变化情况越好的人越倾向于吸烟，即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乐观程度越高，吸烟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4 、对策及建议
为改善我国关系型社会背景下吸烟率居高不下的现状，应当将社会资本因素纳入控烟政策进行考量，使得控烟政策更具针对性。为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4.1、 营造和谐社会环境，提高社会公平认同感
各级政府可利用官方公众号报道社会正能量事件，打击散布谣言、损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的行为，对居民反映社会不良风气的情况进行查证，及时处理，展现当下安全互信、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加强对吸烟人群的心理疏导，提高我国居民的社会公平认同感，缓解社会矛盾，降低居民的吸烟概率。
4.2 、发挥团体成员在群体控烟中的作用，提高社会支持力度
在进行组织活动时，团体成员之间应当相互影响，有意识地互相提醒，鼓励领导干部、医务人员和教师发挥控烟引领作用，降低吸烟的概率。以往研究指出，低文化程度、低健康意识和缺乏社会支持的居民，更容易出现吸烟行为[19]。目前我国现有控烟条例仅对卫生计生机构的职工提供专业戒烟帮助[20],应加大范围，以居委会或村委会作为基层组织单位，有意识地关注吸烟人群，并提供专业戒烟干预以及更多社会支持，如社区戒烟门诊、健康教育讲座等，最终降低居民吸烟率。
4.3、 发挥新媒体在控烟宣传中的作用，提高居民健康意识
在当下新媒体高速发展的时代，可以通过多角度的宣传教育模式，如新媒体短视频等弱化我国现有的“递烟文化”,倡导以健康的方式进行社交。各级政府可以以提供奖励的方式征集戒烟、控烟等主题的短视频宣传教育材料，在易发生吸烟行为的场所进行滚动播放，以提高居民减少吸烟行为的意识。除此之外，可以通过微博、公众号等平台定期推送健康科普知识，促使居民加强体育锻炼，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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